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4月中旬，愛娃·布勞恩來到地堡。令大家吃驚的是，她是乘飛機離開巴伐利亞阿爾卑斯山區，冒着炮火降落在首都幾條仍可使用的飛機跑道上的。我甚至不知道希特勒是否事先得知她的到來。
僅僅幾天後，即4月16日凌晨，一條消息稱，紅軍已從奧代爾-奈斯分界線發起一次大規模的進攻。左森司令部、總理府裏的國防軍電話總機、希特勒參謀部和地堡之間的電話聯繫夜以繼日地持續着。地堡裏，到處都可以感受到一種緊張氣氛。克萊布斯和布格多夫將軍不停地討論着，希特勒則格外激動，他表情緊張，顯然已經疲憊不堪，但仍堅持在地堡坐鎮指揮。
德軍防線瓦解了。4月20日是希特勒56歲生日，這一天，蘇聯坦克已經到達首都附近的小鎮，柏林城實際上已被包圍。不知是頭天還是當天，有人來地堡通知說，已經聽到蘇軍的隆隆炮聲了，下午3點的軍事會議只得推遲舉行。中央走道里聚集了很多人，至少有20多個。我看到戈林、希姆萊、鮑曼、鄧尼茨、費格萊因、凱特爾、裏賓特洛甫、施佩爾、約德爾、克萊布斯、布格多夫以及其他人相繼從我前面經過，副官則比他們先下來。親信圈子全在那裏，實際上，所有的人都到齊了。在這座被封鎖的城市裏，大家最後一次聚集在“領袖”身邊，我不知道這些帝國高官是在什麼樣的氣氛中向希特勒賀壽的，只記得那天晚上聚會結束後不久，戈林迅速離去，他準備當晚前往南方，去會他的太太和女兒，她們都待在奧柏薩爾斯堡的山中，比較安全。
第一次這麼多人一起離去，希姆萊、鄧尼茨和卡爾登布魯納也不失時機地走了。飛機已準備就緒，車隊也在等候命令，以便在公路關閉前迅速撤離柏林。希特勒的海軍副官卡爾-傑斯科·馮·布特卡默與兩名士兵被派往伯格霍夫銷燬文件。
動盪不安已到達頂點。那天晚上我沒有離開地堡，沒有人來找我，我覺得，現場氣氛預示着一種不祥。希特勒的生日標誌着末日的開始。
我想，從第二天起，蘇軍就突破了大柏林防線，市中心遭到炮擊。據我所知，那天希特勒似乎受到了特別的凌辱，精神上遭到重創。
我非常牽掛太太格爾達和女兒。由於要堅守這個致命的地堡，我只能給她們打電話。幾天前，她們已經搬到南部盧多的我岳父岳母家。那裏比我們位於城東卡爾斯霍斯特區的家要相對安全些，原來的家離蘇軍前沿陣地只有幾公里。4月21日晚，午夜過後，我試圖去找她們。總理府和我在盧多的家相距不過15公里。但電話沒有打通，第一次沒能與太太通上話，我的心一下子提了上來。我嘗試了好多次，但仍無結果。當時已是後半夜，地堡裏一片靜謐。在旁邊的一間房裏，兩名哨兵躺在一張鄉間小牀上，鼾聲如雷。
不一會，我發現柏林南部的布里茨電話中心調節器有毛病，盧多、布科夫等地的通信必須經由那裏接通。怎麼辦？我突然冒出一個狂熱的念頭，嘗試與我很熟的慕尼黑調度員總機聯繫，因爲我經常和他們通話。我知道這條線有一條寬帶電纜，可以同時接通280條電話線路。電話很快接通了，我迅速向第一位夥伴作了解釋。一名女電話員突然闖入我們的交談。她是專門接長途電話的，很客氣地提議碰碰運氣。我把可以找到我太太的電話號碼給了她，但對此並不抱什麼希望。不料，一分鐘後，我和格爾達通上了話，她還沒睡。
4月22日，突擊隊隊長弗朗茲·謝德爾來找我，告訴我說，有幾架飛機即將從柏林起飛，他可以在飛機上給我預留一個位子，我現在還來得及把太太和女兒接過來乘坐這架飛機逃離柏林。我出了地堡，上了專用車，以最快速度穿越已成廢墟的城市。
然而，格爾達拒絕了。她不想丟下父母不管，女兒也無法同行。她發高燒，體溫已達40攝氏度。我們在極度悲傷中告別，我向她許諾幾天後回來。我當時怎麼也沒有想到，這一等就是9年，直到我在蘇聯的戰俘生活結束，纔看到格爾達和女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