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期，關於怎樣懲處人販子的爭論非常熱烈，一派主張“無論主從，抓住就斃”，另外一派則堅持依法辦事，還有一派認爲無論如何都不能判處人販子死刑，進而主張徹底廢除死刑……
乾隆年間的拐賣兒童大案
清朝是我國曆史上拐賣兒童較爲嚴重的一個朝代，而且，查閱那時的筆記可以發現：很多人拐走兒童不光是爲了買賣掙錢，還會用於更加恐怖的行徑。
清人吳熾昌在《客窗閒話》中記載了這樣一個聳人聽聞的案件：乾隆初年，浙江烏程縣人富子文和他的妻子富沈氏、兒子富大，糾結了陳大、俞九齡、鮑二、謝世榮、富大金等幾個人，組成一個拐賣兒童的犯罪團伙，每年的五月五日，一起駕駛着小船，到很遠的地方去拐騙孩子，然後帶到太湖“殺之，以祭邪神”。祭祀的儀式走完之後，他們再把孩子的肉吃掉，將遺骨鍛鍊爲丹丸，認爲這種丹丸吃了可以治療結核病，可以“刀槍不入”，在被官府抓住時熬住大刑。
具體實施時的殘忍，用“令人髮指”來形容毫不爲過。以乾隆十年爲例：這一年的三月，他們先在婁縣迷拐了一個九歲的幼女，名叫卜三姑的，陳大把小女孩的腳綁住，富大用剪子剪去孩子的腳趾，在孩子的慘叫聲中，用烈火燒紅的鐵針插入孩子的腳掌，孩子登時昏死過去，他們再把她的腳浸泡在富沈氏早已煮好的石灰水中，“令腫爛，作爲廢疾”。四月初一，船開到南潯，他們又迷拐了一個孩子，當時就殺掉，吃肉煉骨。五月十三日，他們將一個叫蔣二的孩子迷拐，處置的方式與卜三姑一樣兇殘，“亦以火煅鐵針插入足踝，以斷其筋”，然後，將一種喝了令人眼睛失明的毒藥，逼卜三姑，蔣二一起喝下，“即成瞽廢，轉賣丐船行乞”。
看到這裏，讀者也許會很好奇，富氏一夥兒採用的迷拐方法是什麼?按照《客窗閒話》中記載，比較神奇：“富子文南向跪拜，書符咒水以灑孩童，着體即迷。”真相其實是施用了迷藥。《清高宗實錄》記載：乾隆十一年，安徽鳳陽的人販子馬佔文，用川烏、草烏、人腦等物，配成迷藥——現代科學研究發現，生川烏外用能刺激皮膚，使人產生麻木感，草烏則有很強的麻醉作用——人販子將迷藥放在手巾中，遇到拐騙對象時，將手巾在臉前繞一下，人立即昏迷。富子文的“符咒水”裏估計也是加入了這些藥物成分。
富氏犯罪集團在長達數年的時間裏，“疊拐男女幼童不計其數”，他們根據孩子的相貌和聰明程度，決定處置的方法，長得漂亮的賣到遠處去，長得難看又不是特別聰明的“殺食其肉，灸骨爲丸”。最奇葩的是，這幫人還以行醫算命爲名，將用孩子遺骨煉就的丹丸賣給“濮院之尼，乍浦之婦”，用以打胎“去私孕”，獲利甚厚。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個犯罪集團最後還是暴露了形跡，被官府一舉拿下，在浙江嘉善縣受審。
之後發生的事情，是無論人販子還是官府都絕沒有想到的。
人販子死了還要“銼屍梟首”
對富氏犯罪集團採取的是公開審理，允許百姓站在堂下旁聽。
首先審訊的是犯罪集團頭子富子文的兒子富大，衙役剛剛將其押上堂來，早已瞭解其罪行的百姓就喧譁躁動起來，隨着人證、物證的逐一出示，“供證鑿鑿”，富大俯首認罪。就在這時，堂下的謾罵聲越來越大，突然間，激憤的人羣將負責維持秩序的衙役推開，衝上堂來，把富大推倒在地就是一頓暴揍，縣令一看急了，驚堂木拍爛了也不管用，只好讓衙役們用水火棍將人們驅趕開來，再看富大，已經被打成了一團肉泥，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了。
縣令驚魂未定，師爺突然匆匆趕來，在他耳邊低語道：“大人，出事了，在監待審的主犯富子文聽到剛纔百姓們衝上公堂的聲音，竟然嚇得一命嗚呼了!”
縣令勃然大怒，立刻斥責剛纔領頭衝上堂來的楊秀章、姚泰晉、趙凝周等人：“你們這樣衝動，打死了富大，嚇死了富子文，等於讓他們得了善終，懂嗎?!”
縣令的話一點都沒有錯。
衆所周知，自古以來，中國曆朝歷代的以儒家思想立國，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字，這個“仁”字不是亂施愛心、假慈假悲，而是強調對他人痛苦的一種認同感，比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天地之性，惟人爲貴”。與此同時，儒家思想又將家庭作爲一個國家構成的基礎和“縮小版”，十分強調維護家庭的禮法、親情和完整性，《孝經·聖治章第九》就有言：“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對他人家庭的侵犯和破壞被視爲威脅王朝統治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拐賣孩子不僅違背“天地之性”，而且等於破家，按照中國古人慣用的類比推理：破家再往前一步就是滅國，哪個皇帝也不敢拿這種事兒開玩笑!因此從漢朝起，對人販子的懲處就比照酷刑的最高上限。漢朝是磔刑(砍頭後再將屍體分裂)，唐朝是絞刑，元朝也是殺無赦，明朝和清朝對人販子首犯則凌遲處死——所以，被“羣毆死”簡直是被捕後的人販子最渴望的一件事兒。
嘉善縣令把那幾個百姓臭罵一頓，“富子文父子未經生受寸磔，明正典刑而伸童蒙之怨氣，惜哉!”然後繼續審案，富子文和富大死了也不算完，還要“銼屍梟首”，其餘的從犯一律斬立決，那個製造石灰水泡爛被拐女孩腳丫的富沈氏，也一刀砍了了事。
這裏要補充的一點是，由於拐賣兒童罪惡極大，我國古代在處置時是不設年齡和性別的“優惠政策”的，嘉慶十六年，浙江省有個七十多歲人販子張良璧，十六年拐賣了十六個女嬰，同樣被判凌遲處死。
不過，在富氏犯罪集團一連串的暴行後面，還隱藏着更加可怖的現實。
據富氏犯罪集團的罪犯們招供：江浙間從事兒童販賣的船隻竟然有一百七十餘號之多!抓捕行動隨即展開，可惜僅僅破獲了幾起案件，包括“黃殿侯誘拐孩子出賣案、顧景文活煮孩子煉藥案、蔣運生迷拐幼童刀截其足案”，光讀這些案子的名稱就令人不寒而慄，“及孫文韜、丁昌成、湯開元、孫彥生、王胥氏、蔡天章、王俊生輩，男婦十數，或用死孩和藥，或隨從貸賣，均按律治以應得之罪”。
對此，吳熾昌不禁嘆息，拐賣兒童的犯罪數量如此巨大，而破案僅十分之一，“流毒尚未已也，有子者可不恐懼保護哉!”
“會唱歌的狗”竟是三歲孩子
在最近“人販子該不該處死”的辯論中，反對死刑派有一個觀點：“處死人販子容易造成其殺嬰滅口”，從前面講述的清朝案例可以看出：採取何種犯罪行爲，關鍵要看犯罪目的是什麼：用來祭邪神的，殺之;用來賺錢的，賣之;用來行乞的，殘疾之——換句話說，現在的人販子，絕大多數的“目的”是倒賣孩子賺錢，並不會因爲死刑風險而轉行成職業殺手。還有些人聲稱：“加重對人販子的懲罰，嬰兒價格就會擡高，從而吸引更多的人投入犯罪。”這同樣是信口胡謅，犯罪學認爲：犯罪率的上升既取決於犯罪收益的提高，更取決於犯罪成本是否降低，如果犯罪成本過高，再貪婪的罪犯也會有所收斂，這就是所謂的“不掙沒命花的錢”。
清朝是不會爭議“人販子該不該處死”這一問題的，在古人看來，震懾犯罪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嚴刑峻法，這種看法雖然過於簡單和樸素，但包含的是人類對正義的基本訴求，從清朝筆記的記述中可以看出，人販子對被拐兒童採取的“加工措施”，其殘暴、可怖的程度，只能用“滅絕人性”來形容。
清末報人徐珂在《清稗類鈔》一書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乾隆年間，長沙的集市中有兩個人，牽着一條狗來賣藝，那條狗比一般的狗稍微大一些，耳鼻像人，但全身上下長滿了犬毛，能說人話，還能唱各種小曲，於是圍觀的人堵得水泄不通，“爭施錢以求一曲”，那二人掙了個盆滿鉢滿。
縣令荊某路過，看到這幕“盛況”，覺得不對勁，把那二人押回縣衙，一番嚴審才搞明白，原來那似人似犬的怪物，是用三歲幼童“加工”而成的。他們先把拐來的孩子用毒藥“爛其皮，使盡脫”，然後將狗毛燒成灰，敷在孩子血肉模糊的身體上，“內服以藥，使創平復，則體生犬毛，儼然犬也”。
荊縣令聽得毛骨悚然，然而再審下去，人販子的供詞更加觸目驚心：“此法十不得一活……所殺小兒無數，乃成此犬”。
也就是說，那個已經變成“人犬”的孩子，只是無數個遭到剝皮的孩子中，僥倖活下來的一個。
在人販子身上，還發現了不少木頭人，有的瘸腿，有的瞎眼，有的沒有胳膊，荊縣令問這是做什麼用的，人販子供述：拐到孩子，讓他們自己挑，挑上哪個就按照木頭人的造型，或者打瘸腿，或者挖掉眼，或者砍掉胳膊，“令之作丐求錢”。
荊縣令立即下令，將兩個人販子處死，那個被他們做成“人犬”的孩子，由官府發錢給養。
相信在街頭見過各種畸形的兒童乞丐的人，都會知道，現在的被拐兒童，不少同樣面臨着“被加工”的悲慘命運。幾百年過去了，文明的光芒沒有照到這些不幸孩子的身上，卻照到了人販子身上：至少他們再也不用擔心自己被凌遲處死了，縱使拐賣20多個孩子依然有可能善終(參見對以趙六妹爲首的販嬰集團特大拐賣兒童案的判決，兩年時間該團伙拐賣20多名兒童，首犯趙六妹僅被判無期徒刑)，這足以證明：人類的進步總是有選擇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