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歷史上有個奇特的規律：那些在政權生死存亡之際，挺身而出、挽狂瀾於既倒的能臣，大多沒什麼好下場，比如北宋的寇準、明朝的于謙。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以寇準爲例，當遼國挾連勝之威大舉壓上、宋朝主降派鼓動南遷之際，他力排衆議、說服宋真宗御駕親征，以頑強的鬥志、正確的戰術扭轉了局面，爲其後的百年安定奠定了基礎。如果沒有寇準，北宋變成南宋的一幕，也需要提早百年上演。
然而這樣的國之棟樑，隨後卻被一貶再貶，最終淒涼的死在蠻荒之地。好在這是關照文官的宋朝，換作其它朝代，寇準也許早就人頭落地了。
那麼，寇準之所以落得如此田地，是跟于謙一樣純屬被人迫害嗎?並不是，有句惡俗但無比貼切的名言可以解釋寇準此番遭遇的原因：性格決定命運。
“北宋沒血性”，這話不完全正確，在初期，爲了改變王朝的天生戰略劣勢，趙氏皇帝多次嘗試奪回幽雲十六州，只可惜力有不逮。
公元979年，宋太宗趙光義平定北漢後，急於完成一統中原的大業，未經休整就立即轉兵攻遼，試圖攻敵不備、一舉奪下地位關鍵的幽州(即遼國的南京)。
宋軍初期進展順利，多個敵方守將投降;但隨後遼景宗派精騎反擊，宋軍三面受敵、全線潰退，死者萬餘人，宋太宗乘驢車狼狽逃竄。
此戰標誌着長期以來宋軍高歌猛進的勢頭被終結。但宋朝並沒有就此善罷甘休。公元982年，遼景宗駕崩，宋太宗計劃趁着遼聖宗年幼、局面不穩的機會，再次對幽州發起衝擊，但不曾想卻敗給了一個女人：遼國蕭太后帶着聖宗親自督戰，在岐溝關(河北省涿州)大敗宋軍，隨後更是發動全線反擊，敗潘美、擒楊業，奪下了蔚州、寰州等地。
此役北宋血虧，不僅未能奪下寸地，反而丟地、花錢、又輸人，損兵折將不說，五代十國以來中原軍隊的氣勢也就此一落千丈，北方邊境的戰爭主動權徹底交給了契丹人。
自此之後，宋軍精銳盡失、士氣低落，北宋朝廷恐遼情緒嚴重，遼國則趁機持續隨轉守爲攻。
公元986年，遼軍南下，耶律休哥進攻瀛州，宋軍在君子館大敗、死傷數萬;接下來的三年裏，遼軍乘勝高歌猛進，不僅拿下深州、祁州、涿州、祁州，甚至逐漸深入到青、淄、齊、濰等十多個州。契丹騎兵所過之處，北宋百姓被殺、財富被掠、房屋被毀，北方地區苦不堪言。
到了公元1004年，遼國蕭太后更是帶着遼聖宗御駕親征，他們率兵20萬，這架勢顯然是試圖徹底擊垮宋朝、問鼎中原。
但此時北宋朝廷主政的是名相寇準。與後世兩宋宰相偏文弱的風格不同，他顯得有些“非主流”：不僅具備較高軍事素質，而且膽色、戰略眼光都極爲優秀。面對前些年遼國在戰場上的高歌猛進，寇準敏銳的判斷出，對方的野心一定會被刺激，從而會採取更加激進的軍事行動，因此他早就探得先機，請求“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各方面做好了戒備工作。
因此，當遼國大舉進攻時，與朝野上下人心惶惶的情形不同，對此早有準備的寇準顯得鎮定自若，邊境的告急文書一天五封，他卻“飲笑自如”，宛如定海神針。
果不其然，初期多頭並進的遼國大軍，並沒達成預想中“摧枯拉朽、所到即破”的戰果，反而在進攻威虜軍、順安軍、北平寨、定州、瀛州的過程中屢屢受挫。但隨後他們在打下祁州後合兵一處，集結力量全力南攻，順利殺到澶州(今河南濮陽)，對這一中原重鎮實施三面包圍。
而當“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的消息傳到開封時，北宋朝野“中外震駭”，那些投降派們紛紛進言，要麼主張像當初的司馬氏那樣南遷金陵，要麼建議學習李隆基西幸巴蜀;衆說紛紜，宋真宗也迷惑不定、猶豫不決，最後只好請教寇準。
寇準早已對當前的局勢進行了分析，他認爲，敵人大軍遠道而來，不可能一直保持強勢;而宋軍雖形勢不利，但面對大敵鬥志頑強，若“堅守以老其師”，勝算頗高;相反，如果朝廷倉皇南逃，朝野則將人心崩潰，敵人乘勢深入，大宋半壁江山不保。
最終，宋真宗被的決心被調動，率領朝中文武御駕北上。不過在抵近澶淵時，衆人懼怕契丹的強盛氣勢，主張隔着黃河給宋軍鼓勁，宋真宗本人也幾乎掉了鏈子。但在寇準、高瓊的堅持下，宋真宗不得已渡河，並且登上澶州北城門樓督戰。
眼見皇帝親臨前線，宋軍士氣大振、契丹人則猝不及防：“遠近望見御蓋，踊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大宋軍民多達幾十萬，勝利的天平逐漸向北宋一方傾斜。
隨後，寇準獲得了前線軍事指揮權，他“承製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宋軍愈戰愈勇，沒多久射死了遼軍大將蕭撻覽，遼軍士氣遭受重挫，失去親人的蕭太后等人則痛哭不已、“輟朝五日”。
沒多久，進退維谷、前後受敵的契丹人主動求和;雖然寇準希望擴大戰果，進而脅迫遼國退還幽州，但宋真宗本人急於求和，雙方達成了“澶淵之盟”，從此進入了長達約百年的和平時期。
寇準在這次軍事危機中的作用，與明代北京保衛戰中的于謙頗有幾分相似。兩者都是在形勢危急、投降言論塵囂其上的環境下，力排衆議主張強硬對敵，最終扭轉了局面。
但和于謙不同的是，澶淵之戰還未結束，寇準已經招來了統治者的懷疑。
宋真宗之所以在佔淨優勢的情況下急於和遼國議和，所謂的厭戰只是部分原因，朝廷中盛傳寇準要擁兵自重，這才擊中了帝王內心中最敏感的點。而面對“準幸兵以自取重”的謠言，寇準也無法堅持，只好順從了宋真宗的意見，但即使如此，他還是經過自己的爭取，大幅降低了北宋的議和成本。
澶州保衛戰，北宋雖沒能戰勝遼國，但也一舉扭轉了前期的被動挨打局面。“河北罷兵，準之力也”，寇準作爲頭號功臣，此時也達到了個人事業的巔峯期。
但人性中有一項根深蒂固的缺陷：在危難時，我們歡迎、渴求英雄;但危機一過，人們立馬會忘記對方的功勞，執着於嫉妒乃至仇視對方的成功與聲望。這就是“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的背後邏輯。
這也是一些能臣在立下不世功勳後刻意收斂、甚至急流勇退的內在考慮，比如再造大唐的郭子儀。但大部分人最終都在各方的猜忌乃至排擠下難以善終，人性醜惡固然是主要原因，當事者本人實際上也有一定的責任，比如寇準。
寇準性格強硬，原本就看不慣官場的那一套，他平日裏就“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即：提拔官員不遵循先來後到規則，而是根據自己的判斷/喜好來大刀闊斧提拔後進，已經引起了大家的強烈不滿。
而在戰後，被視爲英雄的寇準聲望日隆，宋真宗表面上對他也是感恩戴德、越發委以重任;但寇準並沒有意識到潛在的危險，他甚至頗爲得意“準頗自矜澶淵之功”，這就讓他的政敵抓到了攻擊點。
比如王欽若就以“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爲由，將這一戰略成功描繪成恥辱;而寇準將其視爲個人的功績，等於是以犧牲皇帝、朝廷的尊嚴爲代價孤注一擲，替自己臉上貼金。於是宋真宗“顧準浸衰”，下一年就免掉了寇準的相位，降職爲刑部尚書。此時這些人也許完全忘了，當初如果沒有寇準，契丹人不可能低頭和談;更何況，澶淵之盟可是在他們自己的堅持下達成的。
除了功勞被人嫉妒外，局勢穩定下來後，寇準的性格缺陷也逐漸暴露，無形中讓那些身懷不忿的同僚找到了攻擊點。比如他疾惡如仇，對尋常人而言這也許是個優點，但在關係錯綜複雜、利益糾葛不清的官場中，這種性格不僅不利於解決現實問題，反而會培植更多的敵人。
加上他氣量狹小、過分專權、爭強好勝，逐漸淪爲了衆矢之的。比如，他曾因與張遜互相彈劾以致罷官鄧州;他曾在被罷相後官復原職，但其後因無謂的小事得罪了丁謂，陷入了對方處心積慮的陰謀中，最終再度被貶、逐出京城。
宋真宗本人其實也長期不肯任命寇準爲相，理由是“患其剛直難獨任”。客觀而言，這一擔心並非沒有道理，宰輔之職至關重要，個人能否辦事是一方面，能否處理各方面的關係、調動各方的積極性才更關鍵。寇準確實有才，但他的性格並不適合擔任宰相，甚至待在朝廷中樞也極爲困難。這就是殘酷的現實。
後來丁謂大權在握，對寇準丁一貶再貶。曾經力挽狂瀾、解決大宋的功臣就這樣難得善終。這本質上是封建政治特性的悲劇，固然有政敵、小人排擠的原因，也有宋真宗本人的考慮，畢竟皇權向來忌憚相權，更何況這位皇帝天性猶豫多疑。而在這種複雜局面下，寇準本人的性格缺陷，更是將自己推向了不利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