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豪蘇軾有一個令人羨慕的家庭，“蘇門三學士”都考中了進士，一時被傳爲佳話。
宋徽宗初年，蘇軾的弟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轍，要嫁女兒。爲了給女兒籌辦嫁妝，蘇轍特地賣了他在河南新鄉購置的一塊好地，湊了“九千四百緡(mín，古代計量單位)”，讓女兒帶進了婆家。
“九千四百緡”就是9400貫，雖說當時已經是北宋後期，通貨膨脹，貨幣貶值，但是1貫也差不多相當於現在的300元人民幣的購買力。那麼9400貫相當於現在的多少?282萬元!之後，蘇轍在日記裏說，他這是“破家嫁女”。換言之，爲了給女兒辦嫁妝，他幾乎傾家蕩產。
能夠考中進士，並且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家境自然不會差到哪裏去，那麼蘇軾的弟弟蘇轍爲何嫁一個女兒就嫁得傾家蕩產呢?
古代就有婚前財產公證制度
蘇轍嫁女傾家蕩產卻與最近熱炒的“婚前財產公證”問題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
最近因爲一系列婚前財產公證而議論紛紛的“輿論界”，隨着《婚姻法》新解釋的出臺，論戰逐漸白熱化。
11月15日，最高法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解釋(三)》徵求意見稿。根據意見稿，婚前所買房屋將可能成爲個人財產，而非夫妻共同財產。這條意見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和熱議。人們覺得現在的婚姻就是“愛情買賣”，一切都被物質化了。
其實，婚前財產公證沒什麼可討論的，在最講道德倫理的古代，早就有成熟完備的婚前財產公證的法律制度。宋朝時，父母在嫁女兒之前，也會替女兒立好婚前財產公證，以便一旦離婚，女方的嫁妝及嫁妝換錢後置辦的房子等財產仍歸女方所有。
“婚前所買房屋是個人財產，而非夫妻共同財產。”這一規定古已有之，而且，在宋朝時就已經出現相當完備的法律規定，打離婚官司分割財產的事情均有法可依，且有執行過的案例記錄留世。
宋朝的司法部門明確支持，女方的婚前財產包括婚前所買房屋在離婚後仍歸女方所有。父母在嫁女兒前，會替女兒立好“婚前財產公證”，約定如果以後離婚，女兒婚前的房子和地全都要一個不少地帶回來。僅憑這一點，宋朝就無愧於歷史上最具人文關懷的時代之一。難怪金庸等許多現當代名人在接受採訪時都說，如果能回到古代，最願意做宋朝人。
財產原來是誰的，離婚時就是誰的
“離知”是宋朝的法律術語，也叫“兩離知”或“離”。大家都知道，休妻一般是男方主動，而“離知”則是男女雙方平權，相當於現在的離婚。
宋朝時期規定，男女雙方如果鬧離婚，女方當初陪嫁過來的嫁妝仍然全部屬於女方，不管婚後男方給了女方多少錢，也不管夫妻雙方婚後擔負了多少債務，都不能用女方的嫁妝去還。
同樣，離婚時女方不得拿走男方的一點家產，只能拿走原本就屬於自己的嫁妝。
宋朝時期的嫁妝是一個相當特殊的財產種類。嫁妝並不是單獨註冊在妻子名下的產業，官府要求財產都要以戶爲單位登記在男戶主名下，不管實際上他是否活着。然而，雖然女方的嫁妝全部要登記在男戶主的名下，但是具體的產業則要求明確地標示出來，這個事實關係到對嫁妝的恰當使用，不僅女人有生之年有權掌管它，而且還與確立的所有繼承人有關。
在兄弟同財共居時期，妻子的嫁妝被視爲“妻財”，分家時不在分割的範圍內;在夫妻“離知”時，法律將保護女方的婚前財產，即嫁妝或嫁妝換錢後置辦的房子、田地等財產仍歸女方所有。
宋朝有一本著名的法官判詞大全，名爲《名公書判清明集》，系判牘彙編，輯錄了南宋時期朱熹、真德秀、吳毅夫、陳子華、徐清叟、王伯大、蔡抗、趙汝騰等28人擔任官吏期間所作的一些判詞。本書現僅存“戶婚”一門，共22類，計117條，絕大部分屬於民事案件的判詞。其中記載了這樣一條南宋法官的判決案例：
南宋時期有一個姓陳的老頭，一紙狀紙把他的兒媳蔡氏告上公堂，言其兒媳蔡氏把他家的田地多少多少畝和3間房子賣了，他要追回這個損失。判案的官員調查之後發現，這些田地和房子是蔡氏以前用自己的嫁妝換了錢後買的，後來又把它們賣了，而陳老頭卻說兒媳婦嫁到自己家，房子就是自己家的。
最後，這個官員依照宋朝的律例判決說，凡是女方用自己嫁妝購買的田產，包括從自己孃家陪嫁過來的田產，都不屬於男方家族，不管婚前還是婚後，都是女方的個人財產，因此判決陳老頭敗訴。
不僅如此，這個主判的官員還給蔡氏寫了一個證明，叫“田宅契”，相當於今天的土地證和房產證，官方證明這個田產就是屬於蔡氏個人所有，“以杜絕他日之爭”。就這樣，這場官司就此息事寧人。
宋朝的法律有效地保護了在婚姻中很容易處於劣勢地位的女方。《名公書判清明集》裏還有一例妻子譴責丈夫未經她的同意賣掉女方嫁妝的案件，這對丈夫侵吞妻子嫁妝後，再去休掉女方的惡行進行了制約。
由此可見，對婦女財產的保護不只是一紙空文，在具體的實踐領域，這項法律條令早已開始適用。
嫁女兒比娶媳婦要貴多了
婚前財產公證是一把雙刃劍，它既保護了婦女的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但是反過來，婦女也不得染指夫家的財產。
要知道，古代的婦女是不事生產的，不生產，也就沒有新的財富，所以說，真正一輩子屬於婦女自己的財產，只有婚前陪嫁過來的嫁妝。女方父母怕女兒去了婆家受欺負，或嫁妝少了在姑嫂之間無地位，都拼命地增加陪嫁，所以宋朝姑娘出嫁，往往帶着大量的土地和房子。
因此，宋朝嫁女陪嫁甚豐，與歷代相比，宋朝人的財富相對比較富足，所以宋朝人很要面子，做什麼都講排場，所謂“風俗奢靡，日甚一日”，在婚嫁方面更是花樣百出。從北宋中後期開始，女子的嫁妝越來越多，不僅有傢俱、首飾、銅錢，還有土地、房子，有時候多得嚇人。特別是有錢人家嫁女兒，那陪嫁絕對是“富二代”的標準，動不動就是多少間房、多少畝地。
由此看來，也難怪貴爲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轍老先生，嫁個女兒都快傾家蕩產了，畢竟蘇老先生是個文化人，自然比不得那些官二代、富二代了。
如此大量的財富流轉，自然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所以婚前財產的歸屬最後由國家正式出臺了一個古代版“《婚姻法》司法解釋”，很早就確立了婚前財產公證的法律制度。
嫁妝如此厚重，相比之下娶媳婦的彩禮自然遜色多了，范仲淹老先生有一條家規，可以很明確地說明這個問題。
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和文學家范仲淹，曾任宰相這樣的高官，自然積蓄不少。范仲淹發家之後，一個人把整個家族全養了起來，家族裏不管誰家辦紅白喜事，都是范仲淹出錢資助。爲了做到不偏不向，范仲淹定了一個規矩：凡是族裏男孩娶親，彩禮都要按20貫的標準去送;凡是族裏女孩出嫁，嫁妝都要按30貫的標準去置。很明顯，給女孩辦嫁妝要比給男孩送彩禮負擔重。
按照當時的購買力來換算的話，范仲淹所說的1貫大致相當於現在的4000元，20貫即8萬元，30貫即12萬元。也就是說，在范仲淹的家族裏，男孩娶親需要送8萬元的彩禮，女孩出嫁則要帶12萬元的嫁妝。
可以說，嫁個女兒比娶個媳婦貴多了，如此反差巨大的性價比，更是給重男輕女的學說增添了市場。
“佳婿”太金貴，一般人嫁不起
嫁女需要豐厚的嫁妝，娶媳婦者自然就有一夜暴富的機會。
南宋淳熙年間，太學生黃左之登第後，做了汝陽王的女婿，便“得奩具五百萬”，頓時“花窮薄爲富豪”。
可見，在宋代想得到一個“佳婿”，要付出多麼大的代價。在當時就連宋神宗的弟弟楊王趙顥，都因爲女兒太多，又差不多都到了可以婚嫁的年齡，然而楊王趙顥畢竟私產有限，不得不向宋神宗伸手，提前預支一些俸祿。
因此，南宋袁採在《袁氏世範》卷中說：“有生一女而種杉萬根者，待女長則鬻杉以爲嫁資。”家裏生了女兒如果不早種杉樹作準備，等到女兒長成之時，不是債臺高築，就是嫁女失時。這也是爲何宋朝盛產“剩女”的原因之一。當時可真是富了一羣女婿，窮了一幫丈人。
同樣，婚前的財產對於女人來說至關重要，如果女方出嫁時，沒有任何嫁妝，一般的家庭是不會答應迎娶的。
在宋人劉府的筆下，曾記錄了一個官員女兒王瓊奴的故事。她曾錦衣玉食，擅長刺繡且會作詩，十幾歲時父親被免職，返家途中父母雙雙過世。瓊奴的兄嫂掌握着大部分家產，因爲沒有嫁妝，未婚夫拒絕娶她。最終，留在瓊奴身邊的一個老僕人說服她給一位富官做了妾。劉府描寫了瓊奴此時的慘狀，經常被富官的正室妻子毆打。
在宋朝，爲了界定婚前財產的歸屬，女方的父母會在女兒出嫁前，也就是雙方訂婚的時候，將嫁妝清單列好，上面一條條地寫着“某物有多少”。男女雙方要把所有陪嫁的田、房、財產一個一個寫清楚，然後雙方共同簽字。萬一以後夫妻離婚，這張紙上的所有東西女方都要帶回孃家，一個都不能少。這就是我國較早的婚前財產契約，也就是現在的婚前財產公證。
婚前財產公證不是好事
以史爲鑑，雖然婚前財產公證能夠省卻很多的麻煩，但是帶來的麻煩也不少。拋除夫妻之間的信任問題，對於整個社會來說，這都不是好事。
如果任其發展，就像宋代一樣，平時疼愛自家千金的老丈人們個個比賽看誰給的嫁妝多，社會上又像古代一樣“男貴女賤”，難道不是開歷史的倒車嗎?到時有什麼男女平等可言?而且現在有的女人比男人還能賺錢，未來社會是不是“女尊男卑”，猶未可知，如果真是那樣，更成一鍋粥了，社會哪有什麼秩序可言。
作爲一個男性，自然樂於見到未來的妻子帶着一大筆嫁妝而來，但是作爲一個冷靜的旁觀者，我認爲包括我在內的未婚者在選擇婚姻的道路上，需要更多的理性，畢竟，只有最適合的纔是最好，如果兩人合不來，錢再多有什麼用呢?家和才能萬事興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