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記載說，最後一位清朝太監孫耀庭於1996年在北京後海的廣化寺歸西，因爲他總算是有些頭臉的侍候過宣統皇帝及皇后的高級別太監，所以他的死被算作一段歷史標誌性地結束，也就是說從此世上再無太監。
太監們是沒有故鄉的人，在他們還是十歲左右的男孩(有些可能更小)時懵懂間被淨身，被帶往他們曾經構築夢幻的京城。故鄉的大門在他們身後重重地關上，從此便成天涯。
清朝的太監們，他們跟隨命運顛沛流離，在哪裏生養並終老，哪裏便是其故鄉。哪怕是某個已經滄海桑田的地點，或者某個苟延殘喘行將傾頹的古廟，它們都有可能是清朝太監們的終老地。
帝制時期“退休”太監的三個去處
飛黃騰達的太監是極少數的，大多數走入深宮後便是一生的苦役勞作，可能一生從未見過皇帝的面。他們年老體衰離開皇宮後，大致流轉至三個方向終老。
第一類是被至親接納，回到故鄉養老的極少數太監。這些人是極個別的幸運者，因爲太監入宮基本上爲親人不恥，已被排斥爲非男非女的異類，如果不是貪圖太監出來有可能帶着的那點銀子或者基於太監在宮內勞作期間給家鄉親人回饋的供養，那麼即使是至親也很難接納他們。
第二類是極少數的高級太監管家，這些人比較伶俐能幹，又能攀附上宮內關係，屬於混得好的，一生工作攢下了些資產，在京城買房置地，甚至娶老婆收過繼兒子。有閒不住的繼續受聘給有錢人家做管家，頤養天年時也是過着衣食無憂的生活。
最好的例子就是李蓮英，他應該算是太監首富。有傳言說，他的四個過繼兒子各得白銀四十萬兩，另有一大口袋珠寶。其他侄兒各分得白銀二十萬兩，他的兩個過繼女兒各分得白銀十七萬兩。此外，李蓮英在宮中還存有三百多萬兩白銀和兩箱珠寶，但他早已知道這些財寶不可能屬於他了，因此非常“明智”地告訴後人，不要再想這件事。當然，這些財富只是他所聚斂財富的一部分，而且還不包括幾處很值錢的房產。
第三類屬於中下層，就是投奔並依附散落於京城各地的庵廟寺院，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能動了就是燒香拜佛等待生命終結。衆所周知，太監不可能有直系子嗣，都是“絕戶”，不但被世俗社會也被自己的親屬所蔑視及拋棄。甚至不僅如此，“挖絕戶墳”也是稀鬆平常的事情。北京海淀中關村地區的變遷就是“絕戶”剷除的典型例子。
中關村：太監的歸土之地
今天的中關村號稱“中國的硅谷”，是科技現代化的前沿，雲集北大、清華等十餘所中國頂級綜合大學，也是中國電子科技的發祥地，中關村西區、海淀創業孵化基地更是互聯網創新經濟的一片熱土。但這一片生機勃勃的科技熱土，倒回六十年卻是一片荒涼的墳場，而且是以太監墓聞名的墳場。
由於太監們都是遠離故鄉的“絕戶”，這些墳墓也就無人打理修葺。中關村坐落在永定河故道之上，有時斷時續的旱河，因爲低窪曾是一片自然沼澤，沒有多少人煙。出於河流故道的緣故，這裏曾叫“中灣兒”(也可能是“轉彎兒”的諧音)，大約是河道在此轉向北，轉向京城北郊的清河方向。
這裏是荒郊野地，在那個交通不便的年代一定不值錢，不知何時起被太監們看中，就不斷有太監購買，稱爲“義地”，修建各類小小廟庵。太監們身體靈便尚能活動的時候就來上香祈福，誠心供養，年老體衰就扎堆生活彼此照應，死了就埋葬在附近。
由於太監也被稱爲“中官”，所以從“中彎兒”到“中官屯”或“中官村”如此延續。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科學院選中這一地址開發建設科學城，當然就是大面積地平墳拆廟，“挖絕戶墳”。反正“絕戶”墳也是可以隨意處置的，而“中官”一詞，科學家們認爲刺耳，在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陳垣先生的提議下改名爲“中關村”。
“中關村”——原太監的絕戶墳
寺院廟庵：年老無依太監的歸宿
從中關村這個例子可知，太監們年老之後只有相互依靠彼此取暖，那麼何人何地能夠收容那些並沒有聚下足夠資財且年老無依的出宮太監呢?
當年沒有養老機構，也沒有收容院，有的只是寺院。在明、清及民國，北京城大大小小的寺院廟庵有幾千個，凡是修佛、道或其他民間鬼神的太監均可以投靠適當的場所。佛、道宣揚的衆生平等且修好來世的思想，正好契合了太監們開脫自己悲慘命運的本願。他們幼年時身體即遭到閹割，生活在非正常的環境裏，被世人甚至自己所不恥，會產生異於常人的心理，因此急需心靈上有所寄託。
在精神信仰上，他們大多相信因果報應。譬如他們理解道教的某些教義，像白雲觀有“燕(閹)九節”(在正月十九日)的傳說，是說修行高深的道士“全真道人邱元清，以是日就閹”。這種狂熱宗教主義似乎認爲閹割就如同削髮出家修行一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契合了太監們開脫自己今生由來的心態，以此獲得心理平衡。
清朝人龔景翰在《遊大慧寺記》中寫道：
餘客居京師無事，間從友人薄遊京城之外，而環城之四野，往往有佛寺，宏闊壯麗，奇偉不可勝計。詢之，皆閹人之葬地出。閹人既卜葬開此，乃更創立大寺於其旁，使浮屠者居之，以爲其守冢之人。而其內又必請於中朝之貴人，自公輔以上有名當世者爲文，而刻石以記之。
也就是說，有相當一部分的寺院是與太監們的供養有關的。它們一方面收納信衆供養以助香火，另一方面也是太監們爲年老退休之後尋到一方歸隱養老之所便長期積累資糧的地方。乾隆年間，太監組織的養老組織“養老義會”出現，這是一種旨在以太監共同籌資的方式運作寺院的養老機制。太監尚有勞動能力的時候每月給特定的寺院提供一定的供奉，待年老體衰時即可由該寺院接納爲其養老送終。
乾隆二十六年(1761)豎立在萬壽興隆寺的萬壽興隆寺養老義會碑的碑文詳細地介紹了養老義會的緣起及功用：
空門設教，以清淨寂滅爲宗，慈悲方便爲本。雖無裨於世事，可以飲甘露而得清涼。故薄世味、思高舉者，樂就之劫。因行僧寬素與內監官宦接交，每見老景衰病之秋，其困苦顛連而無所告。今有同志樂善者，願與行僧結一善緣，就依本寺，建立養老義會。每人各出三十金，交納常住，以作功德事。用其養老送死之規，自有條約，然入此會須要僧俗一體，彼此相諒，後來者繼續樂善不患無人，而此舉者自不朽矣。
清末太監信修明在遺著《老太監的回憶》中雲：“餘創立恩濟慈保古會於此(即萬壽興隆寺)，救濟失業太監。”信修明所言與上述碑文所記大意相當，但信修明所做的事業是在離皇城更遠的一些偏僻廟宇，較之萬壽興隆寺，他免費接納更爲下層的太監，更爲民間化，更有普度衆生(衆太監)的善念。
那些以接收太監聞名的寺院
據我瞭解，清末民初，北京有幾個寺院是以接收退休太監聞名的，其中首推萬壽興隆寺。這座寺院今天依舊保存良好，爲一家單位使用，坐落於皇城之側的北長街39號。這座寺院比較早地建立過養老義會，收留的基本是一些相對有些收入的中上層太監，算是比較高級的太監養老寺院。
另一類寺院是比較有地位有財力的太監出資購地興建的，包括購買寺院附近的土地，以出租土地房屋的收益維持寺院生計，代表人物如李蓮英、劉誠印、崔玉貴等大太監。
還有某些有文化修養且懂管理的太監如信修明，他們資助的代表性寺院如白雲觀、立馬關帝廟、褒忠護國祠等。這一類寺院基本是免費接收孤苦無依的離宮太監。其中最慷慨大方的善人是劉誠印，他參與資助或者主辦的寺廟有三十餘座。因爲他是道教徒，又是地位僅次於李蓮英的大太監總管，所以對於清末太監大批皈依道教起了很大作用。
信修明是清朝末期(1902)入宮、民國建立後出宮的太監，大約在宮內待了十年。他是個秀才，比較有文化，留給後世《老太監的回憶》一書，提及他成立了恩濟慈保古會，專門免費收養太監的事情。直至新中國成立時，他仍舊擔任位於今天八寶山的褒忠護國祠住持。當然，這個褒忠護國祠隨即由政府徵收，並在此地建立了今天的八寶山公墓。
上面提及白雲觀、立馬關帝廟、褒忠護國祠三座廟宇，其中白雲觀今天是重點保護文物及道教文化的景點，也是香火旺盛的道觀。2001年6月，白雲觀作爲清代古建築，且是著名的全真派一脈相承的道教道場，被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而褒忠護國祠，一座收養太監的祠廟，不可能在八寶山公墓的故址上覆原，已永久性消失。唯獨立馬關帝廟，既沒被保護也沒消失，處於一種破敗不堪的很不體面的境況。
立馬關帝廟位於昆玉河西畔海淀區藍靛廠大街東端，與藍靛廠北路相交。雖然這座立馬關帝廟破敗不堪搖搖欲墜，但其骨架還是保存下來了。而且，雖歷百年風雲，院落的面貌卻是比較完整的，並沒有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也就是說，一茬一茬的人從這裏進進出出，歲月雖然磨損了那些磚瓦門樑，卻依稀留下了它當年的模樣。對於一個大拆大建的巨大都市而言，只是民間百姓的“關帝信仰”建造的一間道家廟宇能夠基本完整地保存下來，而且在沒有受到政府道教界人士特別青睞與呵護的情況下，還能隱藏於鬧市，不能不說是一樁奇蹟。
最後一批太監的歸宿
立馬關帝廟作爲京西規模最大的太監養老廟，接納了衆多沒錢的老太監，因爲這裏不像萬壽興隆寺那樣有“養老義會”制度，而更像是慈善機構。那位接替劉誠印的慈禧後期的太監二總管孫玉貴(這位太監最出名的事是庚子之亂中將珍妃推下水井，是個殺手)，也在慈禧去世後隨同李蓮英出宮，就落戶在立馬關帝廟。他用自己積攢的銀兩爲寺廟購買了周邊六百八十畝稻田，與他的徒弟及衆多還有勞力的太監以種稻爲生，直至1926年去世。
壽至九十四歲高齡、以口述自傳拍過電影《中國最後一位太監》的著名末代太監孫耀庭，也是寄居立馬關帝廟直至新中國成立初期。土改運動時，太監們因爲有稻田廟產被劃入地主階級，他們被集體轟至長河東岸的長春橋村，也就是說他們從長春橋跨河，從西側的關帝廟搬至東側的長春橋村。
長春橋村的大致位置在今天的海淀區政府大樓、北京大學萬柳宿舍一帶，離歷史上乾隆敕建的泉宗廟很近。這便是我在本文開篇提到的花貓與喜鵲追逐的地方。我曾看到資料提及居住在這一帶的人回憶，20世紀50年代長春橋村一帶有高低土坡，偶爾會看到面色蒼白、老邁體弱的太監在那裏散步。
在長春橋村居住的太監有張自光、趙榮升、邊法長、侯長貴、張修德、池煥卿、孫耀庭、老郭三和蔡當家的。這些大約還算是有頭臉的太監。再後來，他們被集中到萬壽興隆寺及後海廣化寺生活，隨着時間的流逝，他們痛苦的世間生活也就結束了。
寫到此處，我自己都很訝異這座立馬關帝廟竟然與清朝後期的著名太監都有各種各樣的聯繫。
歸宿的歸宿
我一直認爲太監製度是人類史上一種慘無人道的制度，純真的兒童過早地被成人社會在生理上給予如此殘忍的戕害，這是多麼野蠻。從明末崇禎時期的九萬名太監到清朝初期的九千名太監，數目依舊很大。直至宣統年間，據載，皇宮發生過一次火災，溥儀疑心是太監故意放火要燒死他，故而轟走了宮內絕大部分太監，那次出宮的也有一千人左右，這是清朝末期的數目。
極少數原在宮內就是有頭有臉的太監頭子，他們各種積攢剋扣，攢下了不菲資財，而流離出宮的大多數太監連社會的最底層都不如，不僅是貧困無有所依，還因爲閹人的身體，困擾他們一生的心靈的扭曲，他們甚至連自己都認爲自己今生卑賤無以做人。
我看過一段文字講述某位學者20世紀30年代在北平的茶樓遠遠地看到太監在爲一些獵奇的人講述宮廷舊事，本想招呼過來，他的朋友便說，這些人又髒又臭面目醜陋，就靠賣點編排的故事討口飯吃。事實上，很多出宮的太監在民國時期就已淪爲不堪的乞丐，苟且殘生。
立馬關帝廟裏的太監還算是幸運的，他們至少還不至於流浪街頭，而是在京城的郊區過上一段農人生活。新中國也沒有爲難這些可憐的人，在他們最後的老病人生階段還是以寺廟的方式收容了他們，給他們養老送終，我想這多少還是各種人的善良之心在散發熱度吧。
太監們離開立馬關帝廟後，這裏一度被徵用作學校，這個學校後來併到今天的北京市第十九中學。再後來，這裏變成盲人五金工廠職工宿舍，直至今日。現在它已呈現廢墟狀，雖然被列爲文保單位已跨入第十五個年頭，但因拆遷安置補償等複雜問題一直沒有處理清楚，這座迄今我見過的京城最大規模的關帝廟，仍在以殘破之軀不知何去何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