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靈帝中平二年(185年)，河內郡人司馬直被朝廷任命爲鉅鹿郡太守，按理說，這事兒無論放在什麼時候都應該是名利兼收、光耀門楣的大喜之事，可對司馬直來說，卻成了避之不及的燙手山芋。不是司馬直不想升官，而是這官偏偏要在這個時候做。感興趣的讀者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一、寧死不上任
在司馬直被任命太守前，正值黃巾軍起義，朝廷不斷將大量錢財投入到軍事戰爭之中。值此財政緊張之時，南宮又遭遇了大火，重修宮室又是一筆巨大的開支。缺錢就必須想辦法撈錢，宮中宦官張讓、趙忠給皇帝出主意，一手收取天下田每畝十錢作爲“修宮錢”，一手再將賣官斂財進行到底。此後上任官員無論是買官或是朝廷任命，都必須先到皇帝的西園去“議價”，皇上會根據其職位的等級來規定一個價目，名曰“助軍修宮錢”。官員上任後必須想盡辦法先湊足這筆錢送給朝廷，才能戴穩這頂烏紗帽。而司馬直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任命爲官的。
按照當時的“官價”來說，鉅鹿郡太守一職應徼兩三千萬的“助軍修宮錢”，朝廷考慮到司馬直爲官向有清名，於是特地給他減了三百萬錢。當時好多人都花錢買官斂財，按說這也是筆有利可圖的買賣，但偏生司馬直就是人如其名，寧折不彎。他毅然拒絕了朝廷的任命，悵然感慨道：“我本應是爲民做主的父母官，如今卻反要我去剝削百姓，我於心何忍啊!”無奈朝廷不允，執意要他上任，於是司馬直在行至孟津關時給朝廷上書一封，力陳時事之弊，然後吞藥自盡。雖然靈帝在收到司馬直的死諫書後暫停了“修宮錢”一事，但這畢竟於大勢無補，潛藏在“修宮錢”背後的巨大黑洞正繼續吞噬着這個王朝的基奠。
二、治世的背後
爲何到了漢靈帝時期整個政府竟能做到如此厚顏無恥地去斂財?因爲那時的朝廷真的被窮逼瘋了。整個東漢時期，最爲人所稱道的就是“光武中興”和“明章之治”。尤其是通過光武時期的努力和積累，明帝和章帝統治時期政治較爲清明，又累積了大量財富，甚至重現出盛世的景象。但海晏河清的背後往往隱藏着更深的隱患。
從東漢創建之始，整個朝廷就不再只是劉氏的“家天下”，而是天子與門閥貴族的“共享天下”。整個東漢時期，外戚、宦官不斷與皇帝分權，外戚的來源已經形成了固化的貴族階層。作爲皇后一脈的外戚和接棒大權的朝廷重臣大都是出自南陽大族派的陰氏、鄧氏、閻氏和西北軍閥派的馬氏、竇氏、梁氏。這些門閥貴族的權勢越來越大，一定程度上壟斷了官僚仕進和經濟稅收。本應由朝廷控制的政權和財權兩大命脈逐漸落入他們手中。失去了一部分政治權利和財政收入的東漢朝廷就像是一臺只能部分運作的機器，緩慢而卡頓，即使是有真正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也萬難推行下去。
在明帝和章帝時期，朝廷一直在維繫着和北方匈奴戰爭的巨大軍事開支，隨後又有了羌族的叛亂。爲了應付財政短缺，順帝時竟公開向王侯借取國租並降低了官員們的俸祿。政府的財政開支一直在加劇卻無法增收，最後只能通過西漢時的老路子“賣官”來暫時斂財。“賣官”的路一開就意味着朝廷在失去了良性財政增收方式之後藉以讓渡選官權利來換取暫時的錢財，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的開端，最後甚至演化爲“逼廉爲貪”的地步。
三、王朝的沉痾
實際上東漢從一開始就帶有一些根深蒂固的頑疾。在王莽短暫的鬧劇謝幕後，光武帝劉秀引領的東漢又重新接續了西漢王朝的大業。東漢的各項制度基本上承襲了西漢，整個東漢一朝也只有小幅度的修補，這就意味着在繼承了西漢的“玩兒法”的同時，也將西漢的痼疾一併接收了。
西漢後期賣官鬻爵的愈演愈烈就已經彰顯出了王朝嚴重的財政問題，而這財政問題還得從漢武帝時說起。文景之時任用“黃老之術”，採取了與民休息的政策，使民間經濟自由發展，積累了大量的財富。武帝時爲了抗擊匈奴，砸入了大量的錢財在軍事戰爭上，前幾代皇帝累積下來的財富也即將“見底”。爲了實現財政創收，武帝任用商人爲官爲政府斂財，實行了一系列國家壟斷經營措施，如鑄幣權收歸國有、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等等。
政府與民爭利，是社會市場經濟自由度降低的開始。一旦市場失去良性競爭環境便會產生一系列問題，如全國不同地方的土質、氣候等情況不同，農業生產工具一般都會帶有“因地制宜”的特性，而鐵器官營後，確實可以提高鐵農具的質量，卻嚴重脫離了生產實際。加上在政府尚沒有足夠的經驗來進行調控的前提下，所有壟斷產品的價格又都是由政府而非市場來規定的，這就使整個國家的社會經濟逐漸失去活力。之後雖有政策上的反覆，但總的格局和產生的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這些弊病造成的財政問題一直延續到東漢。
最終靈帝在行政機構低效及財政短缺的雙重壓力下，開始設置州牧一職擔任地方的總管，州牧集政權、財權、軍權爲一體，本意是爲了加強行政效率，更好地集中地方資源進行調配，最後卻不可遏制地形成了地方割據勢力。在靈帝駕崩後不久，大將軍何進聯合袁紹欲除掉宦官勢力，卻給了董卓進京的機會，由此掀開了漢末三國紛爭的大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