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藤三郎(えんどう さぶろう、1893年1月2日明治26 - 1984年10月11日昭和59)，日本陸軍航空兵中將，轟炸重慶的第三飛行團團長，重慶轟炸無用論和日中友好軍人協會的創始人，由於他在出版的日記中披露了石井四郎的731部隊拿活人做實驗的事實。被日本右翼罵爲國賊和赤色將軍。幾乎所有的前陸軍同僚都和他斷了交。
日本陸軍中將，第三飛行團團長。山形縣出身，布匹商遠藤金吾第三子，高等小學畢業後，由於農村經濟蕭條,家業不興,考入不收學費的仙台陸軍幼年學校，這決定了他以後的道路，此後中央幼年學校畢業，1914年5月日本士官學校26期優等、同年12月，炮兵少尉橫須賀重炮兵聯隊付。陸軍炮工學校專科學校23期優等、陸軍重炮兵學校射擊教官。1922年11月陸大大34期軍刀組畢業 ，歷任野戰重炮兵第1聯隊大尉中隊長，參謀本部員等，又留學法國陸軍大學，1929年5月畢業，在此時接觸了世界聯邦構想。回國後成爲精英的精英，參謀本部作戰參謀，第一次上海事變時,草擬了陸軍登陸作戰方案。1932年夏開始,作爲關東軍作戰參謀在滿洲一帶活動,詳盡的觀察滿洲的局勢。次年年初,起草了熱河進攻作戰方案劃”，並且在作戰之緊要關頭乘軍用飛機視察了戰場，隨後修改作戰計劃，不到一個月，侵佔了熱河首府承德。此後歷任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陸大教官，野戰重炮兵第5聯隊長，參謀本部科長兼陸大教官等，1937年12月，爲追求軍隊現代化，改變兵科屬性爲陸軍航空兵大佐。把陸地炮火支援升級爲空中火力支援。同時兼大本營研究班長，濱鬆陸軍飛行學校付，完成飛行員培訓。1939年9月諾蒙罕事件後,被擢升爲關東軍參謀副長。由於極力主張不可對蘇聯盲目作戰,被冠以對蘇恐懼症而備受指責，第二年3月降任濱鬆飛行學校副。
1940年日本爲迫使中國投降，施行101空中作戰計劃，調任他爲陸軍第3飛行團團長。日本海軍專門組成以山口多聞海軍少將爲司令的“聯合空襲部隊”。5月13日，第三飛行團與“聯合空襲部隊”達成《陸海軍101號作戰協定》，決定由陸軍派出81架飛機，海軍派出212架飛機，“以挫傷敵之抗戰意志”。連續不斷的暴擊重慶。轟炸時間自5月中旬起約三個月。1940年8月30日，預見作戰即將失敗的遠藤三郎還親自帶隊突擊蔣介石的官邸。企圖摧毀中國抗戰首腦部。炸彈在離蔣介石几米遠的地方爆炸。攻擊失敗後，遠藤三郎少將向參謀本部作戰科長服部卓四郎大佐呈報了“關於進攻內地的意見”。意見中，就對海軍航空兵力至上主義者的“戰略轟炸效果”直接提出了疑義，明確指出“以往報道的轟炸效果有所誇大，重慶呈一片廢墟的判斷實屬錯誤，據我親自觀察，不如說，重慶已向其周圍發展”，並坦然承認“單憑轟炸，使其屈服是決不可能的。1941年10月宜昌被陳誠15個師攻擊的時候，他攜帶一挺重機槍乘坐一架輕型轟炸機趕到幾乎是死城的宜昌，鼓勵第十三師團長內山英太郎堅持下去，並親自到第39師團去搬救兵，靠着他的狂轟亂炸，極大的限制了中國軍隊白天的行動，終於保住了宜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對英美戰爭開幕的同時,他指揮第三飛行團展開對馬來,新加坡,以及爪哇的作戰，取得赫赫戰功。在美國軍隊開始反擊之前,接到上司命令回國,擔任陸軍航空士官學校校長,後擢升爲中將。1943年任航空兵器總局長官。這時,他極力主張以戰鬥機爲中心,進行航空決戰是當務之急,提出了所謂遠藤流的戰略構想。可是,基於日本資源稀少的現狀,最終仍然無法與美國的航空兵力相抗衡。塞班島陷落之際,反對1億玉碎的決戰計劃,主張對美講和。而受到參謀本部的其他參謀咒罵,[一刀砍死那傢伙兒算了]。日本投降後時寫下兩句感言“放下武器,赤裸裸的日本不用懼怕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摒棄武裝,不爲在戰爭中取勝,而是爲保護地球的萬物生靈”。1947年2月開始，作爲戰犯嫌疑在巢鴨監獄關了一年。被釋放後移居崎玉縣的航空軍官學校原址，以耕地爲生。
戰後，受俄國文豪托爾斯泰和印度和平主義者甘地的影響。參加日中友好和反戰運動。他批判了那些軍備再武裝論者的謬論：“日軍擁有1萬架戰鬥機都沒有取得戰爭的勝利,自衛隊從美國購入100架,200架新型戰鬥機,又能如何呢?”他被以前的軍旅戰友強烈批判,稱”“遠藤突然變了”。他回答道：“覺悟於一夜之間”。[以德致勝者昌，以力致勝者亡]。1961年8月，結成了日中友好舊軍人協會。著書に『日中十五年戦爭と私』(日中書林、昭和49年)。由於在書中披露了日本在東北進行細菌戰的事實而被罵爲國賊，伝記に宮武剛『將軍の遺言』(毎日新聞社、昭和61年)。
他在1956年申請訪問中國，毛澤東主席接見了他，他把一把日本軍刀親手交給了毛主席，表示日本軍人從此永遠不再和中國打仗了。併爲往日的戰爭行爲道歉。毛主席在接受了他的軍刀以後說：“不需要道歉，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送了他一幅齊白石先生的原作，上面有毛主席的親筆題詞“承遠藤三郎先生惠贈珍物，無以爲答，謹以齊白石畫一幅爲贈”。遠藤三郎回國後於當年寫了一本書，叫做《舊軍人所見之中共——新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思想的實際狀況》。1972年遠藤三郎再一次以“日中友好舊軍人之會”會長的身份訪問中國，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接見。他回去又寫了一本書，叫做《日中十五年戰爭和我》，裏面講了他是怎麼樣作爲一個將軍級的人物參與了十五年的侵華戰爭的，反省他本人和他的軍隊在對華戰爭中的罪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