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元帝劉奭(公元前74年—公元前33年)，公元前48年—公元前33年在位，是西漢第11位皇帝。他屬馬，是劉詢與嫡妻許平君生的兒子。他出生幾個月後，其父即位做了皇帝。兩年後，母親許皇后被霍光妻霍顯毒死。霍光死後，公元前67年5月(農曆地節三年四月)，劉奭被立爲太子。公元前48年1月(農曆黃龍元年十二月)，宣帝死後繼位，在位15年，病死，諡號爲孝元皇帝。公元4年，劉衎尊其廟號爲“高宗”。後葬於渭陵。
劉奭年表：
公元前74年，漢元帝劉奭出生。
公元前67年，被立爲太子。
公元前48年，漢宣帝逝世，太子劉奭即位。
公元前46年，劉奭廢除了公元前110年漢武帝設置海南珠崖郡。
公元前42年，劉奭派兵鎮壓了陝西羌人的叛亂。
公元前33年，王昭君出塞。
公元前33年，漢元帝劉奭逝世。
【在位年號】
初元(5)公元前48—公元前44
永光(5)公元前43—公元前39
建昭(5)公元前38—公元前34
竟寧(1)公元前33
【由盛而衰的分水嶺】
西漢的歷史，一般以宣、元之間爲一界線，分爲兩個時期。宣帝是“中興之主”，維持了西漢平穩發展的局面，但從元帝開始，西漢開始衰落，所謂“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柔仁好儒”的由來
史家對元帝的定評是“柔仁好儒”。這個評語應是褒多於貶，至少是褒貶參半。現在看來，“柔”字用得恰切。元帝確實是一個性格柔弱、優柔寡斷的人。至於“仁”字則要大打折扣。所謂“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終只因好的是“俗儒”而功虧一簣。
在元帝做太子時，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則訓斥他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所謂“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國之道,所習之經十分廣泛，包括《春秋》、《詩》、《尚書》、《禮》、《論語》等。元帝的經學功底，不僅遠過乃父，就是在西漢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謂首屈一指。
純任德教
在漢宣帝以前，基本上實行的是“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方略。到元帝時期，開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單崇儒家，純任德教，治國完全以經學爲指導，選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標準。爲什麼元帝摒棄主張嚴刑峻法的“霸術”，而改用“以柔治國”、強調“教化”的儒術呢?
元帝“純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經學修養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即土地兼併日趨加劇，農民紛紛破產，有的投入田莊，淪爲佃客和奴隸，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爲假田農民(國家佃農)，有的成爲流民，而這些人原來所承擔的租稅賦役，又都轉嫁給編戶齊民，即自耕農身上。再加上政治腐敗，官吏貪殘，天災頻繁，各地不斷暴發反抗西漢統治的鬥爭。所以，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統治者只好放棄“霸術”，純任德教，以期緩和社會矛盾。這種方略的改變，是由元帝提出並加以實施的。
在實行“教化”的儒術方面，元帝採取瞭如下的措施：
尊崇儒學。元帝即位當年，即採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孫孔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800戶祀孔子焉。”這是以皇帝名義奉祀孔子的重大舉措，孔霸被封爲關內侯，賜食邑800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斤200斤，府第1所。孔霸去世，元帝兩次穿素服去弔祭，賜給東園祕器錢帛，贈予列侯禮安葬，諡號“烈君”。初元二年(前47年)，起用師傅蕭望之，賜爵關內侯，食邑800戶。夏侯勝卒後，“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萬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尊崇帝師的社會效應，必然導致人心向儒，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會地位。
以儒家標準選官用人。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學博士弟子數量，由宣帝時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對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試，考試合格者，即可授以相應的官職。因此，當時社會上流傳着這樣的話：“遺子黃金滿籯(yíng，竹籠)，不如一經。”儒學宗師夏侯勝也常常教導他的弟子說：“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見讀儒經做官，已成爲當時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徑。
在元帝用儒方針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經學相矜尚，儒生布滿朝廷上下，他們或位至公卿，或爲地方長官。郭沫若說：“元、成以後……明經逐漸成爲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出現了‘州牧郡守，家世傳業’的經術世家。”而大批儒生進入政界後，又必然會把儒家理念施之於政事。
以經義爲本，治國施政。元帝即位後，摒棄了宣帝霸王之道相雜的政治，發佈的各項政令以及詔書，多引經爲據。質問大臣，則窮究“經義何以處之”;大臣執法，則要求其“順經術意”;如果大臣奏議上的語言不符合經義，則必然遭到嚴厲的批評。元帝的好儒，並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諸實施。
由於利祿的誘惑，傳授、研習儒家經學成爲社會的普遍現象，自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以來，到了元帝時期，經學才真正昌盛起來。正是由於以儒家仁義之道爲治國指導思想，才使得業以動盪的社會又暫時平靜下來，西漢王朝纔沒有即刻崩潰，而又苟延殘喘了幾十年。
不過，漢元帝以儒治國也留下了負面影響。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評價元帝廣用儒生之事說：“自是以後，漢無剛正之士，遂舉社稷以奉人。”同時，以經取士固然爲漢王朝選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決定了許多人讀經即爲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後，往往不是盡忠守職而只圖保持祿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爲官，爲官者不能爲治，士與吏截然兩途，這不能不影響到西漢後期各級政權的效能，給當時的社會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尤其是，元帝強調以經取士，使一些只知書本、而不省吏事的“書呆子”也被選進了各級政府機構。
偶幸“家人子”
五鳳元年(前57年)正月，太子劉奭18歲，宣帝爲他舉行了冠禮，這標誌他已成年了。五鳳四年(前54年)，他最愛的司馬良娣病死了。臨死前，她哽咽着對太子說：“我死非天命。是其他姬妾得不到太子寵愛，妒忌詛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太子劉奭對此十分相信，因而悲憤成疾，悶悶不樂，把所有姬妾都拒之門外。
王皇后對此焦慮不安，趕快報告給漢宣帝。宣帝聽說太子遷怒於衆位姬妾，也不好強拗其意，爲了使兒子重新振作起來，便讓王皇后從自己宮中挑選一些可令太子歡娛的宮女，以順暢太子之心，王皇后左挑右選，找了五位“家人子”(無職號的低等宮女)，排成一行，讓太子劉奭自擇中意之人。這時劉奭還沉湎於對司馬良娣的哀思悵想中，瞧也不瞧面前這幾位姑娘，又不耐煩皇后的一再催促，只想趕快應付了事，把手一揮，說：“這裏邊有一個人還可以吧。”這時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離太子最近，又穿着與別人不同的絳色袍服。王皇后以爲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令掖庭令把這幸運兒送入太子宮。皇太子和王政君初次相逢於內殿。也許是皇太子多時未與女人接觸吧，現在偶然見到一個楚楚動人的少女，含嗔帶嬌地向他走來，不免觸動情慾，便一夜風流。沒想到的是，王政君竟懷了孕。 次年，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王政君生下嫡皇孫。漢宣帝見帝國有了繼承人，喜出望外，親自給孩子起名叫劉驁。驁者，千里馬也。可見老皇帝對這個孫子寄予多麼大的厚望!從此，老皇帝常常把這個孫子帶在身邊，寸步不離。劉奭得遇王政君純屬偶然。但是，沒有偶然就沒有歷史，這一幕對王政君一家和西漢王朝都事關重大。
威權旁落
本來漢宣帝臨終前，已給元帝安排好了輔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樂陵侯史高，另兩位是太子太傅蕭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並提升史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爲光祿大夫，三人並領尚書事。信用外戚是西漢政治長期形成的傳統，宣帝也不例外。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孫，宣帝幼年時養在史家，與史高有親密關係，因此宣帝命他握有中朝決策大權，地位最爲重要。蕭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師傅，是當代名儒，深諳政事。蕭望之又引進宗室明經達學之士劉更生(楚王劉交的後代，成帝時改名劉向)、侍中金敞共參朝政，史稱“四人同心，謀議勸道，正義古制多所欲匡正”。“匡正”什麼呢?就是匡正君主。在中國古代，儒家主張實行人治。孟子說過：“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他們相信，只要統治者以身作則，言傳身教，爲臣民垂範道德人格，就可以實現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殺予奪絕對權力，而且再沒有可以對其約束的機制，那麼，“天子聖明”靠什麼來保證呢?儒家無法解決這個矛盾，只能奢談“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問題徑直變成了一個君主的道德修養問題。所以蕭望之等人就寄希望於對皇帝的教育，引導元帝努力實現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個國家或社會，扭轉一個時期的社會風氣。誠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絕不是萬能的，蕭望之等人太過於天真了!元帝即位不到一年，三人一體的輔政班子，就出現了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親“領尚書事”，蕭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但開始時，漢元帝對自己的兩位名儒師傅特別信任，蕭望之等人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於是史高的心理失去平衡，與蕭望之的嫌隙日深，這便爲宦官石顯弄權提供了條件。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種勢力中，漢元帝始終依賴宦官，因爲他認爲宦官沒有家室，形不成盤根錯節的龐大集團。這就是元帝朝宦官石顯之流得勢的根本原因。加之，宦官石顯善於順風承旨，阿諛奉承，元帝可以稱心如意，爲所欲爲。其實石顯之流早有“外黨”，和外戚史丹、許嘉勾結在一起，還拉攏了一批見風使舵的儒臣匡衡、貢禹、五鹿充宗等人，結成朋黨。還與長安豪俠萬章交往甚密。本來身體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過宦官石顯來控制大權，結果大權旁落，授柄於人，迫使蕭望之自殺，周堪、劉更生被貶爲庶民。
元帝之所以大權旁落，不僅在於近幸的狡猾佞巧，更在於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馬光評述道：“甚矣，孝元之爲君，易欺而難悟也。”宦官石顯的專權，實際上正是漢元帝縱容的結果。
【漢匈衝突的休止符】
宣帝時期，隨着漢朝國力的增強，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漢匈關係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以後，匈奴統治集團內部出現權力之爭，初有“五單于爭立”，互相不容，屠戮兼併，西漢“單于天降”瓦當最後形成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的對立。在漢元帝期間，在漢匈關係上出現了兩件大事，一件是陳湯平滅郅支，一件是昭君出塞。
平滅郅支
漢元帝剛即位的時候，匈奴郅支單于自以爲與漢朝距離遙遠，加之怨恨漢朝支持他的仇敵呼韓邪單于，就有與漢絕交之意，並且與康居王勾結起來，在都賴水(今恆邏斯河)畔興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爾)，作爲自己進一步擴張勢力的基地。郅支將勢力向漢西域發展，直接威脅漢朝在西域的統治。建昭三年(前36年)，新一任西域太守對匈奴發動攻擊，獲得大勝。
至此，漢朝最後消滅了虎視西域的敵對勢力。以後近40年，西域維持着和平狀態，中西交通也暢通無阻。陳湯爲官雖有不少劣跡，但他矯詔興兵、平滅郅支的功績還是應當肯定的。
昭君出塞
郅支被殺之後，呼韓邪單于既爲消滅政敵而高興，又畏懼漢朝的威力。竟寧元年(前33年)正月，呼韓邪單于第三次入長安朝漢，並表示願娶漢女爲閼氏。元帝也願意用婚姻的形式鞏固漢、匈之間的友好關係，就以宮女王嬙配他爲妻。
王嬙，字昭君，西晉時因避司馬昭諱，改稱明君，南郡秭歸(今屬湖北)人。昭君雖然儀容雅麗，舉止端莊，但因未受皇帝封誥，所以在後宮的地位極其卑微，不受重視。如同當時絕大多數宮女一樣，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但當歷史提供機會時，她主動請行，自願遠嫁匈奴。在臨行前舉行的歡送儀式上，元帝見昭君丰容靚妝，光彩照人，顧影徘徊，竦動左右，不禁大爲悔恨，很想把她留下，但又不便失信，只得讓她隨呼韓邪出塞而去。
昭君這位膽識不凡的漢家宮女，爲促進漢匈民族團結，自願出塞履行政治聯姻，成爲名垂青史的傑出婦女。漢元帝認爲這次政治聯姻可使“邊陲長無兵革之事”，特意把年號改爲“竟寧”，意即邊境安寧之意。呼韓邪單于封王昭君爲“寧胡閼氏”，“寧胡”意即“匈奴得到昭君，國家就安寧了”。從此，漢匈長期戰爭狀態宣告結束，雙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關係。長達150年的漢匈衝突，猶如一曲雄壯的交響樂，而昭君出塞則好似一個完美的“休止符”。
昭君的事蹟在正史記載中僅有幾十個字，但在稗官野史中的記載卻非常多，而且更富於傳奇色彩。《西京雜記》中有這樣一段傳說：“元帝后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諸宮人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由於畫工毛延壽的卑劣行徑，誤了昭君的青春，害得她背井離鄉，遠嫁異域。
另據東漢文學家蔡邕《琴操》記載，昭君嫁到匈奴後，心思不樂，作下了一首詩歌，後人稱爲《昭君怨》，其中有這樣的詩句：“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這首詩很可能是僞託之作。又傳，昭君還寫了一封信給元帝。信的內容如下：“臣妾幸得備身禁臠，謂身依日月，死有餘芳，而失意丹青，遠竄異域。誠得捐軀報之，何敢自憐?獨惜國家黜陟，移於賤工，南望漢闕，徒增愴結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少憐之。”據說元帝得書，大爲動情，轉而惱恨畫工從中作梗，窮究其欺君之罪。畫工毛延壽等五人“同日棄市”，一時京城畫工幾乎絕跡。王安石在他的《明妃曲》中寫道：“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他一反以往歸咎毛延壽欺君的正統觀念，而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了漢元帝。
漢代出塞和親的女子比比皆是，而且大多是金枝玉葉的宗室公主。但她們的爲人行事，很快都隨着歷史的長河流逝了，唯獨“良家子”出身的昭君卻流芳千古，人們懷念不已。1963年，董必武同志作了一首詠昭君的詩，鐫刻在昭君墓前的石碑上：“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漢和親識見高。詞客各攄胸臆懣，舞文弄墨總徒勞。”不僅肯定了昭君出塞的歷史意義，也肯定了漢元帝的歷史眼光。
【元帝逝世】
王昭君出塞不久，漢元帝就病入膏肓。竟寧元年(前33年)五月，元帝去世，在位15年，劉奭死後諡曰：“孝元”帝，葬於渭陵(今陝西咸陽城北5公里處渭城區周陵鄉新莊村)。六月，皇太子劉驁即皇帝位，是爲孝成帝。公元4年，劉衎尊其廟號爲“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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