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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桶催生的倫敦大惡臭,兩年“臭死”3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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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革命巔峯時期的倫敦,便是這樣一個吃飽了撐的,卻無處排放糞便的城市。

作爲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起源地,倫敦城市規模和人口也隨之急速膨脹。

19世紀初人口還是100萬,到了1851年就已激增到240萬。

然而,身爲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它沿用的卻還是最古來的排水系統。

污水坑,也就是俗稱的旱廁,是官方唯一認可、用於存放倫敦人民日常排泄物的容器。

當時,在任何一條河流上修建廁所,或是未經批准傾倒污物,都是違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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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多數人家,都會將這化糞池安裝在地窖下。

而全家老少的糞便和生活垃圾,都會堆在那兒。

但挖再大的坑,糞便總有會滿的一天,到時候要如何處理?

當時這個擁有200萬人口的倫敦,想清理糞便只有兩個辦法。

一是請掏糞工來定期清理糞坑,二便是任由糞便自由生長,滿泄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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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年代,因爲工種危險(化糞池易發生爆炸),掏糞工可是一門頗受尊敬的職業,被稱爲gong-fermor。

他們會把糞便運往倫敦城外,作爲肥料賣給農民。

然而,隨着倫敦的急速擴張,掏糞工的價格也水漲船高,因爲從城裏到城外路程在不斷加長。

所以,這也使得市民越來越不願高價請人來掏糞,任由糞便從家中溢出,肆意流到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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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沒辦法時,很多人還會鋌而走險地將糞便倒入水渠中。

當時英國的排水系統是極其古老和簡陋的,與十幾條河流連接,只能用於處理地表水。

雖然這樣做是違法的,但法不責衆,所有人都這樣做了政府也完全沒招。

於是到了1815年,倫敦政府也別無選擇地允許人們把自己的排水管和下水道接通。

曾經清澈的泰晤士河,很快便成了糞水涌動的惡臭之河。

這座城市儼然一個巨型化糞池,每個毛孔都散發着糞便的惡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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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惡臭泰晤士河的漫畫

沒過多久,報應就來了。

隨着糞便的發酵,惡臭的倫敦漸漸成了霍亂的溫牀。

1831年,倫敦第一次霍亂大爆發,截至1832年整個英國就有30000人喪生。

在這之後,病魔每年夏天都如約而至,帶走無數英國紳士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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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鏡下的霍亂弧菌

現代醫學已證明,霍亂是由霍亂弧菌引起,常見傳播途徑便是飲用了被患者糞便污染過的水。

然而,當地的9個水管理公司,有5個就是從泰晤士河直接取水供人飲用的。

也就是說,曾經被胡亂排放的糞水,現在裹挾着病菌,再次回到人民口中。

因爲發病快,死亡率高,當時的英國人畏懼地把霍亂稱爲“霍亂王”(King Chol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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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蕩在泰晤士河收割生命的死神

但是,當時不夠發達的醫學可不知道什麼是霍亂弧菌。

關於霍亂的醫學理論,絕大部分醫生都堅持瘴氣說。

他們認爲霍亂是骯髒環境中生成的瘴氣,作用於人體引起的。

瘴氣引起的霍亂,只針對抵抗力差的人,不具有傳染性。

所以那時候的策略就是,把空氣中難聞的氣味除掉,就能抑制瘴氣的蔓延。

於是在搞錯傳染源的情況下,大量的除臭行動就算再轟轟烈烈,效果都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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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麗莎白一世與她的抽水馬桶

然而,更雪上加霜的是——抽水馬桶出現了。

其實早在1596年,哈林頓爵士(Sir John Harington)就爲伊麗莎白一世設計出了第一款抽水馬桶,可儲水將污物沖走。

不過這個看似跨時代的發明,在當時並沒能立即火起來,原因很簡單——如果想實現抽水,就必須將馬桶和污水管相連。

這就意味着惡臭仍能暢通無阻地順着馬桶進入房屋,權衡之下老百姓還是覺得老式馬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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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山大·卡明斯設計的S型管道馬桶

直到18世紀晚期,鐘錶匠亞歷山大·卡明斯(Alexnader Cummings)對做了一個看似細小的改變,才顛覆了馬桶的命運。

他把原本筆直的管道完成了S型,每次抽水後管道就會被水封住一段,杜絕了惡臭入屋。

這樣看來,現代抽水馬桶的元素彷彿就齊全了?

且慢,當時的倫敦下水道可沒有系統化,大多數抽水馬桶只能與現有的糞坑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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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化糞池只裝排泄物等,現在還要和着抽水馬桶的水。

糞水俱下,直接加速了糞坑溢滿的效率,使原本就擁擠的化糞池更不堪重負。

有的街道,甚至需要在底下墊上磚頭,造出小路,百姓才能順利避開糞水回家。

根據一項報告,1850年倫敦每戶的平均用水量是600升,到1856年,就直接飆升到了1000升。

毫無疑問,抽水馬桶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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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的專家在尋找霍亂的源頭

抽水馬桶雖改善了每戶人家的生活品質,但是卻把排污的問題拋給了整個城市。

“糞香”日益濃郁,除了影響市容(味)外,也讓醫生覺得就是這個味引起了霍亂。

於是政府就下達了禁令——將所有糞坑掩埋,短短6年間,三萬個糞坑就被填滿了。

但糞坑即便被填了,人總是要排便的啊,於是倫敦最大的河流——泰晤士河就遭了殃。

當時政府解決問題的思路是極其簡單粗暴的。

他們認爲排泄物只要順着河流沖走,瘴氣就會消失,人們就不會得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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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污染嚴重的弗利特河

一下子,全部倫敦人口的糞便都傾瀉入河。

正如議會上說的,“泰晤士河現在已經是個巨大的糞水池了,不再需要每人一個糞坑了”。

例如,泰晤士河的支流弗利特河,被糞便擠得河水無法流動,最後弗利特河也變成了福利特街。

這種奇葩的填河造陸方法,實在讓人歎爲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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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工人在覆蓋弗利特河

毫無疑問,飲用水的含菌量也隨之激增,市民每喝下一口水就等於喝下了全部污穢。

當時,只有極少數醫生認爲,霍亂是由一種尚未發現的介質傳播引起的傳染病。

約翰·斯諾(John Snow)就是其中堅定的一個。

爲了追查疫情,他開始每天記錄死亡和傷患人數,並將此標註在地圖上,形成點地圖。

通過這張“死亡地圖”,他最終解開了疫情背後的祕密——水源。

雖然人們對微生物治病理論還不是很接受*,但通過開創性的統計學計算,斯諾的地圖使傳播途徑一目瞭然。

例如,自家擁有水井的感化院和啤酒廠,像被施了魔法一樣幾乎沒人死亡。

而死亡案例最密集的地方寬街,那裏的市民都共用一口公共水井。

*注:1883年,細菌學家Koch纔在埃及首次分離出霍亂弧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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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博士的死亡地圖

當時斯諾就對城市管理當局說,“倫敦的地下水已嚴重被污染,倫敦地下就是一個地獄”。

剛開始大家都不相信斯諾的那套說法,還是幾年後矛盾越來越明顯,官員才慢慢開竅。

之後,確認被污染的水井的水泵被拆除,市民也被警告要煮沸食用水再落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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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神加持的井口

霍亂,確實是暫時得到了控制。

但是,就算不喝一口井的水,糞水橫流的泰晤士河也仍像一顆定時炸彈。

斯諾的死亡地圖就是甩到了議員臉上,而到處推脫責任的政府,多年來仍然對骯髒的泰晤士河無動於衷。

直到1858年,被稱爲倫敦“大惡臭”(The Great Stink)的事件爆發,他們才真正被薰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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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6月,倫敦熱得就像一個大火爐,泰晤士河的溫度直接飆升到近50攝氏度。

乾燥的天氣使河水快速蒸發,水位急速下降,河裏的糞便彷彿被燒開了一樣,惡臭翻滾瀰漫。

當時,維多利亞女王就想到泰晤士河邊巡遊,然而還未靠近河邊就打道回府了——因爲實在太臭了。

“只要聞過一次,永生都忘不了,聞了之後還能活着,就是幸運至極了!”

毫不誇張的說,那年夏天這令人窒息的氣味,讓整個倫敦幾乎陷入癱瘓。

公衆開始抗議,集體聲討泰晤士河的大惡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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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被薰得最慘的還數議員們,因爲議會大廈就坐落在泰晤士河畔。

爲了避免惡臭,議院的窗戶上都掛上浸過青檸水的窗簾,連會議都難以繼續。

而一貫拖延症嚴重的官員,在這惡臭的夏天執行力則顯得極其高效。

只用了18天,政府就通過了巴瑟傑項目動工所需的所有法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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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巴瑟傑(Joseph Bazalgette)是繼斯諾醫生後,倫敦的又一救星。

早在“大惡臭”爆發的兩年前,他就成了倫敦的首席工程師。

但在未上任以前,他就用了多年時間巡視倫敦全城,做了細緻的調研,並起草了改造倫敦下水道系統的設計。

在今日看來,巴瑟傑的工程設計是相當完善的。

但是,坐在議會大廈的達官貴人就是一再拖延刁難,責令其修訂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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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前前後後共5次細緻修改的工程計劃,都沒通過審查。

就在第6次提交修改後的方案時,如有神助的“大惡臭”就爆發了。

所以短短18天,巴瑟傑的提案就獲得了通過,在這之前他可是整整修改了7年都被否決。

連《泰晤士報》都調侃道,看到議員離開議會大廈時,“每位紳士鼻子上都捂着手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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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之後,拯救惡臭倫敦的接力棒,就從斯諾醫生的手中交給了巴瑟傑。

而倫敦市民爲了擺脫困境,都表現出了極高的熱情和配合。

他們紛紛從書房、閣樓等走出來,投身義務勞動使工程進展神速。

從1859年開始,這個項目花了6年時間,就在1865年正式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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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7月28日,下水道就完成了一次最嚴峻的考驗。

那個夏日,老天爺就把兩個月的雨量傾瀉而下,而倫敦的排水系統完全應對自如。

倫敦下水道的建成,不僅像一支開塞露使便祕的倫敦頃刻暢通。

它還像倫敦進化出的消化系統,使污水排放、防洪澇、環境等問題通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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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它也切斷了霍亂等流行病肆虐的起源,倫敦自此再沒受過霍亂的襲擊。

倫敦是這個世界上第一個完善下水道排污系統的城市,其建成也被稱爲“七大工程奇蹟之一”

這個150年前修建的下水道沿用至今,成了這座城市的心臟。

人類總是要等到一次次災難和教訓後,纔會生長出所謂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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