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劉勰南北朝宋泰始初年(公元465年)，劉勰生於京口(今鎮江)，字彥和，原籍東莞(今山東省莒縣境內)。[1]祖父靈真，宋司空秀的弟弟。父親叫劉尚，曾擔任越騎校尉。劉勰很早就成了孤兒，他發奮圖強，熱愛學習。因爲家裏太窮而沒有娶妻結婚，和沙門的僧人住在一起，十多年後，他對那些經文都很精通。他分門別類地整理了這些經文，抄錄下來，還爲經文寫了序言。如今定林寺裏面藏的經文，都是劉勰編寫修訂的。天監初年，劉勰開始擔任奉朝請，兼職做中軍臨川王宏的祕書，後升職擔任車騎倉曹參軍。擔任太末縣縣令時，政績清正廉潔。兼任東宮諮詢專家時，劉勰向皇上建議佛教和道教都應該與其他的宗教祭祀一起改革。皇帝下詔書討論此提案並按劉勰所提建議通過。後升任步兵校尉。奉皇命和慧震在定林寺撰寫訂證經文，後請求出家，帝允許出家，改名慧地。不久去世。
32歲時開始寫《文心雕龍》，歷時五年。
卒年歧說甚多。一說卒於樑普通元年(公元520)和二年(公元521年)之間，一說卒於樑大同四年(公元538)和五年(公元539年)之間。
2文學特點
傳統修辭學分爲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兩大方面。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對這兩方面都有精當而深刻的論述，尤其對消極修辭的論述，不僅論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動和思維規律與語言生成關係的層面，不僅當時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導意義。[2]
語音
劉勰在語音修辭方面，劉勰沒有沿習名人沈約的“八病說”，而着重提出了“飛沉”問題、“雙聲疊韻”問題。
在《神思》中，劉勰就提出了“尋聲律而定墨”的主張，在《聲律》中又說：“凡聲有飛沉，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沉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劉勰認爲，作韻易而選和難。足見劉勰不但非常重視而且準確把握了漢字漢語的語音特點，對語音修辭在理論上作出了可貴貢獻。
語彙
在語彙修辭方面，劉勰提倡慎重遴選詞語。
語彙修辭中，還涉及用字，劉勰在《煉字》提出用字“四要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復。無怪劉勰嘆曰：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
語法
語法修辭部分，劉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內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韻安排章句的主張。劉勰主張，句式的選擇上，用長用短，或長短穿插，整散結合，完全要符合情韻需要，情韻急，少音節短詞句，情韻緩，可用舒曼之長句，情韻起伏跌宕，則可長短並用整散結合，以收蕩氣迴腸之效。
篇章
劉勰修辭美學最爲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辭。
重涵養，立風格。文章有風格，更有風骨，才煽情動人，辭采煥然。要使文章含風樹骨，則須“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
感人的才情和生動的語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爲情而造文，而不要爲文而造情。要寫真情實話，不要假意虛言。
重熔裁，明隱秀。文章長短、內容詳略、語意顯隱、精警庸凡，亦爲文之必慮。
文章秀句，或自出錦心，或得益援引。劉勰並非反對引用，而是反對抄襲。
在具體運用方面，劉勰指出“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
《誇飾》專講誇張。劉勰抓住誇張得是否合乎事義情理這一關鍵，將誇張分爲兩類並指出其不同效果：“然飾窮其要，則心聲蜂起，誇過其理，則名實兩乖。”——如果誇張得合情理得神髓，就會引起強烈共鳴，反之，就會違背事實不合情理。
3主要作品
文心雕龍
作品介紹
劉勰
《文心雕龍》共10卷，50篇。分上、下部，各25篇。全書包括四個重要方面，由劉勰在江蘇省鎮江市南山寫下。上部，從《原道》至《辨騷》的5篇，核心是《原道》、《徵聖》、《宗經》3篇。從《明》到《書記》的20篇。下部，從《神思》到《物色》的20篇。《時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以上四個方面共49篇，加上最後敘述作者寫作此書的動機﹑態度﹑原則，共50篇。
文學史觀《文心雕龍》的文學史觀，認爲文學的發展變化，終歸要受到時代及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把已往這一方面的理論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同時，劉勰也很重視文學本身的發展規律。在《通變》篇中，他根據揚雄關於“因”“革”的見解所提出的“通變”，即文學創作上繼承和革新的關係。他要求作家要大膽的創新：“日新其業”，“趨時必果﹐乘機無怯”。又強調任何“變”或創新都離不開“通”，即繼承。所謂“通”，是指文學的常規：“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文學創作只有通曉各種“故實”，纔會“通則不乏”(《通變》)，“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只有將“通”與“變”、“因”與“革”很好地結合和統一起來，文學創作纔有可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通變》)，獲得長足的健康的發展。
批評論
按《序志》的說法，從《時序》到《程器》的五篇屬批評論。不過，其中《時序》、《物色》兩篇，兼有創作論和批評論兩方面的內容。《時序》從歷代政治面貌、社會風氣等方面來評論作家作品及其發展情況;《物色》從自然景物、四序變遷方面來評論《詩經》、《楚辭》、漢賦及“近代以來”的創作情況。兩篇比較起來，《時序》側重於文學批評，《物色》側重於文學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