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古代捕快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古代的捕快是什麼職務，與現今的警察有什麼差別?
2012年7月12日，電影《四大名捕》首映，講述了神侯府和六扇門同破大案的故事，其中無情、鐵手、追命和冷血等四名捕快，身懷絕技、風格各異，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情節的影響，小夥伴們自然而然會將四大名捕與警察聯繫起來。其實，兩者既相互聯繫，又差異明顯。
從電影迴歸現實，在文獻中的捕快耐人尋味，引人入勝。實際上，捕快分爲捕和快兩類，“捕役，捕拿盜匪之官役也”，“快手，動手擒賊之官役也”，兩者職責相近，合稱捕快。在日常工作中，捕快負責緝拿罪犯、傳喚被告和證人以及收集證據等職責，這項職責與現代的警察是類似的。
四大名捕劇照
在地方州縣，捕快屬於公職人員，與皁隸、壯班組成分工不同的三班衙役。捕快負責緝捕，類似於刑警。皁隸從事站堂和提拘，相當於內勤。壯班專司保護倉庫、協捕盜賊的工作，等同於民兵。三班均有頭領，稱爲班頭或頭役，負責本班事務。在警察隊伍中，同樣也有不同的分工和類別。
根據清代法律的規定，三班衙役一般服役三至五年。任期屆滿，不得留任，如有違反，州縣長官將受到必要的懲處。衙役沒有固定的工資，以捕快爲例，每月只發叫做“工食銀”的伙食費。按照職務不同，捕快每年收入六至十二兩銀子。和捕快類似，警察的工資同樣由政府發放。
按照州縣的大小不同，捕快的數量也有差異。據《松江府治》記載，松江有四十個捕快編制，而鄰近的華亭縣，卻有八十個捕快編制。不僅如此，大的州縣捕快有“馬快”和“步快”之分。顧名思義，馬快就是捕快配有馬匹，用來執行公務，而步快就是普通的捕快了。
加入捕快職業，也有從業要求。捕快必須是男性，身體強壯，手腳靈便，思維敏捷，最好還有一些武藝。平時辦案時，捕快身着便裝，走街串巷，打聽消息。發現嫌疑人後，亮明腰牌，顯示身份，用鐵尺和繩索緝拿對方。與捕快相比，當代的警察有男女之分，辦案手段更加科學高效。
所在州縣有案件發生時，捕快第一時間介入調查，官府對捕快進行考覈。考覈以時限爲準，叫做“比限”。一般案件，五天一“比”，重大案件，三天一“比”。過了比限，捕快仍無進展，將受到責打，以示懲戒。從考覈制度上看，捕快的考覈過於刻板，而警察在品德操守、職業素質、工作能力等方面進行評估，更加公正合理。
捕快和警察儘管交集很多，不過差異還是很明顯的，歸納起來，呈現“三低”的特點。
首先是社會地位低。
從歷史發展角度看，捕快一直屬於賤民行列。在春秋時期，爲統治階級服務的差役，分爲“皁、輿、隸、僚、僕、臺”等類別。秦漢時期，捕快歸屬於“隸臣妾”的賤業。到了魏晉，捕快仍以“雜戶”的身份，受到社會鄙視。在唐宋，捕快被稱爲“吏胥”。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到清代，《大清會典》規定：“四民爲良，奴僕及倡優隸卒爲賤。”進一步明確了捕快的賤民身份。
捕快不僅在社會的主流意識中得不到認可，在日常工作同樣受到各種歧視。清代捕快的制服採用半紅半黑的顏色，就連鞋子也是如此，這與官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此外，《大清律例》對捕快的行爲進行了詳細的規定，比如捕快不能從正門進出衙門，不能坐在公堂上，違者“杖七十，徙一年半。”更有甚者，官員可以任意打罵、鞭笞衙役。
在社會的施壓下，形成了一種尷尬的現象。處於社會底層的捕快，卻承擔着社會公正執法的職責。兩者之間，很難找到恰當的平衡點，導致封建社會的法制生態嚴重畸形。《水滸傳》中，武松身爲步兵都頭，依然無法擺脫“賤役”的陰影。而楊雄是劊子手，因身份的影響，“娶了大戶人家的婢女潘氏”。
《新水滸傳》中楊雄劇照
其次是入職門檻低。
在古代，民間的男丁都有服役的義務。役不僅是指大軍的兵役，還可以是衙門的差役。各地州縣根據實際的需要，指派一定數量的男丁充當捕快。由於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導致捕快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由於捕快有利可圖，吸引了不法分子投機取巧。這些人只要每年向衙門繳納二至四兩的“紙筆之費”，就能以“掛名衙役”的名義，撈取非法利益。四川巴縣新任知縣劉衡到任後發現，當地人口數萬人，衙役竟有七千人之多。更可笑的是清代捕快的身份，可以繼承、出租、質押和贖回。這些不法之徒“雖飽受鞭撲下賤之辱，而甘之如飴。”
最後是道德水平低。
在工作中，“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徵、護響之類，在在皆須其力。”捕快從事的是州縣的基層執法工作，他的正常收入，無法維持日常開銷。於是，捕快利用手中的權利，以“腳鞋錢”、“酒飯錢”、“寬限錢”、“買放錢”和“說和錢”等名目，向雙方當事人收取利益，大搞權錢交易。
北宋文人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天下吏人，素無常祿，唯以受賕爲生。”可見捕快受賄枉法已經成爲公開的祕密了。捕快“腰有一牌，便聲生勢長，魚肉細民”，“捉影捕風，到處嚇詐”，當地官員往往與捕快沆瀣一氣，包庇縱容，默許了捕快的不法行爲，進一步助長了他們的囂張氣焰，成爲危害一方的黑惡勢力。
清代老照片：上海的捕快(圖右)，正在看守囚犯
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對這種現象進行了總結：“其最爲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親屬，一曰官之僕隸。是四種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官或自顧考成，彼則唯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勢作威，足使人敲骨灑膏，吞聲泣血。四大洲內，唯此四種，惡業至多。”紀曉嵐的總結和點評，鞭辟入裏，入木三分。
捕快的不法行爲，在社會上惡評如潮，聲譽日下。民間對捕快又恨又怕，避之不及。一些有名望的家族，訂立家規，明令禁止族人從事捕快職業。一旦有人涉足，當事人將被從家譜中除名，死後也不得入祠享祀。
封建統治階級對捕快實行社會和經濟雙重約束，同時，給予捕快有限的權力，充當基層的執法者，這種制度設計本身就存在着缺陷，捕快利用制度漏洞，收取灰色利益，枉顧法律制度，與現代警察的宗旨和信念完全背道而馳，成爲封建制度下的一大毒瘤，貽害無窮。
參考文獻：《閱微草堂筆記》《夢溪筆談》《大清會典》《松江府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