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了製造改革的輿論，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全面批評宋朝前期因循苟且的萎靡政局，特別是財政制度非常落後，以致皇帝雖然很節儉，但是百姓還是不富裕;皇帝雖然很勤政，但是國力還是不強盛他們爲什麼將宋朝描述成貧弱王朝，一種是宋朝的改革派，一種是近代的一些史學家，相當長時間以來，宋朝給人積貧積弱的印象。將宋朝描述成貧弱王朝的有兩種人，他們都懷抱着國家富強的強烈願望。一種人是宋朝的改革派。宋朝的改革興起於慶曆新政，至熙寧年間的王安石變法達到高潮。改革總會遇到各種阻力，有的來自作爲頑固派、保守派的既得利益集團，如慶曆新政時期的夏竦集團;有的則來自不同改革路線的政敵，如王安石變法時期的司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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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論證改革的勢在必行，必須將宋朝的現實描述得非常不理想，將改革的目標與未變革的現狀對立起來。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積貧積弱也就成爲改革派描述宋朝現狀的一種模式。爲了製造改革的輿論，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全面批評宋朝前期因循苟且的萎靡政局，特別是財政制度非常落後，以致皇帝雖然很節儉，但是百姓還是不富裕;皇帝雖然很勤政，但是國力還是不強盛。甚至說只是僥倖沒有遇上嚴重的天災人禍，才保宋朝百年平安，暗示宋朝的統治早已搖搖欲墜。在一片富國強兵的呼喚聲中，宋朝日益被描述成爲一個積貧積弱的王朝。
但是，王安石變法是失敗的。宋朝以後掌握國家意識形態話語權的理學思想，是由宋朝的程頤、朱熹等人開創的，這些人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學術思想上，都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面。理學家倒也不一定反對富國強兵，但認爲只有通過拯救道德人心才能實現富國強兵的夢想。所以理學家強調的是王安石心術不正，而不是宋朝如何的積貧積弱。古代文人對於宋朝的一般印象，主要還是大興文治，因爲宋朝結束了五代的亂世，也結束了武人掌權的政治，通過科舉，將國家的治理託付給了文人，文人對此還是頗有點感激涕零的意思。當然，面對北方的強敵，宋朝在軍事上始終不佔據優勢地位，非但不能收復燕雲，甚而亡於金、元，因此批評宋朝國勢太弱者也大有人在。清初的王夫之直接指明，宋代其實是“弱而不貧”，他說仁宗皇帝“過於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神宗皇帝則犯了“以貧爲慮，而不知患不在貧”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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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宋朝描述成積貧積弱的第二種人，則是近代的一些史學家。面對近代中國遭遇的劫難與屈辱，以及中國在西方列強面前所暴露出來的貧困孱弱，近代知識分子無不痛心疾首。特別是在日軍侵華的背景下，有些歷史學家將對國家的感情投射到歷史上，宋朝就成了他們抒發抗戰決心與悲憤心情的一種寄託。比如研究宋史的代表人物鄧廣銘先生，他於抗戰時期的研究專注於宋代的抗金英雄辛棄疾、韓世忠、岳飛、陳亮等。而據當代史家考證，宋朝積貧積弱的說法，也正是在日軍侵華的背景下出現的。到1963年，翦伯贊《中國史綱要》第3冊中，明確將“積貧積弱”作爲一個詞組來描述宋朝，說宋神宗將“王安石召入政府，用爲參知政事，要倚靠他來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中國史綱要》是很有權威的教科書，影響極大，“積貧積弱”也因此成爲國人對宋朝的一般印象。
也有學者認爲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燦爛的時代
宋代是個全民皆商的社會，也是富有創新精神的時代
近代以來，也有些學者爲宋朝描繪了一種與積貧積弱完全不同的形象，宋朝甚至被譽爲古今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燦爛的時代。日本學者宮崎市定認爲，“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具魅力的時代。中國文明在開始時期比西亞落後得多，但是以後這種局面逐漸被扭轉。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亞而居於世界最前列。”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誇獎宋代是中國“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的確，宋代是個全民皆商的社會，從事商品經營者包括：官員胥吏、皇室國戚、士人鄉紳、寺廟僧尼、鄉村農戶、鄉鎮個體手工業者、行商坐賈、城鎮市民、浮游流亡人戶、其他人戶等等。在宋人的觀念中，要想致富，就要經商，“農不若工，工不若賈”的思想越來越流行。隨着商品市場的擴大和進入流通市場的商品量的增加，宋代商品經濟越來越發展爲規模經營，社會上日益出現一批資產雄厚的大商人。譬如有的飯店擁有50餘爐，僱工達100～200人;有的金銀彩帛鋪，交易動輒上千萬;有的布商一次可交易5000匹等等。商業的經營方式有長短途販運、產銷一體化經營、行商坐賈聯營、批發零售結合，以及包買包賣預買預賣等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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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也是富有創新精神的時代，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的三項——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都是在宋朝完成的。北宋是個精神文明高度發達的時代，隨着理學的誕生，儒學在北宋實現了復興，儒、道、佛三家也開始相互交匯地深入發展，傳統經學進入了“宋學”的新階段。北宋完成了唐朝韓愈、柳宗元開創的古文運動，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北宋佔據了六大家。
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來，發展經濟成爲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以上這些學者的觀點被重新發掘。於是近些年來，人們驚喜地發現，宋代根本不是積貧積弱，反而是一個經濟發達、文化燦爛、科技進步、思想開放的時代。有些學者甚至還將中華文化復興、中國現代化或者中國民主政治改革的希望，有意無意地寄託於宋朝的經驗傳統。
宋朝的富國強兵策略爲何半途而廢
經濟發達、財富積累，並沒有直接提升軍事實力
在王朝興衰循環的大視野中，宋朝並沒有任何神奇獨特的地方，既非貧弱，也絕非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但宋朝本身的興衰仍然有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這就是神宗時代富國強兵策略的半途而廢。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通過王安石的理財，富國實現了，但是強兵的努力以失敗而告終。變法的主要內容，如農田水利法、均輸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雖然也具有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性質，但發展經濟的目的不是增加民衆的財富、提升居民的消費能力，而是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因此當時發動和主持變法的機構是宋朝的財政部門。司馬光極力反對王安石的變法措施，指斥王安石“與民爭利”，王安石辯駁稱“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美其名曰“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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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的富國，並不能爲變法提供充分的合法性。相比而言，強兵的旗號更加神聖正確，也讓壯懷激烈的神宗皇帝心馳神往。收復燕雲十六州，是宋太祖、太宗未酬的壯志;與契丹國澶淵之盟中的約定，讓神宗皇帝感受不到大國的尊嚴;就連西北藩屬党項族，也竟敢自稱大夏，與宋朝分廷抗禮。即使不敢想象盛唐時期萬國來朝、唐太宗被尊爲“天可汗”的榮耀，至少不能放棄太祖、太宗收復失地、統一疆土的使命，同時也要保證宋朝在列國中相對的優勢地位，這是宋神宗對自己政治事業的期待。通過王安石的變法，宋廷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宋神宗又將其中相當部分儲蓄起來，作爲特別軍費(封樁錢)。
然而，經濟發達、財富積累，並沒有直接提升軍事實力。王安石變法期間，王韶攻佔熙、河(今甘肅臨洮、臨夏)等州，並招撫河湟一帶(今青海東部)吐蕃部族30餘萬人，拓地2000餘里，史稱“熙河開邊”，這是宋神宗統治時期強兵方面最輝煌的成績。然而元豐年間宋廷出兵攻打西夏，遭遇永樂城大敗，宋軍幾乎全軍覆沒，宋神宗富國強兵的夢想徹底破滅，年僅三十八歲即英年早逝。
宋神宗去世之後，哲宗繼位，開始時太皇太后高氏支持司馬光當政，司馬光盡廢新法，史稱“元佑更化”，並引發了激烈的黨爭。等到哲宗親政，又重新起用變法派官員，打擊元佑黨人，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徽宗時期。哲徽兩朝開邊活動雖然仍在繼續，但軍事實力並沒有得到實質性的加強。“富國”政策既不能支持對外擴張，也不能用之於民，於是就表現爲赤裸裸的斂財。宋徽宗或許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但是並不能改變他是一個昏庸、貪腐的皇帝的事實。
同樣的道理，即使宋代是一個經濟文化特別燦爛輝煌的朝代，也不能扭轉宋朝在軍事上屈辱失敗的命運。或許有人認爲，南宋的經濟文化依舊發達，江南的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文化上不但有朱熹完善了理學的思想體系，而且出現了陸九淵、葉適、陳亮這樣具有創造力的思想家。與此同時，南宋的軍事戰鬥能力也得到了恢復，蒙古鐵騎所到之處，能夠抵禦倖存的國家少之又少，南宋在宋金戰爭中立國，抗擊元軍長達數十年之久，在被元軍征服的國家中可謂軍事強國。如果這些判斷是成立的，那麼比較北宋，同樣是經濟文化非常發達，南宋在長期的戰爭中恢復了軍事實力，而北宋卻因爲片面強調文治、過度限制武人權力，對國防採取了消極因循的態度，最終釀成深重的政治軍事災難，給國家與民族帶來無窮的禍害與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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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不一定能強兵。當然，爲北宋的民衆帶來安定的生活和豐富的物質、精神財富的，是和平而不是戰爭。和平來自於具有相對優勢地位的軍事實力以及積極高效的防禦政策。澶淵之盟爲宋遼兩國帶來百年和平相處，將其理解爲屈辱的城下之盟是有失公允的。但澶淵之盟的外交成果，是以宋軍在澶淵之戰中獲得相對優勢爲前提的。如果澶州之戰宋軍一敗塗地，等待宋朝的將是滅國之災，而絕非一紙盟約，這一點在日後的宋金之戰中以最殘酷的方式驗證了。
兩張截然不同的面孔背後
無論是積貧積弱還是燦爛輝煌，都是人們因爲現實中的期待而對歷史的想象
歷史學家爲人們刻畫了宋朝兩張截然不同的面孔，但無論是“積貧積弱”還是燦爛輝煌，都不過是人們因爲現實中的期待而對想象中的歷史發思古之幽情而已。要對宋代歷史有一個比較準確的把握，不能止步於幾個簡單的形容詞，而需要回到一些基本的常識，把握這些基本常識還需要突破朝代的限制，將眼光拓展到全球視角下的整個中華帝國史：
第一，宋朝是秦朝以來中國古代十個左右大王朝的其中之一。這種王朝在政治上是君主專制——君主專制並不是指皇帝對所有的行政事務獨斷專行，而是指最高政治權力歸皇帝一人所有。皇帝一人通過官僚系統統治疆域內的所有民衆，民衆將家庭的人口與財產情況登記在國家的簿冊上，承擔着向國家納稅與服役的義務——這是中國王朝最基本的統治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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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古代中國是世界範圍內唯一的政治與文化形態始終延續的帝國體系，政治大一統、以農耕爲經濟基礎、崇尚儒家文化，是中華帝國的基本形態。中華帝國的政治體系具有治亂循環的特點。在穩定時期，中華帝國的民衆通過辛勤的農業勞動以及富有創造性的工商活動，可以迅速地繁殖人口、積累財富，並在此基礎上享受高雅精緻的生活方式、培育溫文爾雅的禮儀文化，成爲已知世界的文明中心。在經濟文化燦爛輝煌方面，宋朝與其他大王朝相比，既非特例，也非例外。
第三，中國古代王朝的興衰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初創時期一般休養生息、積累財富、培養國力，否則就會迅速敗亡。國力恢復往往導致兩種後果，一是實行富國強兵政策而對外擴張，結果勞民傷財、疲罷民力，國運由盛轉衰;二是誘發政治腐敗，導致社會貧富分化，底層民衆無以爲生，最終揭竿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