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說起曾國藩的話，各位一定都有所耳聞吧。
同治四年的九月開始，曾國藩的失眠老毛病開始逐漸加重，身心疲倦至極，在當時的日記裏，他這樣寫道：“倦甚，不願治事。三點睡，五更醒。”嚴重睡眠不足已經損害了曾國藩的精神，與此同時，一種巨大的憂鬱始終纏繞在他的心頭，揮之不去。
失眠直接導致神疲、體倦、代謝率降低，加之年歲漸長，空前的孤獨和頹唐讓這個晚清重臣感到格外無助，按理不應該出現這樣的情況。
同治四年是剛剛平定太平天國之後，大清帝國在曾國藩等大臣的不斷努力下得以呈現“中興氣象”，巨大的事功和崇高的官位，空前的威望和影響竟然不能給他帶來一點寬慰，這的確是值得深思的。關於曾國藩的心路歷程，愈到晚年就愈加淒涼，通過仔細梳理相關典籍，就能真切發現他的病有着深層次的原因。這年的下半年多次出現如下記載：“九月十七：“倦甚，不願治事。又圍棋一局，觀人一局。”十月初二：“倦甚，不願治事。與幕府諸公鬯談。”十月二十二：“二更後倦甚，又似畏寒者，老景侵逼，頹然若難任也。”
如果以爲如此失眠，消極怠工就錯了，這段期間他北上剿捻，10月，將金陵製造局上遷海虹口，和李鴻章原設的炮局及購自美國人的鐵廠合併，再加容閎購回的百多部機器建成江南製造總局。12月，覈定長江水師永遠章程及營制營規。 1866年(同治五年)，曾國藩奉旨進駐周家口，以欽差大臣的重權身份，督師剿捻。
曾國藩根據捻軍行蹤不定、流動作戰的特點，採用了“重點防務、堅壁清野和畫河圈圍”的對策，但最終全部失敗。一個曾經指揮十萬湘軍對決一百萬之多的太平軍尚能取得最終勝利，爲何在鬥爭流寇問題上最終如此不堪?這樣的問題答案似乎能有很多，但歸根結底是他心力不足，他的所有力量都被大清的各種世俗文法潛規則和太平軍的壓力徹底消耗殆盡。譬如英雄人物們空手格鬥猛獸並最終將它打死，與此同時讓他繼續對付一隻貓都已經不能。何況曾國藩精神意志力已經逐步垮塌。
他也知道，屬於他的時代已經結束，爲此他不得不推出李鴻章接替他來完成剿捻任務，自己在後方作爲支援。關於曾國藩和李鴻章之間的關係多少有點複雜，李鴻章作爲曾國藩親自培養的幕僚弟子，也一度跟曾國藩負氣決絕，幸好二人都能以大局爲重，和好如初。至於他們二人歷史地位，我以爲梁啓超的《李鴻章傳》的一段對比評介頗有見地：“李鴻章之於曾國藩，猶管仲之鮑叔，韓信之蕭何也。不寧唯是，其一生之學行見識事業，無一不由曾國藩提斯之而玉成之。故鴻章實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評。”
看來歷史發展的大格局就是接力，結束的應該結束，退出的應該退出，曾國藩早已諳熟這歷史的線性。至於李鴻章“平定捻匪”的戰略佈局完全是曾國藩之前的“以靜制動”思想，同一個方法，曾國藩沒能成功，李鴻章卻打贏了，原因只有一個——心力不足。早在出徵前，他就推辭這項工作的任命：“臣精力日衰，不任艱鉅，更事愈久，心膽愈小”，這的確是他的衷腸。
二
然而曾國藩的心裏總是失落抑鬱，這似乎無關他自我的榮辱。大清帝國早已江河日下，所謂“同治中興”無非是並不耀眼的迴光返照。“苦無同志之士，自文忠與江忠烈歿。而同事者鮮能一心。”李鴻章、左宗棠、彭玉麟等門生故舊大多離他遠去，巨大的孤獨感一直縈繞在他的心頭，仔細算來通過他推薦重用提拔到巡撫位置的已經有幾十位，更遑論一生用人數量。雖然以知人、用人爲世稱道，就連罵了他半輩子、妒忌他一生的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認“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可是最終的結局在曾國藩看來還不是“苦無同志”、“鮮能一心”。看來他吸引人才的知人之明“啖之以厚利”只是互相利用罷了。早在咸豐八年，他在家書裏這樣說：“餘昔在軍營不妄保舉，不亂用錢，是以人心不附、近日揣摩風會，一變前志。”然而暮年的他現在一看，用利益吸引來的人，終究不是知己，不是同道中人。 他晚年最鍾愛的幕僚弟子叫趙烈文，也是幕僚中最甘於淡泊的人。這年趙烈文才三十六歲，曾國藩把他當做唯一可以傾訴的人，認爲他“志趣有異於人”，是一個容易動情落淚的人，“天分至高，心地尤厚”的善良才士。
這年，趙烈文從常熟又來到曾國藩身邊，看到老師曾國藩比以前瘦了許多，神氣如故。他的著作《能靜居日記》完整地記錄了師生二人這一年的所有談話，以及曾國藩的身體病症和心路歷程。幾乎不忙的時候，曾國藩都主動來找他聊天，這在曾國藩的圈子裏極爲罕見。六月初八這天，曾國藩來找趙烈文，看到有人在就走了，過了一會又來。對趙烈文說，昨廷下發措辭極其嚴厲旨意，因爲捻賊竄至豫東，一點阻截都沒有，因此曾國荃被摘去頂戴，交部議處。“辭氣嚴厲，爲邇來所無。”之後曾國藩恐怕北上，“自顧精力頹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唯祈速死爲愈耳。”最後趙烈文安慰好久，看着老師嘆息離開，趙烈文竟然也在這晚心疼老師而失眠。
當一天晚上師徒二人深度交換大清命運即將沉淪後，曾國藩爲此感到絕望， 趙烈文的看法是：“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清政府已不可能像東晉、南宋那樣南遷偏安一隅。接着趙烈文又詳細地說出了一些看法，最後曾國藩絕望至極 以至於曾國藩絕望地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
在日記書信中時常也會出現“寸心焦灼，了無生趣”也是這年，他在給曾國荃的書信中說：“諸事棘手焦灼之際，未嘗不思遁入眼閉箱子(棺材)之中，昂然甘寢，萬事不視，或比今日入世，差覺快樂。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煩，而長夜快樂杳無信息，且又晉階端揆，責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極品爲榮，吾今以爲苦惱之境，然時勢所處，萬不能置身事外，亦唯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而已。”
在此後不久，曾國藩病了，“傍晚復入候滌師，雲今午下棋二局，又窗下看公事約兩時，復增新感，氣息惙惙。”第二天早上，趙烈文去探望他，病情還是沒有好轉，一夜不寐，曾國藩說自己話說多了就這樣。後一天，趙烈文早上去探望還是沒好，又是一夜不眠，脣口起泡，於是勸他靜攝不吃藥。
曾國藩的苦惱消沉甚至病症，絕不是因爲政務繁冗，重要的是，暮年滄桑，他忽然發現自己一生的奮鬥，最後竟然不能阻擋歷史潮流，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想必是所有英雄人物晚年的淒涼。他以絕對聖人標準自我要求，遵循理學家的極端克己，“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宏大願景竟然變得遙不可及，他不想看到親手拯救的帝國只因耗盡一生血氣才換了個苟延殘喘，他肅清了太平軍之亂用了十一年，卻沒能實現自己澄清天下造福萬民。他不得不認同趙烈文對清朝的蠡測，其實他何嘗沒有看到：“京師水泉皆枯，御河斷流，朝無君子，人事僨亂，恐非能久之道。”只不過他真的不願意去相信。他的病症明顯是焦慮過度急火攻心， 對於一個終生聖人標準的他對於最高理想的幻滅難以接受。他的“百端拂逆之時，唯有逆來順受之法”，爲的不是自己。他的“打落牙齒和血吞”，吞的更不是因爲怯懦。
三
終生的皮膚病和晚年的失明算不上曾國藩最嚴重的病，他的病是抑鬱而終。“餘向來本多憂鬱，自覺平生之事，多可愧者，近因右眼失明，身體衰弱，尤念從前衍咎難再補救，此生學業毫無成就，用是愧鬱交乘，有如聖人所謂長慼慼者。
在清廷調他去直隸的任上，走了四十幾天纔到，就是這種情況，在接任直隸總督一年後，在曾國藩的帶動下，結清了同治七年以前的舊案一萬兩千零七十四件，同治八年以來的新案兩萬八千一百二十一件，沒結清的舊案只有九十五件，新案只剩兩千九百四十件。要知道此時曾國藩除了嚴重的皮膚病外，已經患有多種老年疾病，加之眼疾嚴重，可以想見他對此重大工作承擔了常人難以理解的艱難。
他的強大意志力支撐着做官爲政的底線，然而經過“天津教案”之後，他蒙受了巨大壓力和委屈，再次被罵爲“賣國賊”等等惡名，懸在北京湖廣會館那塊“道光戊戌科會試中試第三十八名進士，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的匾額被人砸爛。他本人也多次說此案對外“過柔”，“寸心抱疚”，“外慚清議，內疚神明”經受這次強烈打擊後，清廷讓他回任兩江總督，一年半後就在南京病逝。
同治九年，三月三十日在當天日記裏他這樣寫道：“二更四點睡。日內眼病日篤，老而無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鬱郁不暢者，總由名心未死之故，當痛懲之，以養餘年。”
在去世的前兩年在他日記或家信中多見愧悔、無成等辭句，這絕非所謂自謙之詞，而是總結一生之中缺憾處卻不能再有重大推進而深深自責。這種聖人的高度自我期許，愈到最後便愈加沉重而蒼涼。“立德”、“立功”、“立言”這“三不朽”在旁人看來他已經做到，但在他看來，自己的功業只不過如 “敗葉滿山，全無歸宿。老大徒傷，不勝悚惶慚赧。”
曾國藩是1872年二月初四去世的，我們再看他去世前幾天的日記。正月二十一：“瞬息間天已黑，不能治事矣。傍夕睡頗久。”正月二十六：“在途已覺痰迷，心中若昏昧不明者，欲與轎旁之戈什哈說話，而久說不出。至水西門官廳欲與梅小巖方伯說話，又許久說不出。如欲動風者然。”正月二十九：“近年或欲作文，亦覺心中恍惚，不能自主。”二月初二：“手執筆而如顫，口欲言而不能出聲。”他的日記，從1858年六月開始，至1872年二月初三寫下最後一篇。曾的晚年時蒼涼的，就像一顆老樹，悽愴江潭，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梁啓超曾評價曾國藩說：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毛澤東同志青年時評價曾國藩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公。”一個“獨服”，說出了曾國藩的獨特人格魅力和超強的歷史貢獻，曾公有知，可以安然長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