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從武侯祠中看出蜀漢的政治玄機?下面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蜀漢章武三年(223年)劉備在白帝城駕崩，遺體被運回成都安葬於惠陵。按照漢家的制度，同時起漢昭烈廟。後來諸葛亮劉備君臣在此合祀，所以漢昭烈廟又被稱爲成都武侯祠。這裏除了有祭祀主體劉備和諸葛亮以外，還有諸多功臣陪祀。但是其中卻缺少了大功臣法正，這是什麼原因呢?“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通過這些陪祀的功臣，我們又能窺探出其背後暗藏的哪些蜀漢政治玄機呢?
成都武侯祠
一、武侯祠的陪祀功臣入選標準是“才性俱佳”，導致法正缺席。
我們先來看看入選成都武侯祠陪祀大名單。按照塑像排列，東西兩側依次是龐統、簡雍、呂凱、傅肜、費禕、董和、鄧芝、陳震、蔣琬、董允、秦宓、楊洪、馬良、程畿;趙雲、孫乾、張翼、馬超、王平、姜維、黃忠、廖化、向寵、傅僉、馬忠、張嶷、張南、馮習。
據說來武侯祠的遊客看完這些陪祀功臣像之後，問的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爲什麼沒有在劉備入蜀和奪取漢中立下大功的法正?相比起其他地方的武侯祠，成都武侯祠的政治意味是最濃的。像祁山武侯祠的陪祀人員，入選的基本上是跟諸葛亮北伐有關的人員，比如劉琰這種因爲打老婆而被棄市的車騎將軍，也赫然排在第一位。成都武侯祠的陪祀功臣，除了需要對蜀漢有傑出貢獻以外，還有很高的個人操守要求，必須“才性俱佳”，也就是德才兼備。
法正這樣一位在蜀漢立國過程中，功勳卓著的元勳都不得入選，就是因爲他爲人睚眥必報。法正之前在劉璋手下不受重用，鬱郁不得志，“又爲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蜀書·法正傳》)。劉備入蜀後，法正之前在益州被打壓的怒火終於得到了發泄的機會，開始瘋狂搞起了打擊報復，之前跟他有過小矛盾的人都被報復，還殺了好多人。
《法正傳》：
“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
情況嚴重到有人去跟諸葛亮打小報告，說法正這樣太作威作福了，應該管管。諸葛亮當然明白法正在劉備心中的地位，最後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壓抑了太久的法正，在人生的最後幾年終於“瀟灑走一回”了，但是卻因此給人留下了“作威作福，睚眥必報”的口實，最終不得入選武侯祠陪祀名單。
其實不止法正一人，與此類似的還有很多。比如在諸葛亮北伐中，戰功卓著的魏延，因爲後來跟楊儀爭權造成內亂，也沒能入選。
二、陪祀功臣地域分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蜀漢的政治格局。
益州地處偏僻，又經過劉焉劉璋父子兩代的打壓，造成了“境內無強宗大族的漢人組織”的局面。蜀漢建政之初，政權統治階層主要還是外來的，以劉備在荊州吸納的士人力量爲主，兼有早期的元從勢力和劉璋時期的東州士人，其中益州本地士人佔的比重一直不高。這一點從武侯祠的陪祀功臣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我們回顧上面二十八人的“大名單”，可以清楚地看到，益州本地只有程畿、張翼、秦宓、楊洪、呂凱、張嶷、馬忠七人，只佔其中的四分之一。這還是在大量荊州和東州士人因爲名節等問題被排除在外的情況下，比如上文提到的法正，魏延，就更別說李嚴、劉巴和許靖等人了。應該說，劉備定蜀以後，在本地人才的招攬和培養上，是有很多問題的，蜀政的這種局面，直到諸葛亮執政時期才稍微有所改善，但是依然存在很多不足。
三、陪祀功臣中的益州後起之秀太少，反映了蜀漢人才選拔的某些問題。
三國時期益州人口本來就少，相對於曹魏甚至東吳，基數上都處於先天的劣勢。漢末三國時期天下大亂，士人流寓，漢代以來的察舉制比較重視的鄉議環節難以考查。曹魏針對這一問題，創建了“九品中正制”，用以解決無法考查鄉閭批評的問題，爲選拔人才掃清了規則上的障礙，並且曹魏在選官制度上，一直在努力完善。
東吳也仿照曹魏，實行了類似的九品中正制，並且兼顧了淮泗將領和北來士人。東吳在建國過程中，逐步實現了江東化，江東本地豪強也願意爲東吳政權拼死出力，在江東的歷次危機當中，本地豪強都涌現了很多傑出人物，爲江東政權的轉危爲安做出了巨大貢獻。
相比起這兩家，蜀漢的選拔上就顯得有些裹足不前，在選官制度上，可以說不太看得出蜀漢有不斷完善的努力。另外，如前文所說，蜀漢本來屬於外來政權，蜀中本地豪強的合作意願本身就不高，政權上層非益州籍士人把持了大量關鍵性位置，到後來這些人的子弟又輕易地佔據了高位。諸葛亮時期，尚可以以“認同漢室”爲最高原則，在察舉制的框架下選拔了不少本地才俊。但是因爲沒有制度化的建設，到了蜀政衰敗的後期，“仇國論”大行其道，甚至連姜維都感到“羈旅託國”，統治者就更不太可能再致力於選拔“心存漢室”的人才了。當然，蜀漢國祚太短，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建設選拔制度，也是個客觀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