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康熙是怎麼對待貪官的?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康熙皇帝歷來被人認爲是“吏治典範”，然而，康熙皇帝在治理國家過程中並非那麼簡單，他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如何處理吏治問題。作爲一個少數民族政權，他如何與漢精英搞好關係。一方面爲了天下統治;一方面用他們抑制滿權貴。所以，他更多的是對貪官採取一種寬容政策。
康熙對貪官其實比較寬容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廣西巡撫蕭永藻彈劾原布政使教化新，說他在廣西期間造成米穀虧空嚴重，要求由其進行補賠。
康熙則堅決反對：虧空了就拿錢賠，以今日官員的薪資水平看那可太難了。各個省的糧庫如果都認真核實的話，所有官員恐怕都有問題。因此，我看還是免了吧。財政現在也有錢。所以，還是讓大學士們斟酌一下“另行規定”一些條款，對這樣的情況擬定一個解決方案。
總體看，康熙朝晚年各種虧空問題很嚴重，康熙的一貫態度是：對於凡是因爲公事而出現問題的官員，只要不是極爲惡劣的情況(包括挪用、貪腐)，康熙一般都是按處理最輕的級別進行處理。
其實，即使對於嚴重犯罪的官員，康熙也進了最大的保護。例如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蔡毓榮將吳三桂的女兒私藏起來納爲妾，同時，將被罰沒的吳三桂部分資產進行貪污。這是重罪，因此刑部認爲應處以斬立決，可康熙的處理意見則爲：沒收全部家產，戴刑枷三個月，鞭打一百，強令子孫分家，發配黑龍江。
正是康熙對貪官地袒護，最終導致康熙晚年各種虧空大案頻繁發生。
爲掌握民情，康熙屢次出京，六次南巡
從康熙十年第一次離京東巡，到康熙六十年北巡塞外，在其掌政的五十年裏，他共離京43次，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六次南巡。其實，每一次都是浪費了國家的不少錢財。當各地官員爲此事叫苦不迭的同時，更多的官員的腰包卻鼓了起來。
理由很簡單：在封建社會，皇帝經過某處、前往某地，對於百姓來說、對於官員來說，那是幾十年、幾百年都遇不到一次的事情。對於官員、百姓來說，難道你不多多孝敬?更重要的是，招待好皇帝，讓皇帝看到自己的政績，也有利於自己的升遷呀。爲此，各種攤派、臨時加稅的事情也就很理所當然了。
雖然，康熙在離京中也能發現一些社會問題、吏治問題，但其價值遠遠要低於各處爲了逢迎拍馬而大肆鋪張浪費、各地藉機貪腐等負面問題。
康熙對此也不是沒有覺察過。例如康熙三十年，他就說過“朕南巡至浙江，見百姓生計大不如前”“地方官者誠心爲民者甚寡，一切務虛名而無實效”。
連康熙自己都承認“前南巡時督撫等官肆意挪用，以致虧空”。
既然問題出在皇帝身上，他也不好嚴懲各級官員。
那麼，康熙爲什麼還要多次出京呢?其實，出巡仍然是一種對政權被顛覆的恐懼，他對漢族精英從來沒有放心過，而這一特點貫穿整個清朝。通過這種勞民傷財的行爲，他要做的其實和秦始皇的目的是一樣的：借巡視爲名，查看天下動靜。震懾天下有不臣之心的人。康熙對於天下安定的不信任，使其要向世人顯示自己的強大。他依然進行着他的南巡。
因爲，有虧空的省份很多，造成虧空的官員遍及天下，對他們的追賠就成爲對天下官員追賠。這不利於天下穩定。皇帝是管官的皇帝而不是管民的皇帝，管民只能依靠官。所以，康熙很有壓力。他難以與天下的官爲敵。
更重要的是，你追賠的話，反而會造成對天下百姓的進一步剝削。要知道，如果追賠的話，官員們不可能從自己的腰包裏拿出錢，拿出錢的人只能是百姓，百姓只能接受第二次甚至第N次傷害。從而造成康熙最害怕的農民起義。
康熙朝對於虧空問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同時，對貪官處罰也越來越寬鬆
康熙朝對於貪污的處決限額，開始爲60兩，其後改爲100兩到200兩，到最後則是不公開的潛規則——千兩死罪。由此，康熙二十年到康熙四十五年的25年裏，共解職、降級總督、巡撫48人，其中6人因貪污致罪。
但是這種好的形勢到了晚年產生變化。這主要是因爲：作爲農業社會，只要穩定其經濟就會緩慢發展，國庫就會逐漸充盈。爲此，康熙五十年二月(1711年3月)說：“今天下太平無事，以不生事爲貴。興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職此意也。馭下宜寬，寬則得衆。爲大吏者若偏執己見，過於苛求，則下屬何以克當。”
在此情況下，貪官的膽子越來越大，比如百姓交稅糧1兩，有的貪官竟然加派到十兩十幾兩。例如山西巡撫蘇克濟貪污四百多萬兩，按照千兩者死，夠死4000次了，但康熙卻“暫免其司”。表面是暫，只不過因爲危害太大，康熙不過是照顧滿朝反貪腐的情緒而已。
當然，對於貪污成風的情況，康熙也進行了所謂的改革。其主要如下：
其一，掌控藩臬，控制天下官員。之前，清朝繼承前朝體制，每三年進行一次“大計”也就是官員的業績考覈。藩臬到京後，需要將條呈上報給通政司，由通政司轉交君主進行考覈。但問題是，鏈條越長越容易出現偏差。爲此，康熙將此政策改爲直接面呈。這樣，皇帝只需要控制百人，就可以控制天下官員，天下官員再去控制天下百姓。康熙認爲，我對這百人的監控難道做不到嗎?
實際上，他還真的做不到。不要說百餘人，就連身邊的人他都無法控制。
其二，允許“以風聞入奏”。這一制度其實自古即有，但問題是人性之惡，“風聞言事”往往使其成爲政治鬥爭的方式之一。
其三，大力獎勵清廉官員。例如樹立“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龍等清官形象。其實，獎勵清官就證明天下吏治出了問題。樹立清官的形象，無非就是告訴世人：大清朝有清官，貪腐的僅是小部分。
其四，創立密摺制度。密摺制度主要是監視官員的手段，但其彙報的內容中中也會涉及廉政問題。
通過康熙朝的各種政策管制，將吏治問題控制在一定範圍內。再加上這時，“陋規制度”已經形成一種定例，百姓們、商人們、基層官員們知道每個貪腐級別需要給多少錢，這種“陋規制度”是通過明朝歷史逐漸形成的，最終到了康熙朝成爲一種潛規則。康熙對此也給予默認。
由此，反而讓“低薪制”的官員的“索取”有了某種“限制”。下級知道給多少錢，上級也知道該要多少錢。
有時候，也會有上級想開口子兒多要錢，但問題是“潛規則”作爲一種規則是所有人都要遵守的。皇帝默認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最後裁決者，你破壞，那對不起你就是貪腐。因此，因爲“陋規”被下級告了的情況很多，而皇帝們對破壞者也進行嚴懲。
由此，百姓們心裏有了底，有了底就知道該賺多少錢纔有生存希望。
有希望就會有穩定，有安定。最怕的就是，下級不知道你要多少。
清朝就是這樣的朝代，從朝代建立伊始“貪腐問題”就一直很嚴重，到朝代滅亡前更嚴重。但反而延續了兩個多半世紀。
奇怪嗎?其實不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