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三國時期東吳“暨豔案”!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三國時期，東吳政權坐擁江東六郡，與曹魏政權和蜀漢政權鼎足而立。同蜀漢政權一樣，東吳政權也是外來政權，這兩個政權的覆滅在一定程度上與沒有處理好與土著士族的關係密不可分。不同於蜀漢政權以諸葛亮爲首的荊州集團完全壓制益州士族發展，孫吳政權在不同的發展時期，對早期跟隨起家的淮泗集團與本地江東士族之間的權力配置有所側重，但是隨着三國鼎足之勢已成，北伐難以突破，東吳政權內部的權力配置不能不朝着有利於江東士族的方向發展。
作爲淮泗集團背後靠山，孫權不願看到江東士族過度坐大，便利用各種機會打壓江東士族的崛起，發生在黃武三年的“暨豔案”就是其中一例。儘管孫權在位時尚能憑藉權威把握好淮泗集團與江東士族之間的權力平衡，安撫江東士族的不滿情緒，但是，隨着孫亮、孫皓等君主即位，統治昏庸殘暴，使得江東士族逐漸對孫吳政權失去了信心，東晉大軍南下江東之際，江東士族並沒有作堅決的抵抗，伴隨“金陵王氣黯然收，一片降幡出石頭”，東吳政權黯然退場，而依附於東吳政權的淮泗集團和江東士族成了“亡國之餘”，直到西晉滅亡，原東吳顯貴士族都沒能實現昔日輝煌。
“暨豔案”的始末
公元220年，曹丕接受漢獻帝禪讓，建立曹魏政權，三國鼎足之勢形成。由於北伐始終無法取得突破，爲了確保江東之地的穩定，孫權長期重視對江東士族的任用，以顧雍爲首的文臣，陸遜爲首的武將大量進入東吳政權中高層。面對江東士族的勢力迅猛發展大有趕超自家的老班底淮泗集團的現狀，孫權對江東士族的猜忌之心日重，並相繼採取了一系列的打擊措施，“暨豔案”就是孫權出手的第一招。
“暨豔案”發生在黃武三年(公元224年)，案件的主角是吳郡人暨豔和張溫。張溫是吳郡士族大姓，與吳郡顧氏關係密切。暨豔則出身一般，是由張溫引薦入仕，先是擔任選曹郎，後又擔任選曹尚書，負責銓選、沙汰官吏的事宜。
《三國志·吳書·張溫傳》：“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
《張溫傳》中對暨豔的的評價爲“豔性狷厲，好爲清議”，他上任後，在張溫的支持下，二人以“核選三署”爲名，行“彈射百僚”之實，矛頭所指大都是淮泗集團人物，如青州北海人丞相孫邵、徐州廣陵人鄱陽太守王靖。
孫權不顧駱統、陸瑁等人上疏求情，決定嚴懲暨豔和張溫等人。暨豔以及選曹郎徐彪被迫自殺，提拔並支持暨豔的張溫被罷黜禁錮，張溫兩個弟弟張祗、張白被牽連禁錮，就連張溫的姐妹也因爲“暨豔案”受到牽連，被迫改嫁。
《三國志·吳書·張溫傳》：“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溫……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
《文士傳》：“溫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爲溫事，已嫁者皆見錄奪。”
在孫策草創東吳政權時期，淮泗集團在與江東士族的權力鬥爭中佔據上風
從權力結構分類看，除了孫氏宗族本身外，東部政權內部主要有兩大利益集團。一個是由江北而來的淮泗集團，另一個是江東本地的世家大族。東吳政權的建立是以孫策率淮泗兵進入江東，橫掃諸侯爲起點的，但真正完成建國則要等到東吳政權從淮泗化到江東化的轉變完成。在這期間，在孫策、孫權兄弟非常倚重淮泗集團，對待江東士族的態度由輕視轉向重視。淮泗集團與江東士族之間的鬥爭，也從敵對關係轉向緩和關係。
雖然孫策的父親孫堅是江東吳郡人，但是，孫策從袁術那裏討回的父親舊部以及招募的兵卒卻大多來自淮河、泗水一帶。
(孫)堅又募諸商旅即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朱)俊兵力奮擊，所向無前。——《三國志·孫堅傳》
淮泗集團的代表人物有周瑜、張昭、魯肅、程普、周泰、諸葛瑾等。袁術曾任命周瑜和魯肅分別爲居巢長和東城長，周瑜和魯肅認爲袁術不能成就大事，都辭去官職渡江跟隨孫策，孫策任命周瑜爲建威中郎將，魯肅把全家都搬到了曲阿。
袁術以周瑜爲居巢長，臨淮魯肅爲東城長，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策以瑜爲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阿。——《資治通鑑·漢紀五十四》
(孫策)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鹹向之。——《三國志·孫策傳》
淮泗集團大致分爲三部分：一是早先追隨孫堅的部將，如程普、韓當、黃蓋等;二是跟隨孫策平定江東的部將，如周瑜、周泰、蔣欽等。三是孫權一手提拔起來的部將。如呂蒙、甘寧等。
在孫策草創東吳政權時期，非常倚重淮泗集團，對待江東士族由輕視轉向重視。在孫策從袁術麾下脫離出來，率領來自淮泗地區的軍隊渡江進入江東打江山之初，由於年輕氣盛，對江東一帶複雜的實際情況瞭解不夠透徹，認爲憑藉自己的精兵強將，不必仰仗當地士族大姓，就可以成就大事。因此，他和麾下的淮泗集團往往採取武力手段解決不服從號令的實力派和地方豪強。前者如廣陵太守陳登、吳郡太守許貢等，後者如嚴白虎等。在實際經營過程中，孫策開始感覺江東士族勢力雄厚，結好江東士族十分必要。於是，像原吳郡都尉朱治迎接孫策進入江東，得到孫策的重用;會稽大姓虞翻歸降孫策，孫策甚至讓其代表自己出使中原。孫策這一戰略意圖，在他選擇繼承人時體現得很明顯。他沒有選擇以“驍悍果烈”著稱的三弟孫翊，而是選了孫權，理由很明顯：
“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總的來看，因爲淮泗集團是跟隨孫氏宗族江東創業的根基，有共同的利害關係，正如《江表傳》所說的，二者“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而江東士族在完全認同孫策政權的雄厚實力之前，先是傾向於用武力對抗淮泗集團，在慘遭挫折的情況下，又心生忌憚之心，尚沒有明顯歸附孫吳政權的之意。
孫權時期：淮泗集團在與江東士族的對抗中先勝再敗後勝
孫權初即位時，面臨極爲不利的現狀，用孫策的話講，“深險之地鋒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 其中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說的就是不服從統治的山越、宗部的問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涉及的就是江東大族的不合作態度，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講的是南渡的北方大族並沒有明確站隊。
要解決這三個問題，穩固東吳政權，孫權首先依靠淮泗集團將領討伐佔據土地人口的山越、宗部勢力，淮泗集團在戰爭中獲得功勳和大量土地部曲，勢力繼續膨脹，此外，孫權派遣張昭和周瑜，藉助他們的聲望拉攏南渡的北方士族，得到了淮泗文人的合作，淮泗集團人才濟濟，文武兼備，進一步鞏固了孫權的統治基礎。在這種情況下，孫權政權開始進一步吸納江東士族參與政權運轉和軍事指揮，希望儘量消除隔閡，爲全面建國做好準備。但是，隨着孫氏政權立足稍穩，外來的淮泗集團與世居江東的吳姓士族都存在利益訴求，自然不可避免地產生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利益差異和衝突，進而產生權力分配上的矛盾。
在孫權當政時期，孫吳政權實現了建國，到了東吳政權的中後期，江東士族逐漸佔據了東吳政權軍政職位的有利位置，但是淮泗集團的後代仍然是同樣南渡而來的孫氏君主重點關照的目標。如何處理好朝堂之上不斷坐大的江東士族與日益衰微的淮泗集團之間的權力配置關係，着實考驗孫權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手腕。可以說，孫權在處理兩大利益集團衝突時，基本上是傾向於淮泗集團人士，壓制江東士族。
在孫權當政時期，淮泗集團與江東士族權力鬥爭可以分爲三個階段：一是孫權即位到公元220年呂蒙去世爲止。這一時期，雖然江東士族在朝堂上的話語權不斷增強，但淮泗集團領袖人物正處於活躍時期，周瑜、魯肅和呂蒙先後執掌軍權，取得了赤壁之戰的勝利，並從關羽手中奪取了荊州，大大提升了淮泗集團在孫吳政權的優勢地位。
二是呂蒙去世到赤烏七年(公元244年)陸遜身兼上大將軍和丞相兩職。在這一時期，孫權實現建國，爲了立足江東，就必須爭取江東士族的擁護和支持，在東漢末年，江東兩大郡吳和會稽各有四大姓的說法，吳四姓爲顧、陸、朱、張，會稽四姓爲虞、魏、孔、謝，相對而言吳四姓比會稽四姓更接納孫吳政權，顧氏的顧雍、陸氏的陸遜、朱氏的朱桓、張氏的張溫都是孫權幕府中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其中又以顧陸兩族和孫權的合作程度最高。因此，孫權採取一系列籠絡和有待政策，使得江東士族最終與孫吳政權全面合作，江東士族在孫氏政權中的地位和影響急劇上升。《三國志·吳書·朱治傳》稱，“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在中央政府，顧雍從黃武四年(公元225年)到赤烏六年(公元243年)卒於任上，爲相19年，陸遜則自公元222年的夷陵之戰後，屢遷爲上大將軍，“吳於大將軍之上覆置上大將軍”。
顧雍像
陸遜劇照
相比之下，淮泗集團精英逐漸老去，人才斷檔，在軍事上自從呂蒙死後，淮泗集團難以涌現優秀人才。在政治上，自從公元225年北海人丞相孫邵卒於任上後，丞相一職長期把持在江東士族手裏，淮泗集團的地位大不如前，這是孫吳政權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孫權的支持下，淮泗集團與江東士族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具體體現在暨豔案、呂壹事件和二宮之爭這三件事上。暨豔案這裏不再贅述，關於呂壹事件，也體現出孫權着力打壓江東士族的態度。呂壹是淮泗集團人士，受孫權用爲心腹，任中書典校郎，監察中央和地方州郡文書事 。壹爲人險狠，曾經誣陷宰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人。但是呂壹行事影響惡劣，使得太常潘濬“欲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爲國除患”。在這樣的情況下，孫權不得不棄卒保帥，將呂壹斬首，孫權打算借刀殺人，抑制江東士族勢力的努力以失敗而告終。
三是自陸遜身兼大上將軍和丞相兩職到孫權去世爲止。陸遜身兼軍政最高職務，標誌着江東士族在東吳政權中的政治軍事地位達到巔峯，使得淮泗集團和孫權不得不繼續加大對抗力度。赤烏八年(公元245年)，藉助太子孫和和魯王孫霸“二宮之爭”，孫權和淮泗集團找到削弱江東士族的良機。
由於原太子孫登去世，孫權在赤烏五年冊立三子孫和爲太子，同年封四子孫霸爲魯王，由於孫權偏愛魯王，給予魯王與太子相同的賞賜待遇，引發了“二宮之爭”，雙方都有政治勢力參與其中。擁護太子派主要是江東士族顧、陸、朱、張，其目的在於保住江東士族現有的權勢地位;擁護魯王派主要是淮泗集團人士步騭等人，他們的目的主要是從佔據軍政大權的江東士族那裏奪取權力。
孫權對“二宮之爭”的處理看似公允實則偏向於淮泗集團。他先將丞相陸遜逼得“憤恚致卒”，接着，原丞相顧雍子顧潭、顧承兄弟被流放交州，客死異鄉，驃騎將軍朱據被賜死，尚書選曹郎陸胤下獄，太子太傅吾粲被誅殺，張純棄市，江東大族中的重要人物可以說是摧折殆盡。相形之下，孫權對參與二宮之爭的淮泗人物的處置卻是輕描淡寫的，僅全寄、惕竺、吳安、孫奇4個無關緊要的小人物遭誅，其他重要人物如步騭等反受升遷。
經過兩宮之爭，江東士族遭受沉重打擊，孫權藉機重新任用淮泗集團人士掌握大權，“以驃騎將軍步騭爲丞相，車騎將軍朱然爲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爲右大司馬，鎮南將軍呂岱爲上上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爲大將軍”。直到孫權去世時，其任命的輔政大臣均爲淮泗集團或宗室成員，沒有一個江東人士，淮泗集團的優勢可見一斑。
孫亮時期：江東士族式微低調，淮泗集團元氣大傷
太和元年(公元252年)孫權去世，“權疾困，召(諸葛)恪、(孫)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其中，孫弘、孫峻爲宗親，諸葛恪、滕胤、呂據3人爲淮泗集團人士。輔政大臣們圍繞權力展開爭奪，諸葛恪處死孫弘，孫峻利用諸葛恪北伐失利覲見孫亮之際，刺殺諸葛恪，諸葛氏就此覆滅。後來，滕胤、呂據也被殺，孫氏宗室掌握朝政大權，淮泗集團元氣大傷。
孫休、孫皓時期：江東士族逐漸恢復元氣，佔據優勢
永安元年(公元258年)，孫休即位，開始兩邊下注，形成了淮泗集團與江東士族分享權力的局面，以陸抗、陸凱爲首的江東士族新生代開始在政壇嶄露頭角。孫休永安二年(公元259年)，陸抗爲鎮軍將軍，督西陵(今湖北宜昌)地區。陸凱是陸遜的族子，孫休在位時，“拜徵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督長江中游。
三國後期疆域圖
公元264年，孫皓即位後，殘暴不仁，淮泗集團的領袖人物張布等被殺，江東士族全面壓制了淮泗集團。其中，陸抗遷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荊州地區，實際上整個吳國的邊防重擔全在陸抗一身，當時甚至有“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之說。鳳凰元年(公元272年)，陸抗平定步闡之亂，遷大司馬、荊州牧，手中權柄，已不亞於乃父陸遜當年。陸凱則升任左丞相，對孫皓進行猛烈抨擊，由於忌憚陸氏家族勢力龐大，孫皓也沒有敢對陸凱下手。但是，孫皓在位期間，“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佈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奸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疲無己之求，老幼飢寒，家戶菜色”。這就使得江東士族奮爭無果之下，對孫氏政權產生了很強的離心力，使得東吳政權在西晉大軍的進攻下沒有遭遇堅決抵抗就迅速滅亡。
結語
東吳孫氏雖是江東人士，但其出身一般，賴以起家的是來自淮泗一帶的部屬，東吳政權的建立是以孫策率淮泗兵進入江東，橫掃諸侯爲起點的，但真正完成建國則要等到東吳政權從淮泗化到江東化的轉變完成。從孫策時期開始，外來的淮泗集團與世居江東的吳姓士族都存在利益訴求，自然不可避免地產生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利益差異和衝突，進而產生權力分配上的矛盾。在兩大集團的權力鬥爭中，以孫權爲代表的孫氏吳主明顯偏向在本地沒有根基只能依靠孫氏的淮泗集團，在孫氏宗族的支持下，淮泗集團在與江東士族的權力鬥爭中互有勝負，甚至在孫權時期一度佔據上風，但隨着自身精英逐漸老去，人才難以爲繼，在諸葛恪被殺之後，以吳郡陸氏爲代表的江東士族重新崛起，淮泗集團就不再具備與江東士族抗衡的資本，而淮泗集團人士也隨着時間的流逝，慢慢落籍江東，逐漸融入了江東士族，江東士族則全面掌握了東吳政權，直至東吳政權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