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瞭解：清代工業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清代時期現代化工業發展失敗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引言
留給中國去創建一種現代工業並革新其大軍和艦隊，以抗擊其外敵日益增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的時間很短，只是在從1864年收復南京到1894年的悲慘失敗之間。中國與此同時還必須平定暴亂、恢復其在東亞的權威、從事大破壞之後的重建並四處抵抗外來的進攻。
清政府必須不停地對付最緊急的情況，與西方諸國談判、與外國銀行訂立借貸合同(從太平天國戰爭結束到1894年間，共借貸4000萬兩白銀)，以解燃眉之急。然而，中央政權在這個時代，已失去了它的一大部分勢力和收入。
▲西方國家的入侵
它與在平叛戰爭中建立起來並掌握着其大軍與獨自收入的地方政府分享實權。對於從過境貿易中徵收的“厘金”，中央政府僅僅能得到五分之一左右，而且對於其他稅收也只掌握四分之一。朝廷對於這些新派人物在各省中獲得的勢力非常不放心，對於強硬派愛國者們的論點也十分同情，對於當時的真實情況更一無所知，因此很快就被迫自我反省。
當一些幼年或少年皇帝們相繼即位時(同治於1862年6歲時登基，光緒於1875年4歲時即位，宣統於1908年3歲時被擁立爲皇帝)，朝綱卻由一個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智慧和詭計都用於維持其權力的女子把持。因此，19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從理論上來講是由中央政權統治的，但該政權卻既無法理解現代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又無法確保對這一切的領導權。該政權不僅是被動的，而且還傾向於反對新生事物。外國對中國內地的進攻，以及對帝國邊疆地區施加的壓力，都引起了紛爭議論，它們轉而反對爲現代化而巧施匠心的人們了。
事實上，正是這些人變成了形勢的主宰者，他們在與外國人談判並始終都被迫向外國人的新特權讓步。此外，公共輿論害怕創辦工廠、礦山和鐵路，會增加外國資本對中國經濟的控制、便於西方人的滲入、增加失業和以有損於中央政權的後果而加強地方政府的勢力。
明治年間使日本的工業和軍事得以發展的兩大條件，在中國都不具備-日本既沒有強大的中央政權，又沒有固定的資源。正是由於向農民征斂的稅收，日本才得以改造其工業和建立其大軍。然而，中國的農業卻無力承受進一步加重的負擔了。由內戰和起義暴動造成的破壞、由銀價上漲而造成的貧窮化、越來越頻繁的饑荒和水災，都使得中國農業經濟於19世紀下半期停滯或倒退了。
▲1894年時在中國的日本人
那些主動採取措施來創辦兵工廠、工廠和船塢或造船廠的高官和地區總督們，除了利用在與外國做生意中變富的商賈的資本之外，再無他計可施。但這些資本卻顯得非常不足。此外，買辦資本家們也不會對於其利率爲8%~10%的企業表現出絲毫熱情，因爲這種利率遠不如每年可以賺取20%~50%利率的傳統投資(農業信貸、古式的中國銀行、典當鋪、土地)那樣豐厚。也完全如同資本投資一樣，爲技術和科學培訓而作出的努力，要遠遠低於在一個如此之大的國度中本來應有的那種水平。如果說工業化計劃的促進者們，善於利用買辦商人從外國公司中獲得的經驗，那麼他們相反卻缺少中國的技術人員。新企業中技術性最強的方面都要委託給外國人。
在這些障礙中，最嚴重的無疑是缺乏由中央政權保障的領導機構以及資本匱缺。與此相聯繫的，又是無效的官僚機構的負擔、過高的股息分配以及一個窮途末路的國家所造成的壓力。由此，北京政府於1899年從各省中抽取了280萬兩稅銀。然而，這種抽稅辦法的主要受害者，將是中國輪船公司和上海電報局，因爲這些企業在財務上與漢陽鐵廠、萍鄉煤礦和上海華生紡織廠有關係。國家不是按照本應去做的那樣保護其新生工業，而是根據一種古老的反應，本能地且非常沉重地打擊最具有活力的企業。
▲清代官員
這樣就可以解釋，在經過一個爲時長短不等的最初成功之後，何以使大部分新企業都面對外國的競爭，而表現得收益不佳或者甚至是虧損了。人們會頗感驚奇地發現，儘管存在着所有這些障礙，但現代工業的首倡者們，也就是受到古典文化培養的官吏們(沒有任何因素使他們註定負擔這項任務)，卻在一切部門中都成功地取得了明顯成果，比如在重工業(鐵礦和煤礦、高爐、兵工廠和船塢)、輕工業(紡織和供單人使用的武器)、金融(現代銀行)、交通(輪船公司、電報線路、鐵路)等領域。
直到1894年，中國的工業技術水平，實際上幾乎與人們普遍認爲是比較先進的日本旗鼓相當。兩國所投入的資本也具備同樣的規模。只是，中國的企業之分散以及它相對於其龐大人口而言，才顯得只具微不足道的數目，沖淡了中國工業化的成果，而日本企業的集中卻產生了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此外，內戰和外來威脅，也促使中國將主要精力集中到一種非生產性的戰爭工業上了，而這居然是在爲使近代經濟發展所必不可缺的基礎被建立起來之前。相反，日本的努力卻比較好地根據由明治政權執行的一種基本政策而分佈合理。
這些情況以及最後於1895～1901年間強加給中國經濟的沉重負擔，解釋了兩國的不同發展。外貿在日本和在中國一樣享受到了優惠待遇，但1880年90%的對際援助。可是後來發生的情況卻恰恰相反。自由企業還是國有經濟人們曾試圖在中國缺乏那些使西方得以發展自由企業的因素中，去尋找中國的落伍和工業化嘗試失敗的原因。其實，人們在中國社會中，沒有發現任何與此可比的因素。經營企業和競爭的思想、節儉的風氣、利潤和收益觀念，不只在中國始終缺乏，而且還與中國的整個人文主義傳統背道而馳-社會的成功在那裏不能被簡化成一種庸俗的富裕化，而首先要包括使人獲得權力和政治權威的榮譽與官位。
中國人的倫理主張忠於國家、個人修身、敬讓和謙虛。甚至在經商中，真正的資本也並不具有經濟特徵，而只具有社會特徵，它是由倫理信譽、職位和權力形成的。人們正是根據由已獲得的名望、裙帶關係、所建立的關係網帶來的信譽，而進行談判交易的。如果說在中國自明末以來就存在着鉅商和鉅富錢莊老闆(亦即那些操縱兌票並得以聚斂鉅額財富者)，那麼這些人卻與歐洲資本主義初期的企業大老闆們毫無共同之處。他們的活動也似乎是與納稅的農莊，而不是與交納國家固定稅的私有企業相似。他們都希望給予自己半官方的特徵，不是試圖反對官府，相反卻是作出努力以儘可能地與此結合起來。
▲注重禮儀的中國人
他們貪圖官號與公職(這些人在國家處於困難時便向帝國捐獻大量金錢)，其理想是與高級文人官吏們平起平坐。他們蒐集書籍字畫，充當文學藝術的贊助人。這些人生活於豪華之中，受佔統治地位的倫理道德之驅使，想使其親屬們富裕起來。政治功能凌駕於其他一切的特性之上、中國社會的特殊歷史經歷，便解釋了這些傳統性的行爲。每一種文明都有其獨特的亮點。但當解釋中國對於自身現代化之無能爲力時，大家可能正是忘記了這一點，而指責其政治制度和在經濟方面的傳統。但全面權衡，中華帝國的制度並不比其他許多制度更令人憎惡。
同治年間(1862~1875年)的統治者們，善於表現其精力、積極能動性和才學，他們的業績是不容忽略的。他們的失敗主要是由於時代背景和缺乏最高領導，而不是一種本質上的無能。中國新的工業企業受到了良好的保護，它們本來是能夠得到發展的。它們的數量很大，本來足以改變傳統經濟與行爲的面貌。
▲同治皇帝劇照
自由企業的發展並不是拯救中國的必備條件。在我們今天向着集體化和國家經濟形式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社會更爲接近其古代傳統，它始終忠於其獨有的民族特徵。以類似的方式採納模仿西方國家議會制的做法，後來也顯得沒有意義了。這絕不是因爲中國對於自由民主尚不“成熟”，而是因爲這種借鑑的制度與中國的傳統格格不入。
結語
自由企業和自由民主是西方民族特有的發展結果。如果認爲所有社會都必須經過西方一勞永逸地提供的一種直線性發展的所有階段，那就是對於諸文明的差異性及其固有特徵一無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