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相王設計流放奸相丁謂的目的是什麼?感興趣的讀者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北宋真宗(968-1022年，997執政)、仁宗(1010-1063年，1022年執政)兩朝，人才輩出，縱觀歷朝歷代能臣、名相沒有比這個時期更多的了。
王曾(978-1038年)、丁謂(966-1037年)就是其中突出的兩位。
王曾，真宗鹹平年間“連中三元”的狀元之才，人稱“大儒曾參再世”。
丁謂，天才式的人物，聰明絕頂，文追韓(愈)柳(宗元)，人稱“今日之巨儒”。
因真宗後期崇信“天書祥瑞”邪說，導致能臣分化，謹厚莊重的王曾成爲賢相，狡詐多謀的丁謂成爲奸相。
在真宗尚“禪”、仁宗年少即位、劉皇后(968-1033年)垂簾聽政等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才智旗鼓相當，職權逐步相當的一正一邪兩位大臣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激烈的衝突與爭鬥。
王曾從1002年狀元入仕到1016年拜參知政事，從24歲到38歲，這15年的仕途可以說青雲直上，備受讚譽。
楊億(974-1020年，北宋著名文學家，名臣)和王曾入仕之初同爲侍從，看到王曾的文章，讚歎：“這是輔佐帝王的人才。”
宰相寇準(961-1023年)欣賞王曾的才華，特地讓他在政事堂考試。
真宗知道王曾賢能，對這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給予了很高的禮遇和尊重。
任命王曾主管刑獄時，真宗對他說：“刑獄，是國家的一項重要制度，如今將以此職委屈你了。”王曾叩頭致謝，請求自己徵召幕僚，並作爲以後的一項規定。
后王曾升任翰林學士，一日晚上，真宗在承明殿召王曾應對。退朝後，真宗派內侍告訴王曾說：“朕十分想見你，所以來不及身着朝服見你，請不要以爲朕慢待你。”
1017年，對於王曾來說，是仕途中的一個轉折點。
這一年王欽若任宰相，他一方面利用“祥瑞”迷惑、迎合真宗，另一方面勾結丁謂等五人排除異己，對反對他的大臣進行排擠迫害。
因王欽若他們權勢過盛，大臣多不敢言，惟有王曾陳述了五大危害來勸諫真宗，王欽若、丁謂等人因此對他開始記恨。
正值王曾奉命出賣賀皇后家的舊宅，賀家還沒有遷走，王曾就讓人在門外擡土填屋，賀皇后在宮中向真宗哭訴。第二天上朝，真宗向王欽若提及此事。王欽若趁機將王曾罷官，讓他離開京師任應天府知府。
王曾爲人處世“重厚守正，不動如山”，能擔得起重任，也經得起挫折。
王曾三次拜相，期間被貶兩次。被王欽若、丁謂構陷離開，這是第一次。1029年因爲得罪劉皇后，又再度被貶青州。被貶地方後，他依然嚴正做事，爲當地民衆處理了諸多難題。當地百姓稱頌王曾的政績，爲他畫像、立生祠以紀念。
但與他同期入仕的楊億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因反對宋真宗大興土木、求仙祀神的迷信活動，受到王欽若等“五鬼”的排擠，楊億多次到任職地方。因個性耿直，如此處境下楊億抑鬱不得志，在47歲那年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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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初期，寇準認爲丁謂才學出衆，又智謀過人，多次向宰相李沆推薦，李沆始終沒有答應。還告誡寇準說此人不可用。寇準不以爲然，仍然啓用了丁謂。
丁謂確是才高八斗，但心機頗深，“心術不正”。在寇準的提拔和重用下，善於僞裝和投機取巧的丁謂在朝廷中成了氣候，於是奸邪狡詐的本性逐漸外露。後來寇準看不慣他的“溜鬚拍馬”，屢屢給他難堪，讓他懷恨在心，於是千方百計羅織罪名排擠寇準。
1020年，趁着真宗病重，丁謂聯手劉皇后將反對劉皇后輔政的寇準貶爲相州知州，後又貶爲道州司馬。
1022年，丁謂又勾結宦官，修改“詔書”，把宋真宗病死歸罪於寇準，將他一貶再貶至更爲偏遠的雷州，導致一代名相寇準客死他鄉。丁謂趁機將朝中凡是與寇準相善的大臣全部清除。
仁宗即位後，真宗的劉皇后垂簾聽政。丁謂勾結內侍雷允恭來討好劉皇后，得以獨攬大權，繼續排擠、迫害政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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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曾取得話語權
王曾與寇準的交情很好，曾將自己的房屋借給寇準居住。當寇準被貶時，同僚大臣都不敢言語，只有王曾質問丁謂，丁謂說：“讓寇準居住的人不要再說了。”
此時，王曾是沒有話語權的。
真宗病重，劉皇后多執政，太子雖在資善堂聽事，但一切都由皇后決定，朝廷內外都爲此而擔憂。錢惟演(977-1034年)是皇后的親戚，王曾悄悄地對錢惟演說“：太子年少，不是皇后執政就不能立法。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定;太子安定，也就是安定了劉氏家族。”錢惟演認爲王曾說得有理，於是就告訴皇后。
這次進言，是一次極有智慧的進言。
在劉皇后專權、丁謂之輩把持話語權的朝堂，王曾不能像前宰相寇準、李迪一樣鋒芒外露，否則結局只能是被他們驅出朝堂。
他也不會靜默不語，所以徐徐圖之是上策。
這次進言，取得了多贏的效果。讓劉皇后對王曾刮目相看。
王曾逐步取得了朝政大事上的話語權。
1)真宗駕崩後，王曾奉命入殿起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代理之意)聽斷軍國大事。”
宰相丁謂讓他去掉“權”字。
王曾不允，稱“皇帝年幼，太后執掌朝政，這已經是國運不好的表現。稱‘權’，還表示後繼有人。而且增減詔令有一定的章法，表則之地，難道我們要破壞它嗎?”
所以，劉太后只能代理國政。
2)仁宗即位，王曾升任禮部尚書，議論太后上朝的儀式，王曾請求按照東漢舊例，太后坐在仁宗的右邊，垂簾奏事。
丁謂卻想仁宗只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接見大臣，大事則由太后召見輔臣斷定，不是大事就讓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決定可由雷允恭下達。只任命雷允恭傳達皇帝聖旨，丁謂這是不想同僚大臣參與聞知機密大政。
王曾堅決反對，稱“兩宮不在一處，但大權歸宦官執掌，這是禍害的一種徵兆。”
從此以後太后垂簾，輔臣上奏議事都依照王曾的建議。
2)流放丁謂
宋仁宗登帝位，丁謂升任司徒兼侍中，爲山陵使。
雖然有王曾的牽制，但丁謂的權力範圍仍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丁謂依附、逢迎太后，仍在鞏固他的勢力。
太后垂簾聽政，朝中大臣多有反對，太后只有靠着丁謂的奸邪來實施她聽政的權力。
當時二府定奪商議，太后與皇帝每五天親臨一次便殿聽政。獲得皇帝同意後，而丁謂暗中交給內侍雷允恭，要他祕密請求太后降下手書，軍國大事的處理只送上蓋印。學士起草皇帝的詔書，雷允恭先拿給丁謂看，丁謂閱畢才送給皇帝蓋印發布。
雷允恭倚恃丁謂的勢力，橫行無所顧忌。
所謂“欲讓其毀滅，須讓其瘋狂”。
丁謂任山陵使，負責真宗陵墓的選址和建造。雷允恭被丁謂提拔爲山陵都監，他與判司天監邢中和竟然擅自更換山陵的位置，這一改變後發現山陵下面有石塊並且出水。工程被迫停下了，丁謂包庇雷允恭，故意拖着不作處理。
王曾果斷出擊，獨自覲見劉皇后指控丁謂道：”丁謂這是想把真宗埋葬在不祥的地點，對真宗的後嗣不利。”
劉太后聽聞大怒，誅殺了雷允恭，將丁謂流放至更爲偏遠的崖州。丁謂的四個兒子、三個弟弟全部被降職罷官。因丁謂事件犯罪罷官的從參知政事以下達十幾人。
抄沒丁謂的家，抄得各方賄賂贈送的物品，多的無法統計。
而反觀王曾，一生節儉，王曾一位朋友的兒子來拜訪，王曾將他留下吃飯，臨走時送給他許多卷簡紙作爲禮物，打開一看，都是其他人來往書信所裁取下來的。
正所謂“無欲則剛”，同爲才華橫溢的能臣，王曾成爲“宋之君子”，一代賢相;而貪婪權勢的丁謂卻成爲北宋“五鬼”之一。
奸邪之人已除，賢能的呂夷簡、魯宗道同升爲參知政事，王曾爲次相，宰相馮拯代替丁謂出任山陵使。
王曾巧用“山陵事件”，“以惡制惡”流放了丁謂，對於朝廷、大臣來說是大快人心的好事。
但幾百年後的王夫之(1619-1692年，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卻對他的計謀給予了指責，認爲這是小人陷害君子的方法，身爲君子的王曾不該仿效。
王夫之稱“王曾卻不說丁謂舉辦淫祀、大興土木、陷害寇準、擅自弄權派遣官員、毒害民衆國家、妒忌賢人而與奸人結黨的大罪，使丁謂的罪行不能通過正當的刑罰昭示於天下，卻用荒誕不實的疑案，殺死不當殺的人，並讓丁謂僅受到流放的懲罰，那麼誰能說王曾的做法，是君子之道呢?”
確實，丁謂的奸邪害人的罪行，沒有昭著於天下，對官吏起不到懲戒的作用。
王夫之認爲，王曾利用太后的憤怒，用不是丁謂的罪而讓丁謂死在遙遠之地，又無形中增長了太后的權勢，以至於助成了三代皇后垂簾聽政的局面(受劉皇后的影響，仁宗的曹皇后、英宗的高皇后垂簾聽政)，是王曾的過失。
但英宗生病，導致曹皇后聽政;哲宗9歲即位，高皇后聽政;這是王曾能預料到的嗎?
在我們傳統理念中，講求和諧教化。所以主張“以德報德，以直報怨”，不提倡“以怨報怨”，“以惡制惡”。
“以怨報怨”、“以惡制惡“容易引起諸多的不良影響，對當事人的名譽和行爲多會產生負面作用。就如同王曾，近千年了還因此事被史家非議和詬病。
但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王曾還能有更好的方法除掉丁謂及其結黨的人嗎?
若是一味地姑息縱容奸邪之人，任憑其罪惡擴散，禍害民衆國家，這難道不是更不可取嗎?
范仲淹對王曾說：“公開選拔任用賢人名士，是宰相的職責。您德高望重，惟缺少這一點。” 因爲王曾推薦、提拔和貶斥官吏，都沒有人知道，所以范仲淹由此一問。
王曾說：“執政的人，如果將恩德全攬到自己身上，那怨恨歸誰呢?”
這句話對范仲淹的影響很大。在複雜多變的政治舞臺上，能夠掩蓋小的過錯以保全大的德操，成就大業， 這纔是那個時代的賢人良士。
王曾如此，范仲淹也是如此。
當然，時代和環境不同，個人的歷史責任和命運也會發生根本的改變。如今處於盛世、法制社會的我們，若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遇到了不平之事，切不可“以怨報怨”“以惡制惡”，要理智地拿起法律的武器，用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來保護自己及他人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