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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國(公元前1114年一公元前286年)，原是周朝的一個諸侯國，國都商丘。周初被周天子封爲公爵，國君子姓宋氏。 西周初期，周公旦輔佐周成王平定三監之亂，遵循"興滅繼絕"的傳統，於公元前1039年封商紂王的兄長微子啓於商朝的舊都商丘，建立宋國，特准其用天子禮樂奉商朝宗祀，與周爲客。
宋國地位特殊，被周天子尊爲"三恪"之一。《史記》記載，公元前318年宋國“東伐齊，取五城。南敗楚，拓地三百餘里，西敗魏，取二城，滅滕(山東滕州)，有其地”。意思是說，宋國分別打敗了齊國、楚國、魏國這三個大國，還滅了滕國，因此被後人稱之爲“五千乘之勁宋”。
如此富庶且有實力的宋國，卻在戰國時期竟然成爲最早被滅的諸侯國之一。
春秋戰國時期，隨着生產力和工商業的發展，人口大量增加，城市進入快速發展的軌道，大小城邑星散於各國。戰國中後期，更是出現了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的稠密城邑格局。
當時宋國的主要大都會城市有商丘(今河南商丘)、相城(今安徽淮北)、陶邑(今山東定陶)、彭城(今江蘇徐州市西)、呂邑(今河南夏邑)等，且有些城市已經發展成爲區域商業中心。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所列舉的邯鄲、燕都、洛陽、陶邑、睢陽、彭城、番禺等地方都會，宋國就佔據了三個：睢陽是宋國的都城，時稱宋城;陶邑一直是宋國最爲富裕的屬地;彭城在春秋時期就是宋國城邑，戰國時還曾爲宋國都城。憑着獨特的商貿優勢，宋國在當時獨領風騷。
春秋末年，諸侯爭霸，周室衰微，昔日的政治都會洛邑(今洛陽)日漸凋敝。諸侯各國政治、經濟都會迅速崛起，作爲宋國的經濟中心，陶邑便是宋國富裕的縮影。
西周時，陶邑是一個名叫曹國的諸侯國的都城陶丘。魯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宋滅曹，其都城陶丘變爲宋國的陶邑。宋國對曹國的兼併，無疑爲陶邑注入了新的商業文化。“諸侯四通，貨物交易”，底子雄厚加上區位優勢，陶邑很快發展成爲諸侯國間商品集會的中心城市，人口集中，客商雲集，商業輻輳天下。在當時新興經濟都會中，唯陶邑獨享“天下之中”美譽。
陶邑能夠崛起，得益於運河的開鑿。運河開通後，陶邑北臨濟水，東北有菏水溝通泗水，又橫亙於濟汝淮泗構成的交通網上，正好成爲水陸交通的樞紐，可謂名副其實的天下之“中”。
佔盡了天時地利，於陶邑而言未必是好事，相反卻成爲諸侯各國爭奪的目標。公元前286年，齊緡王發動合縱戰爭，齊、楚、魏滅宋，三分其地，陶邑歸屬齊國。公元前284年，燕、韓、趙、魏、秦五國連橫攻齊，秦國首先攻取陶邑，並以此作爲秦相魏冉的封邑。公元前254年，魏安釐王救趙敗秦，又乘機攻佔陶邑。
短短數十年間，陶邑三易其手。作爲合縱連橫必爭的“午道”，陶邑在戰國諸雄的你爭我奪之中，命運一直操持在他人手中。
周准許宋使用天子禮樂，因之其在保留商朝禮儀文化方面較爲完整，連宋國國君宋襄公都以“亡國之餘”自稱——這或許成了一句讖語。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討伐鄭國，與救鄭的楚兵展開泓水之戰。宋襄公發現楚軍還沒有排好兵布好陣，以“仁義”之名拒絕攻打對方，結果貽誤戰機，最終兵敗。此戰留下一個千年笑柄，但其“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的道義精神，爲後世稱道。作爲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其在戰場上看似荒唐迂腐之舉，正是天子禮樂滋生出“貴族氣”使然。
這種精神影響了整個宋國。歷史上不少如雷貫耳的名人，莫不與宋國有關：老子，是宋戴公的直系後裔;墨子，其先祖是宋桓公的庶長子“公子目夷”;孔子，其先祖是宋前滑公(子共)的玄孫“正考父”。尤爲值得一提的是，孔子一直將宋國看成“祖先之國”、“夢迴之地”，一生多次還鄉。孔子的得意門生子貢在曹、魯之間經商，“家累千金”，“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成爲孔子弟子中最富有的人。
戰國時期，國家之間的交往頻繁，跨國商人不斷涌現，他們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週四方。公元前579年，宋國執政華元撮合晉、楚兩國於宋都西門外相會，盟約中有一條款爲交贄往來，道路無壅，就是規定兩國以後要保證交通往來的暢通。公元前562年，各諸侯在宋國亳地會盟，共同約定各同盟國要保證彼此之間糧食和山林川澤產品相互流通。宋國所倡導的“國際公約”，在保護商人利益、保障列國間商貿活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但在那個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宋國最大的不幸緣於歷代國君都埋頭髮展經濟，軍事國防上卻是有國無防，使得宋國後來雖然成爲戰國時期的“膏腴之國”，最終也僅僅是列強口裏垂涎的肥肉而已。
戰國時期，諸侯國普遍發生卿大夫奪權，江山改姓或由旁支取代的現象，像田氏代齊、三家分晉，宋國也發生了戴氏取宋，宋桓公被宋剔成君(戴氏)推翻的變亂。公元前286年，宋國再次內亂，早已躍躍欲試的齊國便聯合楚國、魏國攻打宋國，自此宋滅。
從第一位國君微子啓至最後一位國君宋王偃，宋國曆經35君，歷七百五十三年，時跨西周、春秋、戰國三個時期，其版圖約有一萬平方公里，皆膏腴之地，都邑衆多，經濟發達。但是，不講政治的經濟，永遠是表面欣欣向榮的虛假繁榮。“一手硬一手軟”的結果，必然是走向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