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幾千年來封建社會都將皇權視爲至高無上的權利，因此大多數人選擇臣服和被奴役，逐漸養成了卑躬屈膝的軟弱性格。這一點在和平時期有利於穩定，可在面對外敵侵略的時候，就是一個致命的缺點了。
對於體制內的官僚集團來講，在最近二百多年的統治中，極端的君主專制將官僚體制內的生物成功改造成了一種習慣匍匐、人格低下的奴才，他們貪戀的僅僅是權位和金錢，而對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命運沒有任何考量。
(圖)義和團運動，19世紀末中國發生的一場以“扶清滅洋”爲口號的反帝愛國運動
義和團運動是以慈禧爲首的清朝官僚集團在絞殺戊戌變法後的第一件“政績”工程，從大張旗鼓的撻伐到落荒而逃離開京城，慈禧集團經歷了最爲可恥的失敗。這場以殺害二百三十一位外國人和成千上萬中國教徒爲成果，使中國完全陷入殖民主義深淵的離奇戰爭引起的全國人民的憤怒，讓慈禧集團坐立不安。
爲了掩蓋她扼殺改革運動的愚蠢和消解風起雲涌的革命思潮，慈禧下詔表示要實行新政。光緒二十七年(1901 年)一月，還在西安“流亡”的清政府下詔令各地方大員限兩月上奏改革方案。但是，靠近權力中樞的軍機處官員向外透露了慈禧“內意不願多言西法”的真實意圖。各地大員都是精於權鬥謀略的老手，他們精明地揣測到最高統治者的真實目的，所以無人敢真正上書改革方案。四月，清廷設立督辦政務處，敦促各地儘快上書。
在拖延了將近兩個月後，湖廣總督張之洞與兩江總督劉坤一經過長達數月的草擬準備，完成了著名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兩人七月從江寧以兩江總督府的名義聯合發出三折一片，對新政提出了幾近完整的方案。這個方案包括：教育改革，建立學校，改革科舉制度，獎勵遊學;整頓吏治，改良司法，調整滿漢關係;學習西方，進行經濟、軍事改革。
可以看出，老奸巨猾的地方大員小心翼翼地迴避了最核心的政治改革問題，甚至對戊戌變法時期人人暢言的“君主立憲”也隻字未提，這個方案的主要目標是保住自己的官位，不去觸怒慈禧。所以，新政只是重複了幾年前慈禧痛加詆斥的戊戌變法中的一些內容，合併了一些閒散的衙門，設立了外務部代替總理衙門，建立了商部，建立了巡警，進行練兵。
光緒三十一年(1905 年)，日俄戰爭在中國東北爆發，對這場兩個外部國家在第三國領土上進行戰爭的行爲，清朝不但沒有表示任何抗議，反倒宣佈中立，使得東三省再次遭受戰爭塗炭。日俄戰爭以君主立憲小國日本一舉戰勝西方獨裁大國而結束，引起舉世矚目。這個結果再次證明維新派向日本學習的合理性，甚至連《江楚會奏變法三折》起草人之一的實業家張謇都說：“日本的勝利和俄國的失敗是立憲主義的勝利和專制主義的失敗。”
梁啓超等流亡日本的維新人士通過《新民叢報》等報紙大力宣傳民族主義，反對專制，倡導建立君主立憲、進行漸進的政治改革，反對激烈的革命。但是，時代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人民不再在原地等候統治階級的恩賜了。孫中山等革命人士通過《民報》與維新派論戰，倡導推翻滿族政權，建立共和政府。經過幾次恥辱的失敗，人民的選擇變成了實行改革還是革命的問題。
迫於日益高漲的革命壓力，清政府再次做出姿態，任命五人考察團出國考察立憲政體，爲實行君主立憲做準備。慈禧的策略是，立憲需要長期的準備，這可以成功地將改革拖延到她的最後時日。光緒三十四年(1908 年)十一月，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先後離開人世，這項未竟的事業由醇親王載灃攝政繼續進行。
在各地代表的壓力下，清政府於宣統三年(1911 年)五月宣佈了內閣名單：這個內閣的十三人中有五位是皇親國戚，八位滿族人與一位蒙古旗人，只有四位漢人。“皇族內閣”的出臺，再次證明了《辛亥條約》以後啓動的所謂“新政”，不過是清朝官僚集團欺騙和愚弄全國人民、保持獨裁統治的把戲。從此，人民在維新和革命之間，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慈禧太后的統治是具有象徵意義的，對她個人的責難和仇恨是沒有意義的。後宮或者內宦擅權干政，是中國傳統政治體制中最爲普遍的頑疾，也是許多王朝毀滅的原因。但是，中國古代政治體制一直沒有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王朝權力無限集中於最高統治者之手，使得皇帝的個人素質與行爲習慣對整個國家產生巨大影響。國家制度在賦予最高統治者至高無上權力的同時，並沒有制度來規範皇權的使用，也沒有制度來更好地解決皇權的繼承，以保證皇帝是最優化選擇。
道光皇帝晚年，清朝處於外部列強入侵、內部人民起義等內外交困的狀態，朝廷急需一位能夠擔當大任、挽救王朝命運的人選擔任皇帝。道光皇帝在皇六子奕訢與皇四子奕詝之間猶豫不決。此時，兩個皇子都竭力在父皇面前表現出最強的一面。在各種素質的比較中，奕訢都較勝一籌。
但是，奕詝的師傅杜受田對道光的心理深有揣測，他應用了“示弱”的策略，讓奕詝在道光面前盡力掩飾能力的不足，只是一味裝扮出悲哀、仁慈、對皇帝的健康深爲關切的姿態。這種僞裝出來的仁慈成功地擊敗了競爭對手，使得奕詝順利地成爲咸豐皇帝。也正是這位皇帝，使得清朝在太平天國和列強的打擊下，江河日下。皇位繼承製度中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而對於接近權力中樞的人物疏於控制，更是專制極權制度的痼疾。
近代，是民族國家互相爭霸的時代，海洋已將原來相距萬里老死不相往來的世界連爲一體，王朝不能再依靠自身的慣性而存在了。
早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英國派往中國的特使馬戛爾尼勳爵在經歷了覲見乾隆皇帝的種種曲折後，有過一個深刻而富有洞見的預言：“中華帝國是一艘陳舊而古怪的一流戰艦，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繼的能幹而警覺的官員設法使它漂浮着，並憑藉其龐大與外觀而使四鄰畏懼。但當一位纔不敷用的人掌舵領航時，它便失去了紀律與安全。它可能不會立即沉沒，它可能像殘舸一樣漂流旬日，然後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卻無法在其破舊的基礎上重建起來。”
皇族如此，對於體制內的官僚集團來講，在最近二百多年的統治中，極端的君主專制將官僚體制內的生物成功改造成了一種習慣匍匐、人格低下的奴才，他們貪戀的僅僅是權位和金錢，而對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命運沒有任何考量。原因一點都不奇怪，在極權主義的政治文化中，以政府名義做出的罪惡行爲的後果是由全體人民來承擔的，從未有人試圖去追究參與決策者個人的責任。
這就導致了以損害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爲個別集團謀取私利的行爲甚囂塵上，在大多數時代甚至搞到王朝都要分崩離析的地步，那些利益集團依然不願罷手。原因很簡單，政權崩盤的後果都是由全民來承擔的，其中災禍影響最深的是那些普通民衆。
即使這些利益集團大都在改朝換代的戰火中玉石俱焚，他們也停不下掠奪的腳步。原因也很簡單，利益集團一旦形成，本身有着盤根錯節的關係網，自身具有運行的慣性與動力，雖然這種動力是非理性的。正是這種非理性的政治文化，導致了王朝一個個崩潰，但又一個個重建，人們尚未從中得出有益的行動經驗。從晚明到晚清的歷史中，我們尤其能看出這種罪惡的繁衍機制。
辛亥革命雖然是由一場保路運動引起的具有相當偶然性的革命運動，但是革命力量在此期間的種種不周和措手不及給中外人士都留下了深刻印象。這場始料未及的革命一舉推翻了大清王朝，將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轉向了民主、共和，這也反映了辛亥革命代表了中國社會各階層最廣泛的人民願望。儘管這條道路註定充滿曲折，但是革命成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動力，獲得了空前的支持和響應。
在馬戛爾尼預言一百二十年後，清朝這艘老舊的大船終於粉身碎骨了。不過它不是被海上的風浪所撞擊而沉沒的，而是被人民從內部給推翻的。鴉片戰爭以來，清朝的統治集團面對一次次外來的嚴峻挑戰，從未形成過同仇敵愾、奮發圖強的共識，如日本明治維新那樣，使自強自救成爲全體國民的共識。
清朝的統治階層總體上處於爲了保住官位和自身利益而不惜犧牲國家利益，並不擇手段的集體共謀中，而使得少數富有遠見且心懷天下的仁人志士寸步難行。上層統治集團的這種惰性，只能由底層民衆燃起的熊熊烈火來摧毀。
馬戛爾尼的遠見在於，他預見到了中國終將處於一個近代民族國家的體系中，自上而下的變革如果不能發生，那自下而上的民族主義就會將其完全淹沒。中國這艘大船不可能在原地重建。清朝的結束，共和與民主成爲中國人民繼續追求的目標，也是中國這艘大船新的航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