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羅馬和秦朝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公元前509年，在古老的西方羅馬奴隸制共和國成立。與此同時，世界東方的一顆巨星冉冉升起——秦帝國。秦帝國開啓了中國大一統王朝歷史的序幕，同時代與他比肩的羅馬帝國版圖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然而鼎盛一時後，羅馬帝國走向了長期分裂，而大秦卻開啓了大一統的序章，此後雖然也有過短暫分裂，但總體趨勢是大一統的。爲什麼兩個強大的帝國曆史走向卻截然不同?
古代中國已出現大一統的文化理念，而羅馬城是在利益驅動下不斷對外征戰
在秦朝統一之前，古代中國就已出現大一統的政治文化理念。
夏朝作爲中國史書中記載的第一個封建王朝，他的建立代表着原始社會戛然而止，分散的部落開始逐漸走向統一。接踵的商周兩代與夏，被認爲是中國由原始部落進入到政治“國家”的開端。但當時國家的政治結構還不穩固，君主更像盟主，並非如後期到唐宋一朝時君主地位九五之尊。此時的君主，王朝強盛些，控制的邦國就多一點，對各邦國的控制力就強一些，邦國朝聘、納貢就會頻繁一些;王朝衰弱時，各邦國往往自行其是，甚至另立山頭，進而取而代之。
參考《中華遠古史》可知當時夏桀腐敗，衆叛親離，民衆亦咒罵其：“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取而代之”。商代夏後而周代商可以看出在當時人們心中已出現個人集權領導國家的政治理念即大一統觀念。《詩 • 小雅 • 北山 》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點實際上就已經明確了萬國須一統於天子的政治理念。
真正提到大一統觀念的是《春秋》一書，《公羊傳•隱公元年》記載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即使在春秋戰國時，諸侯間割據戰爭不斷戰火連天。人們也依照自古以來的思路去探求解決辦法。所以，秦帝國的統一既有政治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性，也有古人遵從延續大一統觀念的原因。
與中國大一統文化不同的是，在羅馬帝國建成前的西方是典型的城邦政治文化。
羅馬帝國發源於意大利伯河畔附近，在其誕生以前，圍繞着地中海及愛琴海附近的是衆多的小城邦，實際上這些小城邦也是由一個個小部落組成的。由於羅馬城邦內部既沒有商業又沒有工業支撐人們生活，所以每個公民想要發財致富就變得困難萬分。在這種情況下城邦公民能感受到的只有殘酷的生存競爭。
所以當羅姆露斯和他的繼承者每次回城都帶着從被征服的民族那裏得來的戰利品——捆成一束束的麥子和畜羣時，就會給城市居民帶來巨大的歡樂，讓他們暫時放下因生存競爭帶來的相互敵意。羅馬城就是在這樣的利益驅動下開始它數百年的對外征戰，但這種形式的統一大部分是基於滿足城邦內部利益和極少數領導者的野心。這便是羅馬帝國誕生與秦王朝統一大相徑庭的地方。
秦王朝能夠實現大一統主要得益於“士”階層的崛起，而羅馬帝國缺乏類似“士”文化的精神支撐
秦王朝能夠實現大一統主要得益於“士”階層的崛起。“士”階層本是西周時期封建貴族中最下等的，主要負責管理基層事務。但由於春秋戰國兩代禮樂制度土崩瓦解，許多上層貴族淪落到士階層，而當時平民階層也可以通過立軍功等做法進入“士”階層。於是“士”階層成爲連接平民與貴族的紐帶。
當時，“士”階層雖沒有獨立的田產，但“士人”魚龍混雜，大都懷揣技藝。秦國之所以能夠從邊陲小國一掃六國，成爲戰國七雄中最後的霸主，與商鞅、李斯等士人的貢獻是分不開的。據《戰國策》記載：“商鞅給秦國制定法令，調節賦稅，鼓勵耕種;李斯制定皇家禮儀，反對分封等”。可見，秦帝國誕生與發展壯大，士人功不可沒。
相較秦帝國，羅馬帝國在對外征服其他城邦時並沒有類似中國的“士人”文化作爲開拓疆土的精神支撐。共和體制下所培育出的公民政治文化使羅馬城最終成爲百二河山。
羅馬城從一個弱小的城邦逐漸壯大不僅表現在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多等方面，其城邦內部政治體制也經歷三個階段：王政時期-共和國時期-羅馬帝國時期。值得一提的是，幅員遼闊的羅馬帝國在共和國時期就已形成。在四百多年共和制的治理下，羅馬對周邊民族的征服過程取得了輝煌的勝利。由此可見，羅馬帝國的強大與帝國內部實行共和體制有着緊密的關聯。
首先，共和體制爲羅馬城的對外戰爭提供了合法性基礎。城邦內部領導人很願意發動對外戰爭，一方面是想在執政期間做出輝煌的成績，以求第二年得到公民支持然後繼續任職;另一方面對於廣大公民來說，對外戰爭的勝利可以帶來豐富的戰利品，滿足個人生存需求。
其次，共和制培育了羅馬人獨特的公民精神。在共和體制下，公民與元老院享有平等的權利，羅馬城與公民處於“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共和制給予了每一個城邦公民以主人翁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並且賦予每一個公民作爲人的尊嚴。此外羅馬城是通過不斷對外戰爭而逐漸繁榮強大的，這因此也培養了羅馬人勇於進取、勇往直前的精神。公民對羅馬城的責任感與他們對外征戰所向披靡，勇往直前的精神，共同構築了公民文化的核心，同時也成爲了羅馬向外擴張的主要推動力。
二者進行比較：
對於中國古代的“士人”來說，實現國家統一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士”作爲貴族階層，只有國家統一才能使貴族階級獲取利益，也能滿足統治者的政治野心與物質慾望;同時也只有通過統一，“士”階層才能在和平的環境下實現自己的理想與抱負，進而兼濟天下達到天下有道。
但對於羅馬公民而言，對外征服就是其最終目的，豐富的戰利品可以滿足城邦內部剛需。相比之下他們更注重物質的享受，帝國內很少有“士”階層這種知識分子，也沒有類似古希臘柏拉圖，蘇格拉底等思想家。所以整個羅馬帝國內部缺少自己的核心文化與價值觀。
士大夫們保證了大一統的政治理念延續下去，而羅馬帝國面臨文化危機
秦朝統一後，秦始皇便通過一系列做法達到國家內部思想文化統一的要求，如統一文字，焚書坑儒等，但結果卻適得其反。秦始皇的做法說明沒有崇敬文化之心，僅用武力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國家定不會長久。公元前202年劉邦建漢代秦，在文化方面漢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春秋時期各學派百家爭鳴的局面一去不返，世士皆爲儒士。
自此，及至封建朝代宣告結束，儒家思想都被奉爲正統思想，士大夫便成爲這些通過讀孔孟之書而入仕的讀書人的代名詞。這些人“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因此中國的士大夫便集政治管理與文化傳播雙重任務於一身。即使在魏蜀吳三國，五代十國等局勢動盪的時期，儒家思想也一直屹立人們心中。正是這些既擔任管理之職又兼具文化傳播的士大夫們才保證了中華文明的火種可以薪火相傳、延續至今，也保證了大一統的政治理念可以在中國一直延續下去。
而羅馬帝國的成功完全是公民勇於進取精神孕育出的結晶。羅馬帝國的統治不是依靠文化的聯繫，更多的是依靠帝國內部健全的法律體系。雖然當時羅馬帝國內部採用了行省制度管理各個地區，但執管每個地區的領導者並不具備傳播文化的任務，他們只負責保證地區的安全與秩序並且保證按時納稅而已。
羅馬史專家曾指出，對於帝國內的文化，國傢俱有強大的包容性，在國家仍處於和平時，每個被征服的地區可以沿用原本的文化習俗。但在羅馬統治後期，帝國內出現基督教並被奉爲國教。基督教的出現妄想挽救羅馬在文化上的缺陷。但此時的帝國不僅面臨文化危機，其他方面也逐漸出現沒落的影子。此時的基督教已不能改變羅馬帝國支零破碎的局面。所以後來當北方遊牧民族南下取代羅馬帝國進行統治管理時，不得不依賴封建制度和基督教。而在那時就出現了以封建制度騎士爲代表和基督教教士爲代表的兩個分叉。在世俗社會，騎士們英勇奮戰開拓疆土;在精神世界，教士則傳播文化給人們以精神寄託。所以當考察歐洲史就會發現，中世紀的歐洲一直處於二者分離的狀態。
大一統文化理念的缺失，沒了維持統一的共同核心，羅馬帝國自然就會走向分裂了。
結語
綜上所述，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導致羅馬帝國與秦帝國最終的歷史走向截然不同。大一統文化理念的提出，士大夫階層的上下游走，爲實現個人理想和抱負而追求大一統的環境，是大秦帝國開啓了國家統一的新篇章。而羅馬帝國缺失精神文化的支撐，在利益驅動下不斷征服，雖然能維持短時間的統一，終將面臨文化危機而走向分裂。
參考文獻：
孟德斯鳩《羅馬盛衰原因論》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