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在我乘飛機隨史迪威返回中國時，我發現史迪威被捲入了另一場積怨中。與他積怨的是我的老朋友陳納德，我們在循道公會晚宴上一起吃過飯，他曾經是美軍上校，現在是美國空軍駐華特遣隊指揮官，飛虎隊(Flying Tigers)的克萊爾·陳納德准將。
這完全是美國人與美國人之間的積怨，其影響非常非常深遠，而且會改變美國的軍事原則——因爲這是一場關於戰爭手段和目的的積怨。
從性格上說，克萊爾·陳納德准將是個與史迪威一樣複雜甚至可能更加複雜的人。史迪威是個純粹的北方人，拘謹古板，發音清晰。責任感牢牢束縛着史迪威;只要是喬治·馬歇爾需要他做的，只要是美國需要他做的，他都會去做，不管那到底是什麼。陳納德是南方人，生在得克薩斯，長在得克薩斯，不過還有法國血統，這一點從他的名字也能看出;他皮膚黝黑，臉上是縱橫交錯的皺紋。陳納德通常說話都操着一口正常的南方口音，一旦放鬆下來，比如參加撲克比賽時，就會冒出難懂的方言，他偶爾會邀請我一同前去，對於聽着波士頓口音長大的我來說，那些簡直就像天書一樣。
除了那身軍裝以外，陳納德與史迪威唯一的共同點可能就是他們苦難的命運。史迪威是咆哮宣泄，陳納德是將憤怒鬱積心中。和平時期的兩人命途多舛，那是美國陸軍中有能力且有野心者逃不脫的命運。1939年時，美國陸軍人數還不足17.4萬，戰略地位是美國自衛隊。不過這支人數不多的軍隊足夠強大，在20世紀20與30年代培養出了數十位軍事天才。他們的名字幾乎能像拿破崙的帝國元帥名單一樣，流傳千古。當時的軍方很吝嗇，所有軍官、陸軍士兵和空軍士兵都必須有一門熟練的手藝，這樣就可以節省人力和作戰物資。對於艾森豪威爾、佈雷德利、史迪威、克雷(Clay)、加文(Gavin)這些人來說，能服務部隊與國家纔是首要的。但對於巴頓、陳納德這樣的人來說，他們選擇服役主要出於對技術的熱愛、對器械的着迷。陳納德擅長的領域爲空中力量，而與威廉·米切爾一樣，他的長處也是他苦難的來源，長久以來，他竭盡全力想要打破預算和官僚的束縛，證明空中力量能在戰場上發揮相當重要的作用，只是他的努力一直沒能成功。1936年，他退役了，受蔣介石政府僱傭，將自己的技術帶到了中國，爲蔣介石打造空軍。他用了很高明的一招—組建了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該航空隊所有P-40飛機機頭都繪有飛虎隊的標誌，他們在緬甸戰役中，用自己的傑出表現震驚了全世界。在1942年初春，史迪威剛剛拿到指揮權的時候，陳納德已經是國際知名人士了。
史迪威和陳納德彼此都瞧不上對方，但他們的積怨並不僅僅是個人恩怨。他們的爭論源於在戰爭概念上的差異，如今，這一概念性差異令美國一切防禦與戰爭計劃中都存在分歧—地面作戰概念與空戰概念的分歧。
二
我無意中捲入了他們的積怨。1943年初，《時代》週刊要求我寫一篇關於陳納德的戰地研究。他們準備將陳納德的肖像作爲封面，並以我的研究爲素材，圍繞這位美國戰爭中的真英雄寫一篇封面報道。當時，史迪威和陳納德的積怨已經十分明顯，無法忽視了。
我和陳納德是老相識了，重慶那會兒結下的交情。這次我以老友的身份，對他進行了非正式的採訪。我向他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他與史迪威積怨如此之深，到底是從何而起，如何而起的。“我的那家妓院，”他隱晦地說道，“讓我很煩惱。”(根據我的筆記，他就是這麼說的。)“小夥子們離不開它，但他們發泄性慾的方式可能是健康的，但也可能讓他們染上髒病。”他與史迪威之間第一次出現裂痕就是在那個時候，因爲一家妓院!1942年時，陳納德早期戰略所依賴的是不足80架飛機的攻擊力量，這個數量在現在看來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有時，他的飛機會有多達半數被迫停飛，原因則是飛行員因濫交而發生的意外—地面後勤人員與空中戰鬥人員都因在昆明著名的狹縫巷(Slit Alley)患上了傳染病，被送醫治療去了。性傳染病削弱了陳納德麾下空軍的戰鬥力，那效果就像他的飛機在地面被轟炸掉了一樣。這是絕對無法容忍的。不過，他也沒辦法把這些年輕的美國士兵關進柵欄裏，他只能承認他們的慾望，這是天性，同時又要保護他們的健康，以確保飛機能正常飛行。因此，陳納德派出了一架美國陸軍航空兵團的飛機，搭載一支醫療團隊，飛越駝峯，抵達印度。他們在印度，爲12名沒病的印度妓女做了體檢，從醫學上確認她們健康，然後徵召她們爲美國空軍駐華特遣隊提供性服務;一架美軍飛機搭載她們去了我們的前線進攻陣地，在那裏，空中戰鬥人員與地面後勤人員可以與她們做愛，但又不會被傳染上性病。這件事我從未聽過。更重要的是，這件事是沒有獲得史迪威批准的，因此他在知道後大發雷霆。史迪威是戰地指揮官，他是個清教徒。史迪威知道日本設置有爲部隊提供性服務的慰安所，普魯士人也有這樣的做法，法國也是。不過，美國陸軍可真他媽的沒有這玩意兒，美國陸軍不會用航空兵團的飛機載着妓女飛躍駝峯，美國陸軍沒有給自己士兵建妓院的做法。陳納德只是想要確保自己的飛機在需要作戰時能順利起飛，投擲炸彈，傳遞出他的訊息，爲此，他可以不擇手段。史迪威是像奧利弗·克倫威爾一樣謹守道德觀念的人。奧利弗·克倫威爾是絕對不會違反十誡，做出貪污、通姦、撒謊、偷竊等行爲的。當時，陳納德和史迪威都在美國陸軍服役。他們缺一不可—陳納德不得不關閉了自己的妓院。
這個故事雖然很好笑，很瑣碎，但卻導致兩個美國權力絕對論者之間產生了分歧。
三
他們兩人還影響了另一個遠比這一分歧更大也更重要的差異：在戰爭與力量概念上的分歧，貫穿從此以後所有美國地緣政治策略的分歧。
陳納德是空軍力量絕對論者。他認爲空軍力量可以摧毀日本，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在這一點上，他是正確的。儘管他不會飛到日本戰火荼毒的城市參與大屠殺，但他知道日本的防空能力格外薄弱。他也知道他帶着爲數不多的飛機，被單獨派到中國西南部高原並留守此地的目的，是攻擊日軍暴露在外的沒有防禦的後方。1942年和1943年，他是美國指揮官中除潛艇指揮官外，唯一可以威脅日本內海航線的。對陳納德來說，中國只是爲其提供基地的平臺，他的飛機可從任一基地起飛，攻擊日本。在他眼裏，戰爭就像一場外科手術，中國就是一張供他放置醫療儀器的桌子。
對他的這一戰爭理念，最滿意的就是蔣介石了。陳納德傳遞給中國人的信息很簡單：只要讓華盛頓給我足夠的飛機，你們歇着，我就可以摧毀日本。因此，陳納德和駐華盛頓的中方人員在白宮結成盟友，要聯手推翻陳納德名義上的上級—戰地指揮官史迪威的政策。史迪威與陳納德思想分歧的出現，源自他對陳納德空戰政策可能導向的實用性評估。史迪威深信，如果陳納德對日的空中襲擊真的有他所承諾的那般猛烈，日本勢必不會束手就擒，任人宰割。如果陳納德切斷了日本的內海航線，日本勢必會爲保護自己的腹地而襲擊美國位於華東的空軍基地，而負責基地防禦的中國陸軍根本無力抵擋。史迪威堅持認爲，必須將中國地面部隊打造成能戰鬥、夠積極的部隊，他在這一點上的堅持與專斷，與陳納德不相上下。因此，在史迪威看來，當前的第一要務就是建立起這樣的中國陸軍，爲他們提供抗日所需的裝備和訓練。而在陳納德看來，史迪威的策略不僅缺乏膽識，還很愚蠢：他，陳納德，擁有當時其他盟軍將領都沒有的機會，可沉重打擊日軍最薄弱之處;這樣的機會絕對不能放過。
這兩位將領間的爭執，就像1944年秋英國人(蒙哥馬利)與美國人(佈雷德利、巴頓)間的爭執一樣，關鍵在於軍需供應。戰士之間的爭吵通常都是源於軍需供應的問題，之後纔會上升爲精神與政治層面的問題，只是這一軍需供應問題在中國顯得尤其荒謬怪誕。
從1942年春到1945年春，在敵人圍困下的中國以及在中國的所有美國及中國軍隊，其所有軍需補給全部來自駝峯的另一邊。搭乘這些飛機偷越封鎖線，衝入山體密佈的雲層中躲避日本軍機，飛越駝峯，往往會讓人產生一種極其浪漫的情懷。駝峯飛行早期是採用小型的C-47運輸機，後來使用了體積更大的C-46運輸機，飛行期間，少數年輕的美國士兵會出現各種不適的症狀，瘙癢、撓傷、疾病、瘧疾，有時還會在壓力下崩潰，據說，在駝峯上產生的這種壓力會讓人產生一種“快樂”感。(他們會指着白雪覆蓋的地標說道：“西藏就在那邊。”)
但在戰爭的分類賬中，這些只是美軍航空運輸司令部的運輸機，而它們運輸的貨物就是簿記員爭吵的實質。駝峯飛行始於1942年4月日軍佔領緬甸，封鎖了陸上運輸路線後。剛開始時，駝峯航線每月的物資運輸量是80噸，到秋天時已漲至每月300噸;後來，隨着人力與飛機投入的加大，到1943年初，駝峯航線每月的運輸量已飆升至3000噸。就在著名的陳納德—史迪威之爭發生時，駝峯航線的每月運輸量已有兩三千噸，但卻杯水車薪。中國有5億人;軍人至少400萬，甚至可能是800萬，具體數字無人知曉;戰爭產業的需求是個無底洞;爲了空運，美國新印刷了成百上千噸紙幣，造成了通貨膨脹。蔣介石需要將這些物資全部據爲己有;陳納德不但想要將它們據爲己有，甚至還想要更多，而這一切不過是爲了保證其空軍的戰鬥力。史迪威對物資的需求與陳納德一樣，但目的不同，史迪威是想要重新訓練並重新裝備中國陸軍，以實現喬治·馬歇爾的戰略構想。史迪威的職責是爲各索要物資方分配有限的物資，對這所謂的職責，史迪威的原話是“設法用麻雀拉的屎給10公頃土地施肥”。1943年2月，那些穿行於喜馬拉雅空中運輸線的舊運輸機已經運輸了總計3500噸的補給物資，其中850噸是答應撥給陳納德的;但他只收到了330噸。“我徹夜難眠，滿腦子想的都是汽油，”他告訴我，“我的胃都開始緊張了。過去十天，我用了4萬加侖汽油，但只收到了1.7萬加侖的補給。”當時的情況，根本滿足不了陳納德的胃口，也滿足不了蔣介石或史迪威的胃口。
四
到1943年5月，富蘭克林·D.羅斯福不得不介入他們三方的爭執。羅斯福將史迪威和陳納德召回華盛頓，在那裏，美方最高軍事指揮官做了最終決定。史迪威與陳納德(蔣介石支持陳納德)之間的爭執看似簡單，不過是物資分配的問題。在解決政治問題時，技術性方案往往更具吸引力，英國人、中國人和羅斯福的白宮戰略家們都贊同陳納德的方式是最簡單的。因此，羅斯福決定，從此刻開始，駝峯航線的運輸量必須達到每月1萬噸;在被告知每月1萬噸不可實現後，他下令，7月的空中運輸量必須達到7000噸，年底前必須漲至每月1萬噸。陳納德承諾，有了足夠的物資供應，截至聖誕節前，他可以擊沉50萬噸日軍船運物資，即日軍所有物資的10%;他因此得到的承諾是，駝峯航線每月運輸的物資中，他的空軍可拿到4500噸，剩下的讓蔣介石和史迪威自己去爭。在這場白宮政治博弈中，史迪威一敗塗地，毫無還手之力。“我(告訴羅斯福)的觀點是，”5月這場會議結束後，史迪威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中國處在經濟崩潰的邊緣……首先必須做的，是培養能奪取並守住空軍基地、能夠打開外界與中國溝通渠道的地面部隊……它們(陳納德的飛機)將會給日軍造成一定傷害，但也將削弱對地面力量的投入，並最終導致地面據點的淪陷。若是如此，那擊落幾架日本飛機又能有什麼鬼用?”
但陳納德我行我素，根本聽不進史迪威的話，到戰爭結束時，他聲稱自己的部隊擊沉了日軍200萬噸船運物資。陳納德在太平洋戰爭中立下的赫赫戰功毋庸置疑，但我至今仍有一個想法，如果在陳史之爭中，勝出的是史迪威，那麼中國之後的戰爭史可能會被改寫，即便仍是共產黨贏下了中國，他們也會是我們的盟友，至少不會將我們視爲敵人。
如今再回首，我們能從陳納德的戰略中看到美國過度使用其強大力量的根源之一，一如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和亨利·哈雷·阿諾德(H.H.Arnold，綽號“快樂的阿諾德”)戰略中所體現出的那樣。空軍是個極其誘人的概念：他們可以從高空俯衝進行打擊，讓經濟學家來設定打擊目標。空中打擊是多麼乾淨利落、多麼合乎邏輯的做法，就像足球比賽一樣，足球門柱以及比賽得分都在球場上展示得一清二楚。這一美國空軍理念是美式優越感最具代表性的體現，持續了數十年，直到應用於越南戰場，造成大災難才畫下句號。
我其實也是“二戰”中第一批被空軍理念誘惑的人之一，這不僅僅是因爲克萊爾·陳納德是我的朋友。我們確實早在幾年前就結下了友誼，當時我孤身在重慶，他也自我放逐到了這裏。他也確實很幫忙，任何轟炸任務，只要我開口，說此行可能寫出一篇好的報道，他都會讓我上機。雖然他經常應允我的要求，但說到說服別人，他纔是箇中高手。如果要取得全面勝利，徹底摧毀敵軍城市和生產線是必不可少的。飛機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工具，對日本、對德國都是如此。陳納德會問，打仗除了抓住敵人外還能有什麼目的?陳納德熱愛這些可幫他抓住敵人的工具。
後來我改變立場，並不是史迪威說服了我，我也說不清自己到底是什麼時候站到了史迪威那一邊。我的這一轉變也許是源於我腦海中產生的疑問。如果戰爭的目的不僅僅是“抓住敵人”，還有保衛你一開始想要保衛的東西，一切又將會如何呢?如果政治與軍隊對保住抗日高地來說同等重要會怎樣呢?如果那些政治比戰爭機會更加重要會怎樣呢?如果即使贏了，卻輸掉了你一開始想要保衛的東西，會怎樣呢?
這些就是1943年春時我腦海中尚未成形的問題，儘管它們已經開始讓我感到煩惱了。當時的我已不再是個觀察者，也不是哈佛的歷史學家。我穿着戰地記者的軍裝，我的兄弟們(一個在太平洋戰場，一個在歐洲戰場)正在與敵人搏命，他們都是我筆下這場博弈中的馬前卒。即便只是記者，我也不得不選擇一個立場，絕大多數記者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做了與我一樣的事。我現在知道了，當時的我是自己一點點站到與陳納德對立的那一邊去的，史迪威並沒有給我任何壓力。我漸漸開始相信，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完全沒有管理國家的能力。中國不僅僅是個供我們演練戰爭工具的平臺，中國是個極其重要的存在。中國幅員遼闊、充滿神祕與殘酷—他們令人捉摸不定，我們既想要與其中正派者爲友，又想要將他們的國土用作摧毀日軍的墊腳石。從當時到現在，經歷漫長的反思，我終於明白史迪威當時的打算了。他打算找一個負責的政府來打交道，但這個任務不應該強加到軍事將領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