桓範字元則，沛國龍亢人，三國時期曹魏大臣。他不僅通曉政略，同時還精擅文學、繪畫。此人雖然心思敏銳，聰明絕頂，號稱“智囊”，然而歷來的影視作品均對其一筆帶過、着墨不深。本書對他的論述分爲三個部分。
其一，獨具慧眼，勸友見妻。
三國時，魏國首都公安廳的阮廳長有個女兒，相貌非常醜陋。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醜女嫁給了許允。舉行婚禮之後，新郎死活不進洞房，並放話說：“你那個女兒長得跟潑了稀硫酸一樣，我寧可撞死也不進去!”家人爲此十分擔心。恰巧阮家的世交桓範前來賀喜，阮廳長高興地說：“大家都不必發愁，桓範一定能勸許允進來。”
許允見了桓範，氣就不打一處來，怒道：“我要退貨!這是欺騙消費者!”
桓範笑着說：“你先別退貨，冷靜一點!阮家是世代守禮之家，既然把醜女嫁給你，肯定是有用意的，你應該進去看一看。”於是耐心的給他講述“醜妻近地家中寶”的訓誡。
的確，醜女有醜女的好處，子曰：“賢賢易色。”又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古代有三大丑女：第一位叫嫫母，是黃帝的妃子，醜得可以嚇退鬼怪，卻擅長織布，而且組織才能出衆，是黃帝的賢內助。第二位叫鍾離春，是戰國時期齊國無鹽人，德才兼備卻容顏醜陋，四十歲還沒嫁出去。時值齊國朝綱不振，政治腐敗，鍾離春冒死請見齊王，陳述治理國家的方法。齊宣王大爲感動，把她立爲王后，看成自己的一面寶鏡。第三位是東漢時的孟光，長得又黑又醜，卻非賢士梁鴻不嫁。兩人結婚後隱居山中，以耕織爲業，以詩琴自娛，爲後世留下“舉案齊眉”的佳話。
這些貌醜才優的女子，比許多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的美女更令人矚目。
許允再三考慮，覺得桓範所言不無道理，於是硬着頭皮回到洞房，可是一看夫人那副尊容，又嚇得要往外跑。新娘知道他這一去再也不會回來，死拉着不讓他走。許允很不客氣地問：“妻子應該有四種美德，你有幾德?”新娘說：“在品德、辭令、容貌、女工四樣當中，我所缺少的只是容貌。不過，士人應該有百種品行，你有幾行?”許允說：“我都有。”新娘說：“百種品行，以德爲首，你重色不重德，還好意思說‘都有’?”許允被她問得啞口無言，覺得這新娘很不簡單，只能強抑不滿，自我安慰道：“我吐啊吐啊就習慣了!”
後來，許允擔任組織部幹部調配局局長，他所提拔的人都是同鄉，最後被人檢舉揭發。魏明帝懷疑他營私舞弊，要對他誡勉談話。他的妻子光着腳追出來，提醒他說：“皇上聖明，可以用道理說服，不能用感情打動。”許允被帶到朝堂之後，曹叡罵道：“朕身爲天子，都不敢任人唯親，你何德何能，竟敢拉幫結派?”許允說：“聖人曰：‘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子，可謂公矣。’我推舉自己的鄉黨，是因爲他們勤勉務實、才堪大用，不是爲了拓展自己的小圈子。請陛下考察一下，看他們是否稱職。如果不稱職，我甘願領罪。”明帝經過考察，發現他選任的人都很稱職，不但沒治罪，還升了他的官。
許允當初被抓走時，全家老少嚇得大哭。阮氏平靜地說：“大家不用擔心，用不了多久就會回來。”於是一邊煮着八寶粥，一邊若無其事的等着。過了一會兒，許允果然回來了。
許允後來捲入夏侯玄謀殺司馬師的事件，朝廷上要對他處以極刑。僕人慌里慌張跑回家告訴許妻。許妻正在機上織布，神色不變地說：“跟司馬家族那羣虎狼之徒鬥爭，卻不講求策略，反而想要效仿專諸、荊軻的行爲。如今謀事不密，喪身殞命是理所應當的。”門生說：“恐怕要來抓你們的兒子，趕緊把他們藏起來吧!”許妻說：“這不關兒子的事。”
許允死後，許妻搬到他的墓旁居住。司馬師不放心，假意派鍾會去看，如果許允的兒子像父親一樣有才幹，也加以誅滅，以絕後患。兒子問母親該如何應對，母親說：“你們幾個雖然不錯，但才幹不多，心裏想什麼就說什麼，不會有事的。也不必表現得過於悲傷，鍾會不哭了，你們也就別哭了。還有，少打聽朝廷裏的事。”兒子們按照母親說的做，鍾會認爲他們平平無奇，於是據實回報司馬師。鍾會以善於看人著稱，司馬師相信他的判斷，不再追究。
許允在九泉之下應該慶幸桓範讓他娶了一位了不起的妻子，否則也許會落個斷子絕孫的下場。
其二，剛正守職，屢有進諫。
正始年間，桓範被任命爲大司農，以清廉節儉見稱。當時曹爽專橫跋扈，獨攬朝政，史載其“並掌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不惟如此，還縱容手下敲詐勒索、盜取公帑。譬如其心腹何晏，曾強行將洛陽、野王兩地的數百頃桑田和湯沐地霸佔，作爲自己的產業，還不滿足，又變本加厲的向其他州郡索取，官員都不敢抗逆。而一些開罪了何晏的大臣，像盧毓、傅嘏等都因小事而被免官。朝堂上的司法官員爲了迎合曹爽一黨，以求晉升，不惜給其他諍臣羅織子虛烏有的罪名，冤案迭生。
桓範有感於此，作《辯能》以諷喻時弊，其文略曰：“夫商、韓之徒，貴尚譎詐，務行苛刻。廢禮義之教，任刑名之數，不師古，始敗俗傷化。此則伊尹、周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國強兵，守法持術，有可取焉。逮至漢興，有寧成、郅都之輩，仿商、韓之治，專以殺伐殘暴爲能，順人主之意，希旨而行，安時趨利，敢行禍敗，此又商、韓之罪人也。然其抑強族，撫孤弱，清己禁奸，背私立公，尚有政焉。至於晚代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趨人間之事，決煩理務，臨時苟辯，使官無譴負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復是商、韓、寧、郅之罪人也。”
大意是，商鞅、申不害、韓非子這些人，看重人的狡詐智謀，因而推行法制特別苛刻。廢除禮義的教化，用刑名律法統治天下，不師法古人的仁政，致使羣衆只求能免於犯罪受罰，卻沒有廉恥之心。因此，他們相對於伊尹、周公來說，則是罪人。然而他們在“富國強兵”、“信守法度”、“賞罰公正”、“不避權貴”等等方面還是可取的。
到了漢朝，又有寧成、郅都之類的酷吏，假裝模仿商鞅、韓非的樣子，實則根本沒有秉承法家的精髓，他們專門以殘暴的殺戮、懲罰爲能事，迎合爲政者的旨意，趨炎附勢，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肆無忌憚地幹盡了敗壞朝綱、禍害百姓的事情。因此，他們相對於商鞅、韓非來說，則又是罪人了。然而這些酷吏在“抑制豪強”、“懲奸除惡”、“儆戒百官”等等方面，還是有可取之處……
這番懇切之議最終石沉大海。
桓範又對曹爽、曹羲兄弟屢次一起出遊的事情加以勸諫：“你們兄弟總攬大權，掌管禁兵，不宜一起出城。萬一有人關閉城門，你們誰又能進城呢?”曹爽不以爲意道：“誰敢做這種事?!”於是把他的話當成耳邊風。
正始十年，太傅司馬懿趁曹爽兄弟隨曹芳拜謁高平陵發動政變，關閉洛陽城門。當時，大司農桓範帶着大司農印尋找曹爽，並進言說：“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意在讓他們效法當年魏武帝“奉天子以令不臣，蓄士馬以討不庭”的做法，先把聖上移到許都，以待勤王之師。屆時，只要曹氏兄弟能憑險據守三個月，那些有心對中原瓜分豆剖的勢力就會紛杳而至，趁機渾水摸魚，司馬家族斷難稱心如意、獨成其大!
司馬懿聞聽後，果然擔心曹爽真的奔赴許都，然後矯詔亂命，召集朋黨或者境外蠻族來對抗自己。倘若到了那一步，吳、蜀兩國的鷹派勢力也難免乘釁而起，局面會更加複雜。
蔣濟卻斷定曹爽貪戀妻小，肯定不會採納桓範之計。
後來，正如蔣濟所料，曹爽決心要罷官投降，以爲順從地交出權力還可以繼續富裕奢華的侯爵生活，保存家族。桓範見此大哭着說：“曹真一世英雄，卻生出你們兩個蠢豬笨牛。我真是瞎了眼，竟然忠心耿耿的爲你們籌謀劃策，看來今天難免身死族滅的下場了!”
其三，獲罪遭戮，宏著未成。
世間的善惡，是不容易瞭解的。即便是聰慧之人，也難以在第一時間看出端倪。有道是“聞惡不可就惡，恐爲讒夫泄怒;聞善不可即親，恐引奸人進身。”我們察人斷事切忌“先入爲主”，否則必然深受其害。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漢哀帝劉欣有賢臣輔佐，可還是差點被道貌岸然的息夫躬(人物名)欺騙;楚懷王熊槐早年有兼聽之明，照樣被外表謙遜和順的靳尚所誆。相反，陸遜因爲不遵常理而讓衆將覺得“難當大任”，左思因爲笨嘴拙舌而令時人嘲諷譏笑。
桓範撰寫的《世要論》，對歷史上不同類型的官員進行了評價，將他們的性格特點和處事法則展露無遺，何爲“正”，何爲“邪”，皆清晰可辨。或爲師從楷模，或爲摒棄典型，後來者自可參照。
《世要論》所言‘七恕’：
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樸呆而辭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
臣有犯難以爲上，離謗以爲國，可不恕以忠乎?
臣有守正以逆衆意，執法而違私慾，可不恕之以公乎?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禍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從仄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以難乎?
臣有孤特而執節，介立而見毀，可不恕之以勁乎?
此七恕者，皆所以進善也。
意思是，有的官員不善言辭，但是頭腦聰慧敏銳，說起話來雖然盡是些刺耳之言，卻能把交代的事情辦成。對這樣的官吏，能不體察到他的心直口訥，並加以寬容嗎?
有的官員外表呆板，不修邊幅，說起話來也是前言不搭後語，可這種人雖然看上去生性疏闊，內心卻藏有無窮無盡的奇思妙想。對這樣的官員，當領導的不應當爲了他的淳樸和內秀而寬容他外在的鄙陋與不足嗎?
有的官員臨危授命，冒險犯難，是能擔當撥亂反正大任的天才，爲了國家、民族的興旺發達，可以忍受一切誹謗屈辱。對於這樣的官員，當領導的不是應當爲了他的忠心爲國而信任、重用他，原諒他的小節嗎?
有的官員公正廉明，爲了國家大局而與衆多同僚發生了意見衝突;或者爲了捍衛法律的威嚴而大義滅親，犧牲個人和家族的利益。對於這樣的官員，當領導的應當看到其大公無私的可貴，給予支持保護。
有的官員道德標準很高，不會以‘低頭折節’的方式換取與贓官惡吏的同流合污，更不會以損害社會的方式爲自己博得名望。對於這樣的官員，當領導的不是應當看在他光風霽月的份上，特別加以理解嗎?
有些官員寓居仄陋，卻有膽量討論皇親國戚纔敢討論的事情，有的官員地位卑賤，卻敢對國家大計建言獻策，對於這種官員，當領導的不是應當體察到他們“位卑未敢忘憂國”的難能可貴嗎?
有的官員個性孤僻，作風特殊，但他保持着與衆不同、超然獨立的節操，這就很容易招來誹謗。當領導的應當明白這種人有着特殊的品德、才能，並加以體恤。
這七種善於理解、體諒、保護官吏的做法，是當領導必須具備的，否則就得不到前面所說的七種好官員。”
《世要論》所言‘九慮’：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
臣有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
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
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讒乎?
臣有因賞以償恩，因罰以作威，可不慮之以奸乎?
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除，謀事託公而實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
臣有事左右以求進，託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僞乎?
臣有和同以取悅，苟合以求進，可不慮之以禍乎?
臣有悅主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
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
意思是，有的官員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工作幹得不錯，但其險惡用心在於一旦手握大權，就要實現他的大野心，從而達到大不忠的目的;有的官員在小事上，在平時很講信用，但其目的是爲了沽名釣譽，在大事上搞陰謀詭計。對這類官員不是應該預防其欺詐嗎?
有的官員表面上很有魄力，幹勁沖天，實際上沒有真膽識;而有的表面上非常仁義，可在實際行動上卻蠅營狗苟。這就要考慮，這些官員是不是在弄虛作假?
有的官員專搞打擊同事、貶低同僚的小動作，以達到自己被信任、重用的目的，一旦委以重用，就使下情不能上達，上面的計劃、政令也不能向下傳達。對這類官員，當領導的就要考慮他是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呢?
有的官員發表似是而非的意見，雖然很中聽，但是中了他的邪說就會亂了真理;或者發表貌似合情合理的意見，一旦實行，就會傷害真正的賢能之士。對於這類官員，當領導的就要考慮他是不是在進讒言?
有些官員手中有一定的權力，就用不公正的賞賜鼓勵自己滿意的部下，儘管這些人沒有什麼業績;或者用獎賞的辦法收買人心，預支恩德;或者用不公正的處罰對待自己不喜歡的屬下，以此樹立權威，儘管這些人有能力、有業績。對出於私心擅自賞罰的負責人，當領導的就得想想他是不是圖謀結黨的奸詐之人?
有的官員居心不良，存心要陷害某人，就採用明場上擡舉他，說好話，而暗地裏卻用陰謀詭計把他搞垮的手法;或者要謀劃什麼事情，總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公事公辦、一心爲公的旗號，實際上暗中卻塞進了私貨，假公濟私，但手段非常高明，做得不留痕跡。當領導的，就要警覺這類官員是不是欺世盜名、欺君罔上之輩?
有的官員專走上層路線，結交領導人左右的辦事人員，從而找機會向執政者說項推薦，以達到進身的目的;或者藉助領導人重用的、言聽計從的人，巴結他們，依靠他們，以此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當領導的就應當考慮，這類官員是不是有作僞的動機?
有的官員永遠隨聲附和，八面玲瓏，有時甚至違心地苟合別人，爲的是不得罪任何人，一步步順利地往上爬。對這類官員，當領導的就要考慮將來的禍患：關鍵時刻，利害關頭，他是不是也會這樣呢?
有的官員一門心思順着上級領導的意志，專做上面喜歡搞的事，專說上面喜歡聽的話，爲的是求得上級的歡心，取得上級的寵信，而這些事、這些話對老百姓、對社會是好是壞，他一概不去多想。對於這種官員，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臣?
這九種善於觀察、縝密思量的做法，也是當領導所必須具備的，否則就要招引奸邪近身。
這‘七恕’、‘九慮’常被後世有爲之君當作案頭之訓，時刻銘記，甚至被魏徵、褚遂良等人編入《羣書治要》，以誡來葉。自此，無論清官廉吏還是奸僞之徒，大家都可用以參驗對照、找出原型。放眼明初，監察御史韓宜可耿直敢言、快口無忌、不通世故，自太子以下，無不厭棄，但洪武帝思及‘七恕’，赦而不殺，果然爲國家保存了能臣幹吏;而刑部尚書開濟覘伺上意、務爲兩端、左右逢源，滿朝文武皆稱其精明幹練，時人鮮克有疑!朱元璋卻不忘‘九慮’，細究其行，終於發現了他的罪惡勾當!可見‘七恕’、‘九慮’這套理論的作用之大，影響之深。
更令我們嘖嘖稱奇的是，這套理論雖然析毫剖芒、字字珠璣，卻只不過是桓範所著的十分之一。掌權者若能盡用桓範之才，何愁綱紀不整、天下不治?可惜，司馬懿並沒有像漢高祖劉邦寬宥蒯通那樣，饒恕桓範，而是辣手無情的將其殺害。遂使他正在編寫的《治本》、《擇將》等等名篇，散佚不存!今天我們很難再看到完整的《世要論》了!甚爲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