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731部隊在二戰期間犯下了滔天罪行，該部頭目石井四郎中將卻在戰後逃脫了懲罰，將許多祕密帶入墳墓。日本女作家青木富貴子以石井的筆記爲線索，尋訪了一批瞭解731部隊內情的當事人，查閱了大量新解密的原始資料，在本書中詳細剖析了日本細菌戰計劃的來龍去脈，並將美、蘇、日爭奪731部隊“遺產”的內幕公之於衆。
以“防疫”旗號爲掩護
1935年，從歐洲遊學歸來的石井四郎還是二等軍醫正(中佐)，3年後飛快地晉升爲軍醫大佐。對於飛黃騰達的石井四郎，老家加茂村的村民們用“隊長”、“閣下”來稱呼他。在他們眼中，身着軍裝的石井光彩耀目，已不敢正面對視了。
二戰結束後的1955年，石井四郎在爲其教官清野謙次守靈的那天夜裏，罕見地講述了自己部隊的情況：
“政府業已確定要制定國家百年大計：保護將士健康，減少死亡率和患病率……在這種情況下，先是在陸軍軍醫學校設立研究室，再在中國華南以中山大學爲中心，由內而外逐步設立研究所，最終設立了324個研究所。結果是，傳染病及傳染致死率下降，日本大藏省十分欣喜，得出結論：如此情況，可以繼續擴展下去。因此，我得以在哈爾濱建立了一個設施齊全的綜合大學研究所，裏面有電氣火車，也有飛機，在那裏非常投入地從事研究。”
所謂“在中國華南以中山大學爲中心”設立研究所，就是指日本軍隊以武力佔領華南的廣東中山大學，在那裏設立“華南派遣軍”。同時，日軍在北京設立了天壇中央防疫所;在佔據南京中央醫院後設置了防疫給水部。至於在哈爾濱附近平房(地名)設立的機構，原名爲“東鄉部隊”，後對外改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
“石井機關”遍佈中國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揭開了中日戰爭的序幕。第二個月，上海派遣軍的戰鬥部隊發生食物中毒，不少士兵飲用了受霍亂菌污染的河水而死亡。石井四郎接到彙報後，立即給陸軍部和參謀本部打報告，並四處遊說對戰鬥部隊提供淨水的重要性。數天後，他便向上海派遣軍運送了5臺“石井式”濾水機和200名給水部隊人員。不久，這種濾水機被正式批准爲陸軍的“衛生濾水機”。
很快，日軍組成了18個“師團防疫給水部”，在各條戰線前方從事防疫給水業務。這些部門，加上由平房派往北京(華北派遣軍)、南京(華中派遣軍)、廣東(華南派遣軍)和新加坡的防疫給水部及其分部，再加上該部隊系統的總部——東京“防疫研究室”等，被統稱爲“石井機關”。
如果將這些部門總合起來，數量一定很龐大，也就是石井四郎所說的“324個研究所”吧?
做“國內不能做的事情”
需要指出的是，事實並非如石井四郎所說的那樣，由於傳染病及傳染病死亡率下降，一個“巨大設施”才得以在平房建成。反而是顛倒過來——先是平房設施建成，而後由於盧溝橋事件爆發，各防疫給水部的數量才急劇增加了。
我們可以從石井四郎的講話中看出他有一種嗜好，即：爲了誇大傳染病減少和傳染病死亡率下降的業績，不惜歪曲事實。然而，我們切不可因此疏忽了講話中的另一個細節：
“在這方面，日本陸軍請求國內所有大學做的事情有兩種：能做的事情和國內不能做的事情。對此，軍隊是經過多次會議才做出決定的，而且，對於國內不能做的事情要另外想方設法……去中國東北北方就能做了。陸軍遂決定在那裏設立研究所。”
石井四郎選擇了遠離日本國內、歐美各國根本關注不到的中國東北，在那裏進行《日內瓦議定書》所禁止的細菌武器的研製，這讓陸軍部十分認同。日本陸軍省認爲，研究中國東北的地方病以及研製疫苗，是設想中的對蘇聯作戰所不可或缺的。
不過，石井考慮的“國內不能做的事情”，其意思不僅限於這些。他主張，在國內倫理上不允許的事情，在中國東北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他就是憑藉“國內不能做的事情”這等理由，才得以讓軍部同意在中國東北建立一個大型研究設施。
爲了保守“國內不能做的事情”的祕密，平房設施內被隔離的特設牢房交給特別班管理，石井四郎的二哥剛男親自指揮。爲工程建設而徵召來的加茂村民成了特別班成員，身穿白大褂，腳蹬長筒膠靴並佩帶手槍，以非同一般的裝束負責監視。
就這樣，石井四郎口中的“設施齊全的綜合研究所”，在中國東北的原野上誕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