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祕：傳教士湯若望爲何在明清兩朝遊刃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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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一批歐洲傳教士不畏艱辛，遠涉重洋，接踵來華。他們的目的是要在中國傳播天主教，讓儘可能多的中國人信奉天主教。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文化背景、道德觀念、語言禮俗都與歐洲不同。傳教士要對這樣一個東方大國傳教，困難是很多的。

利瑪竇在實踐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那就是：以學術叩門而入，用西方的科學技術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爭取士大夫直到皇帝等統治階層人物的支持，合儒補儒，以適合中國習俗的方式傳教。

按照這套辦法，傳教士不僅進入了中國，而且進入了宮廷。他們受到崇禎、順治、康熙等明清兩代皇帝的器重和禮遇，與中國學者密切交往，既打開了天主教傳播的大門，又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湯若望就是這批傳教士中的一個著名人物。

湯若望出生於德國科隆，原名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他在來華之前，在歐洲受過良好的教育，對天文、數學都有研究。1619年到達澳門，1622年進入中國大陸，在中國生活了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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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在徐光啓的推薦之下，湯若望離開陝西來到北京，進入歷局任職。在歷局，湯若望與徐光啓、羅雅谷等人合作，翻譯西方的天文學著作，製造天文儀器，修訂曆書。

不久，明朝滅亡，崇禎皇帝自殺，北京城內一片混亂。湯若望留在北京。清兵入城，攝政王多爾袞下令內城居民全部遷往外城，以供清兵駐紮。湯若望爲了教堂及其天文儀器、圖書資料的安全，冒死上疏，請求仍留原地居住，並對自己所從事的傳教和修歷工作做了簡要介紹。

清朝大學士范文程對此極爲重視。他深知天文曆法與王朝興衰的關係。爲了表明“新朝定鼎，天運已新”，清廷需要準確地觀測天象，頒佈曆法，以新天下耳目。以范文程爲媒介，湯若望得以進入清朝宮廷，修訂曆法。經過公開驗證，清廷確認湯若望的歷算準確無誤。他們不僅採用了湯若望按照西洋新法修訂的歷書，將之定名爲《時憲曆》，而且任命湯若望執掌欽天監，使之成爲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任此重要官職的西方傳教士。

從此，湯若望步入清朝仕途，爲清朝皇帝司天，將天主教在華傳播的事業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湯若望以淵博的學識、出色的工作和對皇帝的忠心，贏得了順治帝的器重和禮遇。除了執掌欽天監之外，他先後被加封了太常寺卿、通議大夫等品銜，後又授通政使，進秩正一品。真可謂青雲直上，恩寵已極。

湯若望創造性地執行了利瑪竇的傳教策略，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從順治八年到十四年(1651―1657)冬，他不僅成爲順治帝身邊一位倍受寵信的老臣，而且與順治帝建立起了一種親密至誠的個人關係，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膾炙人口的佳話。

年輕的順治帝親切地稱呼湯若望爲“瑪法”(滿語，可親可敬的尊者、長輩、爺爺。)，不僅特許“瑪法”在必要時隨時進宮謁見，而且多次親臨館舍向他敘談求教。僅順治十三、十四年兩年間，就登門親訪達24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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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若望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學問上循循善誘，在國事上忠言直諫，使順治帝倍感可親可敬。湯若望的進諫和建議很多，對順治帝的幫助很大。

湯若望竭誠爲順治帝效力，其目的是爲了爭取順治帝皈依天主教，或者使順治帝對教會產生好感，爲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打開一條廣闊的道路。因此，湯若望利用一切機會，巧妙地向順治帝傳教佈道。他的苦心並非毫無效果。

從這一時期順治帝的某些言論和行動中可以窺見其影響。而且順治帝對湯若望的恩寵不斷升級，對湯若望所代表的西教西學表現出明顯的好感。順治十年(1653)，欽賜“通玄教師”榮稱，併發布諭旨，褒獎湯若望。順治十四年(1657)，欽賜於北京天主堂立碑，御製碑文，並賜教堂匾額“通玄佳境”。

然而，在博大精深的漢文化面前，這種影響又極爲有限。中國社會當時所處的發展階段，漢文化作爲本土文化而具有的深厚底蘊與優越性，以及清朝統治中國的過程中，必須以儒家學說爲指導等一系列原因，決定了順治帝最終還是選擇了漢文化。就在湯若望受寵最隆之時，順治帝確定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國策。在賜湯若望“通玄教師”的諭旨和《御製天主堂碑文》中，順治帝就說明了他對湯若望加官進級的原因和目的，表明了他對天主教的態度。

在賜湯若望“通玄教師”的諭旨中，順治帝隻字未提宗教之事，而是充分肯定湯若望的治歷之功，明確指出：“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諮爾姓名，爲朕修大清時憲曆，迄於有成，可謂勤矣。爾又能潔身持行，盡心廼事，董率羣官，可謂忠矣。”在《御製天主堂碑文》中，他再次強調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