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小編一起探尋歷史上真實的范仲淹。
“豈獨世所非，千載成迂闊。”這是北宋愛國名臣范仲淹景祐三年第三次遭貶，在貶所饒州給朋友的一首唱和詩中的兩句。景祐三年，范仲淹以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當時的宰相是深於世故，善於守成的呂夷簡。呂夷簡在位日久，而且是個貪官，很多阿諛奉承的人都拜到他的門下。范仲淹向仁宗進《百官圖》，指斥呂夷簡培植私人，進用僥倖，甚至直接將他比作漢成帝身邊敗壞朝廷家法的張禹，提醒仁宗整肅綱紀，不能將近臣進退盡皆委決於宰相。
范仲淹如此作爲，自然要遭到呂夷簡的反擊。呂夷簡在仁宗跟前指責范仲淹離間君子和臣子之間的關係，然後將范仲淹貶出京師，且將支持范仲淹，爲范仲淹不平的餘靖、尹侏、歐陽修等人都以朋黨之罪一同貶放，釀成北宋歷史上那次震驚朝野的朋黨之災。
因爲說宰相的不是而招貶放，在范仲淹既不是第一次，也決不是最後一次。此前天聖七年，他以一無進言之責的小小祕閣校理上書諫止仁宗率百官爲章獻太后朝拜上壽。而當時的現實是章獻奉真宗遺詔垂簾聽政，滿朝文武畏太后權勢，都沒有敢說話的人。人無敢言而范仲淹言之，天聖八年他甚至直接上書章獻，敦請她“卷收大權”，結果范仲淹慘遭貶官，而且一去就是三年，最後等到章獻死了纔回到了都城。在范仲淹回到首都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又和孔道輔等人力諫仁宗廢除皇后，最後又慘遭貶官，離開了首都，去了睦州。
在北宋初年，有很多愛國人士都說自己有心懷天下的志向。說起來，有任天下之志是一回事，而行任天下之實，則又是另一回事。從客觀方面看，這裏本身就有一個允不允許你以任天下之心，行任天下之實的問題。皇帝老兒以及那些已然身居高位的專權擅政者，關心的只是自己屁股底下的那張寶座或頭上的那頂烏紗，而並不在乎天下人是不是真的安樂。你要讓天下人安樂，他們就有可能不得安樂，很多文人志士都有愛國之心，但是並沒有把這種心態轉化爲行動，范仲淹卻把這種心態轉化成了真正的行動，這是他值得稱讚之處。
要以天下爲己任，要先天下之憂而憂，要求與天下同其安樂，就不能不有“逆”，就不能不有“忤”，所謂“危言多犯”，“立身必孤”。生殺大權握在別人手上，犯忤之間，一不小心，失位去官還是輕的，弄不好，甚至會丟了身家性命。說到底，真正的先憂後樂，確實必先出以卓爾不羣之至性，能持道獨行而不計進退，不計得失，然後方可爲之。范仲淹所爲，正在於此，也正因爲如此，這位名臣可以名垂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