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德意志人種族優越感和對大空間概念的追求在某個階段到達如癡如醉的地步，彷彿只有日耳曼人才是延續世界的動力，如果不能得到整個世界，德意志就無法生存。這種思潮不止侷限於德國本土，在整個泛德意志地區都有所表現，甚至還漂洋過海，被德國移民帶往異國他鄉。他們不但仇視猶太人，還把仇恨擴大到一切“劣等民族”，諸如斯拉夫人、吉普賽人等。如生於波西米亞的日耳曼作家艾爾文·吉多·科爾本耶，作爲一名作家和嚴格的知識分子，他的種族主義不僅出自族性的狂熱，還有着深厚的知識學基礎，其信念是：德意志民族主義，只是在德國領導下實現歐洲統一理想的最初階段。他於1932年加入納粹黨，後來還獲得蘇臺德地區日耳曼文化協會會長職務。
更爲偏執的是出生於奧地利的詩人約瑟夫·文俄伯，他早期即轉向國家社會主義，信奉尼采哲學，以尼采格言爲行動參照：“在孤獨中自豪，在邪惡中取樂，在肯定生命中享受”。他的詩集《尊嚴與衰落》每一部分都明顯合乎納粹的胃口，他與其他國家社會主義者一樣反對民主、反對共和和社會主義。他寫過許多頌歌，讚美德奧合併、獻詩給希特勒。在希特勒49歲生日時，文俄伯特意寫下一首《還鄉頌》歌頌這個獨裁者：“這就是以人民的名義!這是以血的名義!這是以苦難的名義：永恆偉大的德國，我們向您致意，德國!神聖、有力的元首，我們向您致意，元首!幸福、自由的家園，我們向您致意。家園。”
除文學手段以外，文俄伯與國家社會主義在政治上的聯繫也相當緊密，甚至可用休慼與共來形容。戰爭爆發後，他以一個純正詩人的身份避免直接對戰爭進行描寫，而是竭力拔高一些更爲崇高的理想，寫出諸如《日耳曼語言頌》之類的詩作，正如他認爲的“只有忠實於日耳曼的語言，纔有取得勝利的希望”。1945年，眼看德國戰敗，蘇聯軍隊將要佔領自己家鄉，文俄伯吞服嗎啡自殺。
對“大空間”的狂熱還蔓延到非德語區。漢斯·格雷姆是南非的德國移民，他是一位多產作家，創作傾向完全符合納粹主義的政治特徵：生存空間、民族主義、血與土。他在記述非洲生活的《卡魯法官》一書中明確宣稱白種人比黑種人更優秀。格雷姆最成功和最有影響的作品，是創作於1926年的《沒有生存空間的民族》，這是一本厚達1200頁的文學鉅著，作品核心在於表達“德國如要生存，就必須擁有更多生存空間”這一理念。他對一戰失敗耿耿於懷，認爲：一戰以後的德國被毫無正義可言的凡爾賽條約剝奪了殖民地，使得日耳曼人成爲一個沒有生存空間的民族。小說的第一章題目就叫“故土與壓迫”，異常清晰地表明瞭這個觀點。
他在書中寫到：“日耳曼人需要周圍的生存空間，需要頭頂的太陽和內心的自由，以求生活得更美好、更舒暢。”這種迫不及待的擴張心情畢露無遺。由於作者語言矯飾、文辭誇張，且通俗易懂，如此厚實的作品也同樣擁有大量讀者，在1938年以前，累計售出50萬冊，更爲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深得納粹批評家的歡心：“我們最遙遠的子孫會在這些作品中體會到民族的真實性質，民族生存的永恆理論，民族血統的呼聲，以及在不可測度的民族面前的戰慄”——大屠殺確實令人戰慄，震顫着人類的心靈。他的這些思想反映在小說中，與“納粹的意識形態一拍即合”。
值得思考的是，像格雷姆這樣的作家，雖然他後來回到德國，擔任了納粹的官方職務，卻可能連納粹分子都談不上，他不僅沒有加入納粹黨，還一直避免行納粹禮，並且始終懷疑納粹黨的文化政策，拒不服從納粹黨的路線。他與戈培爾的個人關係十分緊張，拒絕接受納粹政府頒發給他的各項文化獎。他甚至放肆地對希特勒表示：將永遠爲領袖的事業效忠，但自己永遠不屬於他。直到戰後，他依然堅信國家社會主義是正確的，是有益於德國和歐洲的，只不過希特勒的狂妄才導致這一運動偏離正確軌道，直至成爲一場嚴重的犯罪。後來，評論家們對格雷姆嚴厲譴責到：“漢斯·格雷姆矢口否認對第三帝國發生的事情負有責任。的確，他不是納粹黨黨員，在某些方面也與納粹黨有區別，但他也是個實實在在的極端民族主義者。”
探索納粹運動在德國的根源時，我們經常會面臨這樣一個問題：納粹運動作爲一場明顯偏離歐洲價值觀的運動，甚至也並不完全符合德國人的口味，爲什麼能在德國得到有力推動，甚至成爲世界性的浩劫?也許，格雷姆就是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