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爲何唐朝軍人要去造反呢，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安史之亂時，唐朝北方的軍人們爲什麼放着好好的“大唐盛世”日子不過，偏要跟着安祿山造反?
這個問題真得很“理想化”，也得感謝我們喜歡灌輸“關鍵詞”的歷史教育和歷史傳播，好則一好百好，壞則一無是處……
回答如下：
“盛世”只是一個形容詞，並不意味着當時社會的所有階層都處在一個“完美”的生活環境下，我們說開疆擴土、封狼居胥，往往是建築在軍人、百姓的累累白骨之上。
當然，對於沒有身處這樣的殘酷環境下的旁觀者而言，往往看到的是四海賓服的光環，而不是黎民的痛苦，也不願意去看，甚至還有不少“理想充盈”的朋友，真心認爲自己願意做“盛世強國”的一塊磚，哪怕“做鬼也幸福”。
對此，咱只能寫一個大寫的“服”字，可作爲大唐“盛世”的一部分，唐朝的軍人們往往沒有這樣高的覺悟。
唐朝前期和後期，軍事體制有很大的區別，前期以府兵制的番上來支撐中央禁軍，以兵募等民戶徵發的方式滿足出兵、野戰的需要，邊境的鎮、戍、守捉，也以民戶徵發爲主。
也就是說，唐太宗、唐高宗橫掃四夷的野戰軍其實是由大唐朝各個州縣的民戶，以服役的方式組成的，而國家給他們的主要回報，是榮譽和任官的機會，這個邏輯與之前的北朝一脈相承。
而唐代的官職系統，其實是明確分爲文武兩個序列，文，則爲職事官(三省宰相到縣尉，實際職務)、文散官(待遇官階);武，則爲衛府官(十二衛大將軍到折衝府校尉、隊正，實際職務)、武散官(待遇官階)、勳官(戰功獎勵，獲得候選武官資格及對應田宅、禮儀獎勵)。
在唐代前期，由於戰爭頻繁，勳官首先濫惡，以至於喪失了社會地位，因爲已經太多了，按級別“授田”的經濟優待完全執行不下去，政治上升空間也近乎於無，據《舊唐書·職官志》記載：
每年納課，亦分番於兵部……身應役使，有類童僕。據令乃與公卿齊班，論實在於胥吏之下，蓋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
翻譯過來就是，高級勳官定期要在兵部“待選”，然而，這些士兵出身的“高勳”，雖然按照唐令的規定，品級相當於公卿，但在兵部候選時，實際的身份地位連不入流的胥吏都不如，甚至“有類童僕”。
問題是，哪怕是這套虛文，到了武則天朝也已逐步廢棄，《舊唐書·魏元忠傳》就寫道：
虛有賞格而無其事。
這些是“兵卒”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待遇”，而他們的領導——用來“儲將”的衛府系統，所謂的大將軍、折衝都尉、果毅都尉們，在高宗、武則天時代的大擴張之後(總章年間爲唐代版圖最大之時)，也一路淪落。
傅璇琮著《唐代詩人叢考·韋應物系年考證》：
時承平既久，諸衛將軍自武太后三代，多以外戚無能者及降虜處之。而衛左之官，以爲番上府兵有權，朝要子弟解褐及次之沒關，又多不旋踵而據要津，將軍畏其父兄之勢力，恣其所爲。自置府以其番上宿衛，禮之，謂之‘侍官’，言侍衛天子也。至是，衛佐悉以借姻戚之家爲僮僕執役，京師人相詆訾者，即呼爲‘侍官’。時關東富實，人尤上氣，乃恥之，至有熨手足以避府兵者，番上者貧羸受僱而來，是由府兵始弱矣。
可見，到這個時候，“儲將”之所變成了容納外戚親貴和投降的部落酋長的空銜頭，而曾經身份貴重的仕進捷徑，由五品以上貴族官員子弟充任的府兵禁衛，也已經淪落，京師中罵人都叫“侍官”，府兵的社會地位直線墜落。
最重要的是，《新唐書·兵志》記載：
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府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
兵不補充倒還在其次，折衝府系統的武官久久不能升遷，豪強士人已經拋棄了這條晉身之路，則這個職官系統的廢棄也就是時間問題了。
到了唐玄宗時代，上述問題已經積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他的解決方案也並不是恢復舊制，而是將衛府武職官徹底的階官化，變成一種口頭政治待遇獎勵，一次戰爭勝利，發出的空白折衝、果毅的告身(委任狀)成百上千，而這些府兵軍官其實可能連自己的折衝府在哪兒都不知道。
直至開元天寶之交，府兵系統連持續爲長安提供“禁軍”兵員的職責都無法履行，也就徹底走向了制度的末路。
另一方面，在邊疆的野戰、邊防部隊也在發生變化，唐玄宗時代遂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根本變革，原本的“義務兵”基本上被“職業兵”代替，從軍不再是爲了“榮譽”和“仕途”，而是成爲一種謀生的手段，而且是養活全家的手段。
到了安史之亂前後，武人晉身的封賞濫惡，已經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按照《資治通鑑》卷219的記載：
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徵，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註名。
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
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才易一醉。
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這種官爵的泛濫，直接造成的結果，並不是軍人地位的上升，而恰恰是安史之亂前後，大唐王朝愈演愈烈的“清濁之分”，即已經不再把朝廷的名爵當做衡量地位高低的標準，而是當時的貴族階層，以及社會主流輿論，完全將“出身”視爲區分地位高下的基準。
這種情況下，儘管職業化的官兵們仍有資格穿着三品以上官員的紫袍招搖過市，收穫的卻不是豔羨，而是“成功人士”的白眼。
換句話說，“大唐盛世”中的軍人們到了安史之亂前後的時期，其社會地位與他們擁有的力量完全不匹配，我們不能否認大唐正統王朝具有的倫理號召力，但是，對於日益遊民化，社會地位越來越低賤的軍人羣體而言，這個“盛世”只在需要他們出命打仗的時候把他們當做“人”看。
這不僅是社會地位的問題，在軍食、賞賜等方面，也是如此，所以，職業士兵們最終走向了“拿錢辦事兒”的行爲邏輯，經常會“養寇自重”、“肆意劫掠”，以他們的“戰爭技藝”來獲取，騙取，甚至是脅迫來得到封賞。
具體到安祿山的反叛，則要考慮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唐代供軍費用的嚴重“西高東低”，哪怕是在戰事並不激烈的劍南節度使，每個編制士兵的費用也是東北方向，范陽節度使士兵的3倍。
而安祿山本人之前兼任了一系列與“供軍”有關的使職，說明其在唐玄宗的信任和倚重下，以更少的財政資源厚養了三鎮，或者至少兩鎮的鎮兵。
這些人作爲長期居住在邊塞的邊兵和邊民，無疑與他們真正的“衣食父母”建立了深厚的人身依附關係，這種將領與軍隊的人身依附關係，在安史之亂後仍舊可以看到，比如幽州節度使朱泚入朝，就帶了一部分幽州兵，而他統帶這部分兵馬的權力也由朝廷的正式任命所認可。
一個很有趣的歷史事實是，大唐朝廷立場上的“叛軍頭目”，大唐忠臣義士眼中的“亂臣賊子”，安祿山、史思明、安慶緒、史朝義，這四位“大燕皇帝”曾經被投降唐廷的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請進廟宇，享受香火供奉，被稱爲“四聖”，直到唐代宗大曆八年(773年)才奉旨平毀。
一直到唐穆宗長慶年間，河朔之地的軍將稱呼安祿山、史思明仍爲“二聖”，爲了從根上與這種錯誤思潮作鬥爭，唐朝中央派遣的盧龍節度使張弘靖刨了安祿山的墓，砸了他的棺槨，結果引來當地軍民的反感，“人尤失望”，此時，距離安史之亂，已經過去了60年……
綜上所述，唐朝的邊軍跟着安祿山造“大唐盛世”的反沒什麼奇怪的，在他們眼裏，安祿山就是他們的利益代言人，而唐朝邊軍的主力，也並非某些人所臆測的都是“胡兵胡將”，其主體就是唐朝當年的經制軍人，多數是漢人。(見孫繼民《唐代瀚海軍文書研究》，遠在西域的唐軍，兵籍帳中仍以漢兵爲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