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和珅的錢的事情，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乾隆時期的中國，地大物博，對外貿易也是十分頻繁。中國的陶瓷、絲綢、茶葉對國外來說，都是稀有的珍寶。
最終，英國通過和中國來往的貿易逆差，導致英國的白銀大多都流向了中國。爲此，在一七九二年，他們派遣了一名使者馬噶爾尼來到中國，想改變一下貿易逆差的狀況。馬噶爾尼精心準備了兩個東西，想借此說服乾隆帝改變一下大清對英國只出口不進口的狀態。
首先，是一套市場經濟原則的理論體系，他仔細講解了這套理論，並且，要求東西方的貿易應該以此爲原則，而不是單方面的輸出。其次，則是大英帝國的軍火，他演示了日不落帝國的堅船利炮和熱兵器，順便推銷了一下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商業一體”的特色。
可是，他萬萬沒想到的是，大清帝國正值鼎盛時期，對這些東西根本不感興趣。
更不用說，早在宋代，中國就有市場經濟形式的海外貿易。可以說，這種經濟形式發揚光大於西方，而向世界提供這個形式的卻是中國。在宋代，中國就有二十多處貿易的港口，而清朝，只開設了廣州一處而已。
那麼，市場經濟原則爲何能在西方國家成立，而難以在中國存活呢?
因爲，西方各國獨立，小國寡民，資源匱乏，難以自給自足，不得不依賴市場。所以，這就決定了西方國家的市場大於國家的特點，而“軍事商業一體”的形式也在西方各國萌芽的。反觀中國，因爲，地大物博，土地肥沃，人口衆多，不僅不依賴市場，反而，成爲了最大的市場。
所以，市場經濟難以突破王權，市場原則無法改變權利支配經濟的局面。所以說，在在當時的中國，權利支配經濟反而是最好的選擇。
有現代資料指出，若是給古代各國算一算GDP，那麼，會發現：乾隆時期中國的GDP穩居世界第一，甚至，佔到了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而英國、德國、法國、俄國、意大利五個國家的總和也只佔了世界的百分之十七左右。
其實，不只是乾隆時期，在唐、宋以後，一直到十八世紀，這一段漫長的時間裏，中國一直是世界首富，一時間，難以與之匹敵。可以說，中國的君主專制曾經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而西方後來出現的全球化的帝國主義，其實，是足以撼動中國的。
但是，那時的中國依舊沒當回事。當馬噶尼爾來到中國的時候，當時，正處於英國戰勝荷蘭，帝國主義正在慢慢崛起的時候，而清政府絲毫不知，也沒有這種意識。
作爲世界最大經濟體，只開設了廣州一處港口，即使如此，也足矣。所有人都沒有對當時的經濟制度產生過懷疑，英國想把自己本國的貿易捆綁在中國，而中國卻表示拒絕。那麼，爲什麼不增加港口，進一步擴大對外貿易?清廷給出的理由是：國家安全問題。
其實，還有一個更真實的理由，君主專制制度之下，“家”就是“國”，“國”就是“家”，在康熙帝設立廣州港口之後，還招募了十三家管理人，專門官外貿和關稅這件事。宋朝時期，船舶的收入是要上交國家充當國庫的，而到了清朝，港口的收入只交到內務府僅供皇室使用。
所以，爲了防止民間海權，清廷要完全壟斷這一行業，纔能有更大的收益，而最好的辦法就是：只開設一處港口。
戶部掌管着國家的財產，而內務府掌管的是皇室的財產。雖說，“國”與“家”不分，但是，皇帝總有想把國家財政移爲己用的小心思，而當時，掌管內務府和戶部的人就是和珅，他十分擅長揣摩皇帝的心思顯得“善解人意”，總是默不作聲地就把國庫裏的金銀財寶搬到內務府。
當時，港口除了有稅收，還要收另外一個費用，就是“規禮”。“規禮”是當時油水的主要來源，有人算過，一艘船要進入港口，要交一百多項條目的費用，這些費用加起來比正式稅收還要多。這樣一來，在港口工作就成了一個肥差。
當時，“規禮”所得要拿出一大部分報效皇帝，上報的錢財每年不得少於一百萬兩，而這一道手續必須得經過和珅的手上。而和珅則是乾隆眼前大紅人，難免有人會再拿出一些錢財和他搞好關係。
港口的收入不算是國家財政收入，但是，皇權之下的家國一體，只要是王權管理下得來的錢財，誰敢質疑它的合法性，所以“規禮”就算是合法收入了。監督官本人是不是要貪了這筆錢，這就要看他自己是如何處置的了。
這其中，除了拿出上報給皇帝的那一部分財產，剩下的三分之二就是自己的職務收入，而三分之一用來打點人情和手下的人工資。由於，交給皇帝的錢是通過和珅上交，所以，決定他是不是貪官的最重要的人就是和珅。
如此之下，這些人還要拿出大量的錢財來報效和珅，甚至，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和珅自己的人，在幫和珅做事而已。所以，廣州海關這一條巨大的財路掌握在和珅手裏，他被查抄後有如此鉅額的財產也不足爲奇了。
2001年，美國的《華爾街日報》統計出千年前的世界首富排名前五十，中國人就佔六人，清朝就有兩人：其一是和珅，其二爲伍秉鑑，二人一官一商，差別非常巨大。和珅的錢財數以億計，這些還只是抄家時估算出來的。
而伍秉鑑呢?他的身家卻只有兩千多萬白銀，相比之下，這個數字連和珅的一個零頭都比不上。兩個人在彼此的領域，一個做官做到了“二皇帝”，一個經商成爲了“十三行”的首席，真可謂是達到了極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