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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元豐年間，活躍在北宋政壇上官員大致可以分爲以下幾種勢力：第一，被“奸臣”佔據的中書;第二，被直言敢諫之臣佔據的臺諫;第三，被逐漸棄用的原先變法派的骨幹;第四，重新受到重視的保守派老臣。宋神宗用他的御下之術在這幾種類型的官員中間選擇、取捨，形成了元豐年間特殊的政治氛圍。
一、被“奸臣”佔據的中書
宋神宗朝被列入奸臣傳的五位官員中，有三位是在元豐時期受到重用的，且都位至中書，他們分別爲：蔡確、邢恕、章惇。蔡確，字持正，進士及第之後調邠州司理參軍。熙寧時期，受到王安石和鄧綰的提拔，當上了監察御史裏行。熙寧六年正月，王安石從駕觀鐙，乘馬入宣德門，衙士呵斥之，並刺傷了王安石的馬。
王安石因此大怒，先是將衙士送到了開封府，又罷免了一位御藥院的內侍，但是王安石猶覺不平。蔡確知道宋神宗此時已經對王安石的強權有些不滿，所以上章彈劾王安石曰：
“宿衙之士，拱衙人主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衙士所應呵也。而開封府觀望宰相，反用不應爲之法，杖衙士者十人，自是以後，衙士孰敢守其職哉?”
宋神宗並沒有追究王安石的措，但是卻對蔡確的言辭表示稱讚。蔡確猜透了神宗的心思，從這時候開始，宋神宗就屬意欲於蔡確了。元豐元年四月，蔡確知道宋神宗不滿御史鄧潤甫在治相州獄中的表現，故上章彈劾鄧潤甫欺下罔上，鄧潤甫因此落御史中丞知撫州，而蔡確順利代替鄧潤甫坐上了御史中丞之位。
不久，蔡確又彈劾沈括作爲近臣，見朝廷新法不便，不公開談論卻私下與執政商量，有撼新法之意，沈括因此黜知宣州。蔡確頗能揣測神宗的心思，故屢次憑藉宋神宗對新法的堅持彈劾他人有不軌之心，以加強神宗對自己的信任。
元豐年間，王珪與吳充並相，王珪忌妒吳充，遂聽從蔡確的建議慫恿宋神宗大興邊事，以保其位，實在算不上是一位君子宰相。元豐年間，宋神宗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任用官員的手段也逐漸純熟，當然“純熟”是相對於熙寧年間的表現而言的。此時的宋神宗沒有了王安石及其周圍的變法派，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培養“耳目”與“股肱”，但是遺憾的是，宋神宗將他任用“耳目”、“股肱”的心得延續到了元豐年間——在宋神宗的心中，官員的才能比人品重要，而忠誠又比才能重要，正是基於此，蔡確、邢恕等擅於揣摩上意的小人才能夠長久的侍奉左右。
二、被直言敢諫之臣
佔據的臺諫宋神宗對於言官的選擇有一個大概的標準，即向司馬光看齊。熙寧四年二年，宋神宗向近臣感嘆道：“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以無過矣。”元豐五年，新官制即將頒行之際，宋神宗依然向輔臣說道：“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司馬光在言職，最大的特點就是直言敢諫，且博聞多識，對很多政事有獨到的見解，宋神宗對他非常尊敬且器重。熙寧年間，宋神宗提拔楊繪、劉摯等人爲言官，就是看上了他們直言敢諫。
後因他們與變法派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宋神宗迫於無奈，將他們貶知地方。元豐年間，宋神宗完全掌握了變法的主動權，對於言官的任命完全自由，與中書多小人相比，這時期的臺諫倒顯得更加“清流”。
其代表人物有鄧潤甫、蔡承禧、周尹、王安禮等。鄧潤甫，字溫伯，熙寧年間被王安石提拔爲編修中書條例，後神宗擢升他爲知制誥。熙寧八年，與鄧綰一起治鄭俠獄，頗得神宗器重。鄭俠獄過後鄧潤甫上言：
“近者羣臣專尚攻訐，此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淳厚之人以變風俗。”
因此受到神宗的肯定。熙寧九年，鄧潤甫上章參用舊人，又言李憲不可以爲征討安南的將帥。後又屢次率言官蔡承禧、彭汝礪等人言不可妄興邊事。元豐元年，因受蔡確誣陷落御史中丞知撫州。蔡承禧，字景繁，熙寧八年擢爲監察御史，蔡承禧大體上是支持神宗推行新法的。熙寧九年，鄧潤甫上章參用舊人，在蔡看來“今之患在乎百職之不自任其職而已”，因此在他看來朝廷是極其缺乏“精明強敏之士”的。而宋神宗再次提拔呂惠卿等小人，無疑是加劇了這種狀況，蔡承禧屢次上言皆不聽，所以他認爲自己不適合在言職，乞罷。
熙寧最後兩三年的時間裏，以王安石、呂惠卿爲核心的變法派從北宋中央政府漸次失勢出走，但是這只是代表變法的直接主導權由王安石轉移到了宋神宗手中，那些具體推行新法的骨幹分子並沒有因此受到牽連。元豐年間，隨着宋神宗本人對新法逐漸趨向保守，原先變法派的骨幹分子比如薛向、李定等輩因爲不同的原因被宋神宗斥責或貶黜。
薛向，字師正，有一定的軍事能力，宋神宗繼位早期曾獻西陲利害十五篇，早年與種諤一起招降橫山一帶蕃部。但是相比於他的軍事能力，薛向的理財能力更加突出。熙寧初，宋神宗任命他爲江、浙、荊、淮發運使，熙寧三年權發三司使，明堂禮成，提拔爲右諫議大夫。但是宋神宗對薛向也不完全信任，早在熙寧四年宋神宗就有過“向性質不如羅拯”的評價。元豐元年九月，薛向與呂公著同知樞密院，薛向對呂公著頗爲恭敬，呂公著對他也有所改觀。元豐三年，薛向因反對讓百姓養馬導致百姓家破人亡，被諫官彈劾爲“爲大臣，事有不可不面陳，而背後誹以盜名”，遂被宋神宗認爲是“論事反覆，無大臣體”罷知潁州。
李定，字資深，受學於王安石，因言青苗法善，被王安石重用並推薦給宋神宗，被宋神宗除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而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等人皆因彈劾李定越職入位而遭罷黜。熙寧年間，李定因爲不除生母喪，被士大夫們集體彈劾，唯有王安石位李定辯解，李定不自安，故解職。熙寧八年，李定加集賢殿修撰，知明州。
元豐初年，李定再次受到宋神宗的重用，並一度提拔爲御史中丞。宋神宗非常喜歡李定，曾有“聽卿言足矣”之語。熙寧四年，李定也受到養馬事件的牽連，被神宗認爲是“既見朝廷黜薛向，兼元法變無改更，定即不敢論列。乃是從初有失審實。”遂罷李定知河陽。就宋神宗元豐時期對新法的反思上來看，他不至於因爲薛向不滿養馬傷民就予以貶黜，其實宋神宗最在意的是他“論事反覆，無大臣體”，實際上就是蔑視皇帝的權威。
君主獨裁專制體制最大的特點在於在保障皇帝最終的決策權力的基礎之上，將實際的行政權力讓渡給士大夫官僚們，以保證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宋神宗一人包攬了國家的大小決策，實際上是與北宋君主獨裁專制體制創立的初衷相違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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