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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賜予蕭何“帶劍履上殿”的待遇,爲何蕭何憂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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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天下大亂,劉邦以一介微末小吏仗劍而起,經過多年艱苦打拼,終於掃平各路諸侯,建立了漢帝國。劉邦既不懂兵法謀略,也沒有扛鼎之力,他的成功之道在於會用人,招納了一大批精英人才爲他效力,可以說漢帝國是以劉邦爲核心的團隊共同努力的結果。

劉邦賜予蕭何“帶劍履上殿”的待遇,爲何蕭何憂心忡忡?

漢五年,項羽在垓下決戰失利自殺,天下已經基本平定,劉邦的團隊到了分享勝利果實的時候。面臨利益分配問題,羣臣互不相讓,各自述說自己的功勞,都認爲“老子天下第一”,這樣一直拖了近一年的時間,也沒有拿出一個最佳方案。最終劉邦提出蕭何爲第一功臣,所封賞的食邑最多。對此,諸將紛紛表示不服:蕭何連戰場都沒上過,只會舞文弄墨,搖舌鼓脣,憑什麼排在我們這些戰功累累、百戰餘生的人前面?對此,劉邦拋出了一個“功人功狗論”,堅持將蕭何列爲第一,而且賜予“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的特殊待遇。

劉邦賜予蕭何“帶劍履上殿”的待遇,爲何蕭何憂心忡忡? 第2張

這樣的封賞要是換到別人頭上,或許會激動萬分,但蕭何卻是憂心忡忡,他和劉邦打了幾十年交道,對劉邦爲人瞭解之深也不是一般人能夠比擬的,他一眼就看透了劉邦的陰險用心。事實上,一直以來,劉邦對任何人都做不到絕對的信任,在手下人的任用上始終存在着矛盾心理,既希望諸臣盡心盡力爲他效力,又不希望他們勢力過度強大,對劉氏家族的權力構成威脅。劉邦對軍功集團的將領如此,對事實上的二號人物蕭何更是如此。而故意擡高蕭何、貶低軍功大臣,一方面實現了對軍功集團的打壓,同時也將蕭何推到軍功集團的對立面,讓二者之間相互鬥爭,他則坐收漁翁之利,以達到制衡各方勢力的目的,可謂是一箭雙鵰。

蕭何對此自然心知肚明,他身處皇帝和軍功集團的雙重壓迫中,處境如履薄冰。他沒有張良那樣急流勇退的瀟灑,就不得不小心翼翼在夾縫中求生存。一方面他通過捐獻家產、強買民田自污名聲的方式向劉邦表示自己沒有野心,減輕劉邦對自己的猜疑。另一方面他通過低調退讓的方式來消除自己和軍功集團之間的矛盾,買田置地,他總是選擇沒人要的窮鄉僻壤,從不與別人爭長論短;生病時又極力推薦老對頭——軍功集團代表人物曹參代替自己的位置。即便這樣,蕭何還是受到劉邦猜忌,甚至被捕下獄,幾乎險遭不測。好在最終他還是化險爲夷,在戰戰兢兢中度過餘生。

從更深的層次來說,劉邦對蕭何的封賞是政治博弈的結果。漢王朝建立以後,劉邦與蕭何是存在尖銳矛盾的,這種矛盾不是個人之間的利益之爭,而是君權與相權的衝突與博弈。在蕭何組建的漢王朝政治架構中,皇帝是國家元首,丞相是國家行政首腦,是官僚集團的代表人物,掌握着整個國家的行政權力。相權的崛起勢必會使皇帝絕對權力相對削弱,君權與相權之爭本質上是皇帝與官僚集團的利益分配,二者之間往往會通過博弈和鬥爭來達到一種微妙的平衡。劉邦封蕭何爲第一功臣,就是對官僚集團內部進行的一種分化措施,以官僚集團內部的小平衡來實現整個官僚集團與皇權之間的大平衡。

從劉邦與蕭何開始,這種博弈幾乎伴隨了中國兩千年的封建時代,在這個過程中,君權一步步強化,相權一步步退縮,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丞相一職,國家大權才獨攬於皇帝,直到雍正皇帝設立軍機處之後,相權才名存實亡,皇權專制達到了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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