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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越國國君勾踐是什麼形象?他殺死范蠡與文種的原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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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96年(周敬王二十四年),吳王闔閭攻越兵敗而亡,死前囑其子夫差復仇。夫差練兵三年,於公元前494年大敗越兵,越幾亡。你們知道嗎,接下來小編爲您講解

公元前472年,勾踐滅吳之後,立即翻臉不認人,轉頭就開始清理功臣,逼跑范蠡逼死文種,於是一個薄情寡義、忘恩負義、陰險毒辣的形象躍然紙上。

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不能因爲古人寫的史書就覺得一定可信,《史記》裏的勾踐、文種、范蠡三人言行就疑點重重,其言行既不符合時代特徵,也不符合人物邏輯,讓人很難相信。果然,出土的戰國竹簡推翻了不少《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裏的記載。

2017年,清華簡團隊發佈了一部分整理報告,其中最爲重磅的是《越公其事》,全篇共75支竹簡,共三千餘字,堪稱目前最完整的勾踐滅吳故事的出土文獻,詳細敘述越王勾踐兵敗後經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最後重新崛起、滅掉吳國的經歷,對研究春秋吳越歷史,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顛覆認知的是,《越公其事》揭開了勾踐的真面目,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勾踐爲何要殺范蠡與文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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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93年,吳王夫差厲兵秣馬,準備報闔閭之仇,勾踐聽說之後,就準備先下手爲強。這時,來到越國二十餘年的范蠡開始登上歷史舞臺,認爲不能打,理由是“兵者兇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勾踐一意孤行,與夫差爆發夫椒之戰,最終差一點國滅身死。

春秋晚期,列國征戰不斷,而且吳越世仇,兩國更是戰爭不斷,因此范蠡不可戰的理由真有些荒唐,不像一國大臣所說,反而更像反戰學者之言。

歷史上越國國君勾踐是什麼形象?他殺死范蠡與文種的原因是什麼?

夫椒之戰慘敗之後,勾踐迎來人生低谷,其言行來了一個180°的大轉彎,對於范蠡、文種的諫言統統採納。根據《史記》記載,除了臥薪嚐膽不忘國恥,與“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吊死,與百姓同其勞”這一句話之外,勾踐之所以能夠再回越國,越國之所以能夠重新崛起,可以完全歸功於范蠡與文種,勾踐幾乎不是說“諾”就是說“善”。

夫差北上爭霸之後,勾踐三次詢問范蠡是否可以攻吳,范蠡前兩次都說不可,等到第三次夫差率軍精兵北上爭霸,國內只留老弱病殘時,范蠡才說可以。果然,越軍大破吳軍,三年之後吳國滅亡。

吳國滅亡之後,范蠡決定辭官歸隱,勾踐卻說“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於是,范蠡立即帶上輕寶珠玉,與私屬一起乘舟浮海而去。臨行之前,范蠡手書一封給文種,勸他說勾踐爲人不能共富貴,只能共患難,所以“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你還是趕快走吧。文種將信將疑,但還是稱病不朝,有人說文種要謀反,勾踐就賜給文種一支寶劍,說“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於是文種見劍知意而自殺。

總而言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中的勾踐、范蠡、文種記載,主要側重於描述范蠡與文種,佔了超過一半的篇幅,且勾踐每一個正確決策必定出於范蠡或文種之口,經過范蠡文種的幫助與調教,忍辱負重的勾踐最終成功滅吳。至於勾踐,幾乎無所作爲,決策幾乎都是錯誤,若非聽得進范蠡與文種的正確諫言,越國恐怕都要滅亡了。更重要的是,在滅吳之後勾踐針對范蠡與文種的言行中,讓人見識了卑鄙與無恥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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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清華簡《越公其事》卻表現出勾踐不卑不亢的氣節,以及“十年教訓十年生聚”的勵精圖治,一個大國之君形象躍然紙上。

爲了求和,《史記》記載勾踐告訴文種說“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爲臣,妻爲妾”,以向吳王夫差表示忠心,但在《越公其事》中,不僅沒有說攜妻入吳侍奉吳王,而且整個過程不卑不亢。文種出使吳國之前,勾踐告誡文種:

越公其事:“君如爲惠,徼天地之福,毋絕越邦之命於天下,亦茲句踐繼簝于越邦,孤其率越庶姓,齊厀同心,以臣事吳,男女服,四方諸侯其有敢不賓於吳邦?君如曰:'餘其必滅絕越邦之命於天下,勿茲句踐繼簝于越邦矣。’君乃陳吳甲,〖備鐘鼓,建〗旆旌,王親鼓之,以觀句踐之以此八千人者死也。”

可見,勾踐並未低三下四,而是不卑不亢,準備一旦求和不成,就與吳國一決雌雄。《越公其事》中也記載,吳王夫差之所以沒有繼續打下去,既有自身損失過半,又山高路遠,且勾踐還有8000兵馬,所以知難而退,夫差對伍子胥說了這些理由,伍子胥無言以對,君臣關係並未鬧僵。從邏輯上說,作爲一個有爲之君,勾踐不會分析不出彼此面臨的難題。因此,既然越國並非沒有希望,爲何還要“勾踐請爲臣,妻爲妾”,而不是不卑不亢地面對吳國?

吳越結盟之後,越國開始“十年教訓,十年生聚”,但古史中只說勾踐知人善用,以及范蠡文種的足智多謀,基本沒有勾踐如果勵精圖治。但《越公其事》詳細記載了勾踐勵精圖治的全部過程:首先是無爲而治,讓越國休養生息,以此“安民”;其次是推行“五政”,以此“用民”,五政即爲“好農”、“好信”(文化育人)、“徵人”、“好兵”、“飭(chì)民”,最終將民衆調教成可供驅使的戰爭工具,成爲越國取勝的資本。更爲重要的是,勾踐推行“五政”時是親自動手,比如親自農耕,親自專研兵器,嚴以律己等,可以說勾踐是實幹興國。

勾踐敗吳之後,《史記》記載吳國公孫雄肉袒膝行求和,勾踐本準備答應,但范蠡勸誡“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於是勾踐攻入吳國,讓吳王夫差找個地方頤養天年,最終夫差不願受辱而自殺。比《史記》更勁爆的是,《吳越春秋》中描述的是,勾踐迫不及待地想要處死夫差,但夫差不願自殺,於是勾踐怒斥夫差“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羞愧而欲求生,豈不鄙者?”但《越公其事》中卻顛覆了古史描述的勾踐形象,不僅沒有盛氣凌人,反而更顯謙卑恭敬。

歷史上越國國君勾踐是什麼形象?他殺死范蠡與文種的原因是什麼? 第2張

乃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土賜越,句踐不敢弗受。殹民生不仍,王其毋死。民生地上,寓也,其與幾何?不榖其將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屈盡王年。”

《越公其事》中不僅沒有記載范蠡與文種的結局,反而關於這兩人的記載都非常稀少,范蠡只出場了2次,文種只出場了3次。范蠡第一次出場是爲勾踐區分、懲罰不恭敬的百姓,第二次是與太甬一起統計越國人口,都不是什麼至關重要的事情。文種第一次出場是出使吳國,第二次是區分恭敬之人,第三次是勾踐伐吳之後坐鎮國內。

透過越公其事可知,勾踐是一個不卑不亢、謙虛恭敬、充滿實幹精神的大國之君,而非古史記載的那樣陰險毒辣、背信棄義,至於范蠡、文種也沒有古史記載的那樣神奇。顯然,越公其事是一本顛覆性的史書。

至於范蠡評價勾踐爲“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之類,估計十有八九是後人胡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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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於:《越公其事》是不是可信?

古史突出范蠡文種,弱化勾踐,越公其事突出勾踐,弱化范蠡文種,兩者都有不可信之處,但相比之下,《越公其事》應該更可靠一些,原因有二。

其一,勾踐作爲大國之君,春秋五霸之一,自身能力必然很強,但在古史中勾踐每一個正確決策都來自范蠡或文種,顯然不符合基本邏輯。

其二,中國注重記載歷史,君王不會隨便亂說話,否則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古史中勾踐所說的話,比如對范蠡說“不然,將加誅於子”,對文種說“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等,非常直白的殺功臣,既不符合春秋君王謙虛恭敬的基本禮儀要求,也不符合古史中勾踐陰險的性格,想要殺臣子有必要這麼直白淺顯的說出來嗎?

與之相反的是,《越公其事》中勾踐言行恭敬謙卑,雖然無法證明這是不是真相,但看起來至少更符合春秋風格。

總的來說,《史記》《吳越春秋》等記載的勾踐、范蠡、文種三人,更像一部歷史同人小說,而《越公其事》雖然也具有一定文學性,但明顯更爲可信。更爲重要的是,傳世文本與考古文本對勾踐形象截然不同的描述,無疑說明勾踐形象曾遭到大規模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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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上文可知,古史嚴重扭曲了勾踐的形象,《越公其事》中的勾踐形象可能更爲真實一些。那麼,這裏帶來一個問題:滅吳之後,一個雄心勃勃、志在稱霸、言辭謙恭的君主,爲何自毀長城的逼走范蠡逼死文種?筆者猜測認爲,可能與范蠡文種身份、以及大國紛爭有關。

公元前511年,楚國人范蠡邀請文種來到越國,傳統觀點將之解釋爲范蠡與文種不得志,而來到越國建功立業,但如果放在時代大背景之下,范蠡與文種就可能具有另一層間諜身份。

歷史上越國國君勾踐是什麼形象?他殺死范蠡與文種的原因是什麼? 第3張

晉楚爭霸晚期,隨着晉國實力下降,爲了維持霸主地位,晉國與吳國結盟,提升吳國戰鬥力,戰略目的是“疲楚”,後來吳楚之戰就是這一戰略下的結果。而爲了對抗晉國的戰略,楚國拉攏越國對抗吳國,自然要想辦法一定程度上提升越國戰鬥力,因此吳越之間又夾雜了一絲代理人戰爭的味道。鑑於這一背景,范蠡與文種是私人入越,還是楚國組織,答案或許就一目瞭然了。

其實,即便范蠡與勾踐不是間諜,鑑於楚越關係的轉變,勾踐對他們也不會放心。

勾踐滅吳之後,范蠡與文種兩人都位高權重,掌握越國的大量機密。而這時的越國,已經能夠與楚國扳手腕,不再是楚國的小弟,變成了楚越爭霸。因此,當范蠡想要走、文種稱病不朝時,勾踐必然擔心范蠡與文種會跑回故國。一旦范蠡與文種回國,對越國的打擊之大可想而知,相信胸懷再寬廣的君王,都不敢拿軍國大事開玩笑,所以只能殺了范蠡與文種。

可見,當范蠡與文種不準備爲越國效力時,勾踐就準備殺了范蠡與文種以絕後患,通過《越公其事》可以排除其陰險毒辣的性格,即“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的原因,那麼真相應該就是擔心范蠡與文種泄露越國機密。其實,范蠡文種的情況,別說勾踐了,估計秦始皇、李世民遇到也會下狠手。

至於范蠡逃出生天,後來泛舟江湖成爲陶朱公之事,十有八九還是古人胡扯,原因很簡單,范蠡20餘歲入越,在越國工作40餘年,六十餘歲離開,都這麼一大把年紀了,還怎麼泛舟江湖,還怎麼與西施雙宿雙飛?

總而言之,不能說《越公其事》一定就是真相,但至少比包括《史記》在內的傳世文獻更爲可信。當然,司馬遷之所以翻車,應該不是因爲主觀原因,而是左丘明的《國語》對他影響很大,而《國語》中的勾踐、范蠡、夫差就已經很扭曲了。

透過勾踐性格在傳世文本與考古文本中的截然不同的現象,非常鮮明地告訴我們,古代史家並不一定可信,甚至在篡改歷史方面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大膽,因此歷史上的好人與壞人,不能單憑一些史書評說,而需要多本書、多角度去綜合理解,否則就是偏聽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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