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曾淪爲殖民地的國家中，剛果(金)(舊稱扎伊爾，現名剛果民主共和國，首都金沙薩)的經歷是最爲離奇而悲慘的。這個非洲第二大國當年既不是屈服於西方列強中的某個殖民強國，也不是被諸如英國東印度公司這樣組織嚴密的特許企業所蠶食，甚至都不是被科爾特斯、皮薩羅這樣的冒險家率領軍隊攻陷，而純粹是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個人野心的犧牲品。這種野心並不是那種古老的土地征服的慾望，倒不如說是一種想要拼命賺錢的浮士德式資本主義衝動，他身上“資本家”的那一面遠遠壓倒了“征服者”的那一面，因此，這位國王畢生都不曾踏足這塊自己私人控制的領地，也因此從未看到一滴因掠奪殺戮流出的血，但卻留下了歷史上最殘暴的征服者都難以想象的殘酷記憶。
馬克思曾說過：“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這番話用在這段歷史上是再確切不過了。撇開道德因素，純粹從資本角度看，利潤極其豐厚的那些生意當然最值得投入，而要做到這一點，最好就是完全不需任何“成本”。爲了做到這一點，資本原始積累時期通常都以一種史無前例的殘酷無情對待自然界和奴隸勞動力。近代西方人在殖民地肆意採礦、伐木、濫捕濫殺有經濟價值的野生動物，不惜滿手骯髒地驅使奴隸，說到底都是因爲這些自然資源和勞動力“根本不花錢”。正如《美國企業史》(本巴魯克塞利格曼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中所說，19世紀鍍金時代的美國富豪爲了積累他的利潤，假如爲此要“在十年內把六個州的森林全部砍光，他將樂於讓後人自己照應自己”。
非洲中部地區的不幸在於：它的確很豐饒。剛果(金)是世界上銅礦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儘管這是後來才探明的，但至少一目瞭然的是：這兒有着非洲最大的熱帶雨林區，木材、象牙極爲豐富，土壤和氣候也非常適合栽種橡膠樹。象牙是尤其值錢的東西，當時的歐美商人都在瘋狂高價收購這種用途廣泛的商品，而且最完美的是，它像毒品、貴金屬一樣，價值高而佔用空間小，一頭普通非洲象的象牙足可製作數百個琴鍵或幾千個假牙。
1874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利橫穿黑非洲後，他想要“開發”這塊處女地的提議被英國政府冷落，卻得到了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的熱切支持。這位國王早就在世界地圖上到處搜尋能實現自己殖民帝國夢想的落腳點，而盛產象牙的剛果盆地顯然是理想的獵物——只要無情地壓榨當地人，象牙和木材足以償付他在當地建立“貿易站”的前期資本投入。唯一的問題，是1860年代的歐洲已經開始出現越來越強的反對奴隸制的呼聲，但這也難不倒他。比利時當時是一個沒有殖民地的小國，也正因此，利奧波德二世可以宣稱沒有任何殖民野心，並且利用他身爲國王的身份進行廣泛的周旋，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反對非洲奴隸貿易、推進當地社會進步的倡導者。這種虛僞是這段歷史中最諷刺的一幕：悲慘的掠奪與殺戮，竟然是在人道主義和科學考察的幌子下進行的。
他的迂迴策略大獲成功。1885年，這個由他個人控制的“剛果自由邦”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甚至還得到了比利時議會提供的鉅額無息貸款，來支持他在剛果從事的“人道主義工作”，因爲他承諾將剛果自由邦作爲自己財產的一部分“贈送”給比利時。要理解剛果(金)的歷史爲何如此悲慘，這可能也是一個關鍵點：相比起那些由列強的殖民部或組織嚴密的特許公司所控制的殖民地，被個人控制的領地更容易受到權力的任意處置，在他眼裏，這就像自己的私產，怎麼做都可以。至於對後人和當地人的影響，那都不在他的考慮範圍之內。
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顯示出它是一種特別短視的文明。獲利是當下的、自己的，而長遠的代價則由別處、別人來承擔。很多國家甚至對本國的開發都採取類似模式。正如《貿易打造的世界》(彭慕蘭、史蒂文託皮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18年2月版)一書中所說的，“有數百年時間，巴西人都是寅吃卯糧，消耗本應留給下一代的東西來維生”，他們之所以能以低價咖啡攻佔世界市場，就在於土地便宜而肥沃，爲此恣意砍燒樹木後栽種咖啡幼苗，沒有遮陽，沒有施肥，除了鋤，沒用其他工具，等土地肥力耗盡後再換另一塊森林摧殘。其結果，巴西大西洋沿岸的森林被完全毀壞。利奧波德國王只不過是把這種掠奪性的邏輯發揮到了空前殘酷的地步罷了，更何況在他眼裏，那些非洲中部的野蠻人甚至根本不能算是人類，驅使、奴役、殺戮他們，可能就跟北美殖民者瘋狂濫捕濫殺野牛沒什麼本質區別。
最終，這位國王通過他的黑暗帝國，掠奪了2.2億法郎(約合今天11億美元)，滿足了他“死時是億萬富翁”的願望，但他卻公開宣稱“作爲剛果的管理者，我沒有任何薪水”。這是又一例證：當一個統治者宣稱自己完全無私時，一定要小心。不過，值得留意的一點是：儘管他在剛果河流域爲所欲爲，他在比利時國內卻沒什麼值得一提的劣跡。在那裏，他是一個受憲法約束的君主，王室的權力逐漸讓位於選舉產生的議會，儘管他對此牢騷不斷，但事實正如書中所言，“利奧波德對這塊遼闊土地的獨裁統治與他在國內越來越小的權力形成鮮明對比”。1880~1920年間，剛果盆地的人口在其殘酷統治下減少近半，總數高達駭人的1000萬，這說到底是因爲他和他的人在那裏的權力不受任何限制。這也是自西班牙帝國以來的歐洲政治傳統之一：在遠方締造帝國，能爲國王和權貴避開國內的限制，在海外可以用一種更爲家產製的方式，嘗試在國內不能做的事。
在一代人的時間裏，他成功地瞞過了西方上流社會和公衆輿論，最終揭露其殘酷統治真相的，大多都是一些小人物。1890年率先站出來的喬治威廉姆斯是一個美國黑人傳教士，後來掀起輿論反對聲浪的艾德蒙莫雷爾是英國利物浦船運公司的職員和記者，愛爾蘭血統的羅傑凱斯門特是英國基層外交官。正如《美國政治中的道德爭論》(雷蒙德塔塔洛維奇、拜倫W戴恩斯編，重慶出版社2001年10月版)中所說的，“對犯罪的鬥爭是由利益團體王國裏的侏儒而不是巨人來發動的”。這不僅是由於他們更少利益牽扯，也因爲他們通常更多站在第一線瞭解實際發生的內情。
這段歷史給我們的另一個啓示是：站出來揭露真相的批評者不一定也沒必要是道德完人。威廉姆斯身爲傳教士，卻在外吹牛說自己拿到過事實上從未獲得的博士學位，甚至在致利奧波德國王的公開信中還假稱自己是上校，不僅如此，他還賴賬、隱瞞未婚妻自己其實在美國已有妻兒;莫雷爾則固執、很少承認錯誤，甚至對非洲人帶有某些種族偏見;至於凱斯門特，則是一個隱蔽的同性戀——這在那個時代一旦公開，足以讓他身敗名裂。很多人(我們中國人尤其容易)傾向於認爲，一個人如果自己在道德上都不完美，那就沒有“資格”去批評指責別人。但在一個公共輿論的時代，一個批評者本身的道德如何並不是重點，重點是他所說的究竟是否事實。
當然，正確的聲音不一定最響亮，要讓公衆瞭解真相，宣傳技巧和道德感同樣重要。雖然書中認爲斯坦利在敘述自己的探險經歷時“極擅誇張”，而利奧波德二世在操縱自己宣傳機器時也“精於僞裝”，但公平地說，莫雷爾這樣的“好人”也和“大反派”一樣，都必須善於運用媒體來贏得公衆傾聽。他們面對的是同一羣公衆：19世紀被新興的報紙和雜誌形塑了自己的觀念的社會中堅力量，誇張、激烈批判和僞裝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爲了迎合他們的立場。利奧波德二世之所以需要僞裝，是因公開實行奴隸制已不得人心，違背時代潮流;斯坦利的誇張敘述也是因爲那時的人們喜歡讀的就是這類驚險刺激的歷險故事，否則他的遊記就不可能大賣;甚至是莫雷爾，即便站在正義的立場上，他懂得向公衆說話的天賦也極其重要——只有這樣才能讓人們確信，應當做點什麼來阻止利奧波德國王。
如果說利奧波德國王在構築其黑暗帝國時，想的是滿足自己的野心和牟利衝動，那麼站在他對立面揭發真相的人則更多是出於對一種道德和人類生存權利的捍衛。這種對立在西方近代史上屢屢出現，我們中國人也不陌生：當年那些英國的鴉片販子都堅稱，“生意”與道德無關，往中國運載鴉片只是爲了“滿足中國人需求”;而最早站出來批評這種觀點的另一羣英國人則不安地認爲，這在道德和宗教上都是站不住腳的，是在犯罪。如今，我們作爲後人更關注的則是另一個問題：如何清除那些有毒的遺產。畢竟，當初的那些不計後果的做法，通常正是後來的一代代人在承受代價。在剛果(金)，“利奧波德國王的鬼魂”仍然盤桓未去，他的統治所造成的深遠後果迄今清晰可見。這也是歷史研究的價值，它不僅使我們更好地理解當下，還能促進一種批判性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