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朱可夫置於二戰期間嶄露頭角的偉大將領之列，這麼做仍然是一個頗爲棘手的任務。覬覦這個位子的人不計其數，而且各自所處的軍事體系也截然不同。從1939年到1945年，朱可夫擔任過形形色色的職務，如軍長、方面軍司令員和方面軍集羣司令員，期間還擔任過總參謀長，別忘了還擔任過只有在紅軍內部纔會共存的職務，即副最高統帥和最高統帥部代表。級別不同，所要求的素質並不總會一樣。比較之前，必須注意的是他的軍事生涯極爲與衆不同。他是自學成才。如果將他和對手及盟軍那些學歷輝煌的將領相比的話，就會發現小學三年和經過確證的軍事學校幾個月膚淺的培訓倒是不會對他構成沉重的包袱。將軍之子曼施坦因與興登堡一家是近親，擁有古老的貴族血統，作爲普魯士軍官學校的學生，其所受的教育自不待言。麥克阿瑟也是將軍之子，在西點軍校擔任校監，完全屬於軍事機構的一員。蒙哥馬利就更別提了，父親是殖民地高官，他在家中排行老幺，就讀聖保羅學校和桑德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簡而言之，這三位和其他幾位都出身於高級行伍之家。不過，朱可夫這個鞋匠的兒子也有機會鑽研當時最原創的著作，並接觸到那些作者，如斯維岑、特里安達菲洛夫、伊塞爾鬆、圖哈切夫斯基。他的軍事經歷也頗爲獨特。一戰時，他在東線打仗，戰線變幻不定，大規模調兵時常發生，這與西線面對面固定不動的塹壕戰相去甚遠。俄國內戰又打了四年，騎兵部隊南征北戰，再加上長途奔襲和鎮壓暴動，使之與古德里安、蒙哥馬利或麥克阿瑟的經驗相差十萬八千里。儘管理由各異，但他和德國國防軍的軍官有一點卻是共通的，即他也已準備好投入一場新型的戰爭，而非重複1914—1918年一戰的經驗。
朱可夫所在的軍隊與其他部隊毫無共同之處。這支軍隊的優缺點都特別明顯，它規模龐大、武力強盛，但參差不齊、適應性差。紅軍是極爲早熟的工業化時代的軍隊，有大量人力儲備，先鋒的軍事理論，自1942年起，還擁有了一位光芒四射的參謀長。它的缺點也同樣觸目驚心。過度的政治化及各類警察部門使得監控盛行，軍隊必須聽命於鐵面無情的主人，將領們的舉手投足都要受到它的掌控。這既是優勢：怎樣才能將猶豫不決的士兵更好地玩弄於股掌之間？但也是缺陷：怎樣才能使軍官職業化？紅軍剛開始戰鬥的時候，一片混亂，尤其是幹部階層。無論從社會還是政治層面上來看，全國各地處處斷層，而部隊就正好處在那些斷層線上，這在其他交戰的大國身上根本就看不見。美國和英國的軍隊，士兵-公民同質化，根本沒有這種情況，德國國防軍（迄止1943年）洋溢着普魯士-德國古老的職業精神，而且受希特勒的必勝信心蠱惑，所以也沒有這種情況。而朱可夫所在的這支軍隊卻是五洋雜處，士兵來自五湖四海，沒受過什麼訓練，軍紀渙散。它是第三世界窮國的軍隊，有能力的人少之又少，士兵大多是農民，自由散漫慣了，不像工業世界國家的軍隊那樣受過良好的訓練。面對這樣的“人力材料”，在領兵的風格上，朱可夫是否還有選擇的餘地呢？除了靠恐嚇手段來帶軍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辦法呢？我們並不這樣認爲，雖然也可以說他的性格就擺在那兒，而且對斯大林體制的適應性也不錯，所以使得他預先就傾向於這種類型的管理風格。
這位20世紀偉大的軍事統帥應該還有三張王牌可用：身爲統帥所具備的傳統素質；對現代戰爭的本質有精確的認識；享有進入政治決策核心層的特權。
我們所認爲的傳統素質可以說衆所周知。判斷力、清晰的視野、嚴肅備戰的能力、組織能力、進攻性、勇氣、意志力、獨特的魅力、鋼鐵般的神經，清單可以列很長，每個列清單的人所列出的標準都會不同。朱可夫具備所有這些素質。有些素質甚至非比尋常：誓要戰勝敵人的意志力，極端重視備戰工作，不受任何人的影響，從不懷疑自己，甚至達到了剛愎自用的地步。他掌控所有的領域，戰術的，作戰的，戰略的，後勤的。決斷力，集中資源的能力，對目標具有清醒的認識，深思熟慮之後勇於冒險（極大的風險）的能力，也都是他的重要素質。最後還有，他精通作戰技藝中各項實操的要素：在戰術層級和作戰層級上分梯次部署軍隊，各軍種之間的協調，突破敵軍戰術體系，引入機動部隊，突入縱深擴大戰果。有時，會有人指責他“行動遲緩”，但除了他堅持使用“炮兵戰”並採用坦克將敵軍的部署層層截斷，而非有條不紊地將其合圍之外，這種說法可以說毫無根據。自1942年起，朱可夫即在150—200公里的範圍內採取擴大戰果的行動，1944年是400公里，1945年超過了500公里。我們在他身上沒發現曼施坦因那種花哨的戰術。他的手段很粗糙，與其麾下的軍隊毫無二致，但大多數情況下也最爲有效。不過，有一點倒是確實的，即他並不總是懂得如何利用自己創造的機會去擴大戰果。我們可以退一步，承認他並不具備曼施坦因所具備的那種高屋建瓴般的視野。
朱可夫很清楚現代化戰爭既需將全國各民族之力充分調動起來，也需要在漫長的過程中，採取一系列行動來侵蝕敵軍的戰略空間。他認爲後勤工作具有一等一的重要性，其程度遠超德軍，但舉例來說，他的這個觀點又和瓦圖京的看法相同，後者經常將這種認識推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最後，他可以直達斯大林，知道如何使後者聽他說話。他的直言不諱、嚴肅認真、秉公辦事的管理方法，絕不飲酒甚至抽菸的習慣讓克里姆林宮的斯大林大爲放心，斯大林對俄國人自由散漫的風氣深惡痛絕，所以也就大爲欣賞元帥對軍紀毫不含糊的作派。自1941年7月起，朱可夫就將重要的信息傳給了最高統帥：優先防禦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全面整編部隊，減輕戰鬥部隊的負荷，簡化其構成。1942年，他花了很長時間來備戰天王星行動，準備反攻斯大林格勒。次年，他讓遲疑不決的斯大林同意了先保衛庫爾斯克，再於1944年主攻明斯克-華沙-柏林一線的提議。必須注意的是自1942年起，他並非是這麼想的唯一一個人：華西列夫斯基完全贊同他的主張，這等於是在悄無聲息地持續給斯大林施加壓力。他們兩人在軍事史上堪稱獨一無二的一對，唯一的例外就是馬歇爾和艾森豪威爾結成的對子，不過，所處的層面與之相異。最後，從1941年到1944年，除了斯大林之外，擔任參謀長和副最高統帥、又是華西列夫斯基親家的朱可夫在蘇聯後備部隊的兵力及物資儲備方面的瞭解算不上錯得離譜。比方說，像曼施坦因那樣的人就對第三帝國的整體佈局瞭解得並不多，很有可能正是這種不瞭解再加上其他因素使他在面對紅軍的優勢兵力時，才顯得很盲目。
我們再回到盟軍將領身上，來看看是否有誰能超越朱可夫？可以說，他遠超那些盟軍。蒙哥馬利只是從阿拉曼戰役起才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說要到斯大林格勒戰役之前不久的時候：朱可夫此時已經打了三年仗，最多的時候同時指揮11個集團軍。和朱可夫一樣，“蒙蒂”也很擅長細緻入微地制訂計劃，詳實周密地進行備戰工作，極其耐心地積累資源。和朱可夫一樣，他也完全不懂得該如何與合作者及同事們共事，結果同所有人都合不來。他也具備戰略視野，但由於缺乏大膽果敢的精神，所以浪費了很多機會。他是陣地戰的行家裏手，但不懂得擴大戰果，無法臨陣發揮，所以，可以說他對運動戰一竅不通。巴頓是直到1943年纔在西西里以集團軍司令員的身份嶄露頭角的，只是到了諾曼底戰役及之後的摩澤爾河戰役與攻入德國時才起到了重要作用。從對戰爭進程的影響力這個視角來看，他和朱可夫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不過，他和這位蘇聯人也有共同點，他們同樣粗暴、勇敢，同樣具備必勝的意志力，同樣對紀律差或能力差的下屬毫不手軟。艾森豪威爾作爲盟軍最高司令，的確表現優秀，朱可夫可不用從事他這樣的工作，而且艾森豪威爾的政治才能也無人能比，而這位蘇聯元帥缺的也恰恰就是這一點。但他只瞭解參謀事務，從未在地面上指揮過戰鬥。從他能煥發盟軍的士氣這個角度來判斷的話，可以說他既是外交官，也是戰爭統帥。在二戰中，也只有他留下的烙印才能和朱可夫的貢獻相提並論。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也沒法相比。他領兵打仗只在亞洲。不過，他和朱可夫有一個地方是相同的：即戰爭剛開始時，他也被打得落花流水，也是在經過一系列運籌帷幄的行動之後很久，才成功地擊敗敵軍。
德軍方面，所有的高級將領在東線的表現都可圈可點，除了隆美爾。隆美爾是個令人畏懼的兵法家，但他對作戰的目標經常看不準，因爲他對作戰的概念並不瞭解——作戰有自己的節奏，停頓之處，轉捩點，銜接處。戰略層面，他毫無想法。他的眼光雖敏銳，但短淺。他打起仗來經常很莽撞，不懂得節制，對自己是否能打贏也沒什麼把握。朱可夫可不會如此不切實際，作戰勝利就是爲了要在戰術上發揮巨大的作用。古德里安和朱可夫頗爲相像，不過程度更重。他能部分預測即將到來的戰鬥具有何種性質，在部署坦克師團方面也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儘管1940年他在法國的戰場因違抗軍令——這是德軍的另一個特點，放在紅軍身上，那是連想都不敢想的事——而取得了勝利，但他只指揮過一個集團軍的規模，而且爲時也僅數月。他的領兵風格是純粹的德式風格：勇敢是他的口頭禪，但這樣也會冒很大的風險，正如斯大林後來在說到曼施坦因時所說的話，說這是“冒險主義”。1944年7月至1945年3月，在戰爭即將結束之時，作爲地面部隊（OKH）的參謀長，他沒打過勝仗，看法也很不實際，可以說打得很盲目。
曼施坦因是個堪稱擁有“鬼才”的將領。他是個極其優秀的兵法家，法國戰場及之後1941年夏攻打列寧格勒一役上都證明了這一點。他在參謀部任上的表現也頗爲優異。他在這方面的傑作就是1940年將法國打敗的黃色計劃。1941年9月至1942年9月，他擔任集團軍司令，在克里米亞贏得輝煌戰績。後來，他指揮南方集團軍羣達18個月。雖然他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沒有救下第6集團軍，但也成功地將陷在高加索地區的A集團軍羣撤離了出來。1943年2月—3月，他在哈爾科夫實施的反攻被評價過高。蘇軍受損輕微，但他的兵力卻要大大優於蘇軍。在庫爾斯克，儘管事後吹得如何天花亂墜，但未能擊敗瓦圖京卻是不爭的事實。從精神層面來看，曼施坦因是個一反常規的人。朱可夫在其《回憶錄》裏用了一個詞描述他：“勇於進取。”出其不意地打擊別人料想不到的地方，悖逆顯而易見的邏輯，這就是他的風格，也是他的強項。制訂計劃方面，他設想了黃色計劃；地面作戰方面，1942年5月進攻克裏米亞（成功），1942年12月取道最長的路線前往解救被圍的保盧斯的軍隊（失敗），最後是德涅斯特河戰役，愚弄了朱可夫一把，第1裝甲集團軍沒向西撤退，而是向南撤離。曼施坦因和朱可夫一樣也極具進攻性，但膽子更大，更精妙，謀略也更過人。我們可以將他比作李，將朱可夫比作格蘭特。一個是劍術師，一個是拳擊手。不過，曼施坦因也繼承了過時的戰爭理論，他一刻不停地想要打一場決定性戰役，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如此強大的頭腦卻無法真正地理解蘇聯的軍事技藝。正如他自己所說，1943年7月至1944年3月，他在烏克蘭“作戰”，但他最終也只是殺了個回馬槍而已，還撤退了500公里，但他對希特勒的解釋是，來一場“決定性打擊”就能贏回全局。後來，他也從沒承認過對手整體實力更強，而且還讓希特勒擔了全責。與朱可夫不同的是，他從沒承認自己犯過哪怕一次錯誤。驕傲、自大、優越感、對對手的輕視，這些缺點最終也就將他的部分優勢抵消掉了。
還剩下瓦爾特•莫德爾。他的軍事生涯與朱可夫沒法相提並論，因爲他是到1944年才指揮集團軍羣的。但他或許可以算是最優秀的德軍將領。強硬，甚至無情，和軍官相處不好，充滿想象力，防禦極其靈活，對作戰任務有着清晰的認識。與朱可夫一樣，哪怕局勢再不利，他也會戰鬥到底，根本不會考慮投降，也不會返身去推翻現行的政權。他是納粹，對希特勒絕對服從，朱可夫是共產黨員，對領袖也是無條件地服從，在這點上兩人頗爲相似。儘管庫爾斯克一役，他被羅科索夫斯基打敗，但在勒熱夫兩次戰敗朱可夫的也正是他，奧廖爾戰役（1943年）之後，也是他使一個集團軍避免了徹底的土崩瓦解，後來在巴格拉季昂慘敗之後，又使波羅的海及中部的一個集團軍羣得以站穩腳跟。每一次，他都能使戰敗的部隊恢復士氣，並東山再起，發動反攻，穩住戰局。英國的奧康納將軍有一句話對他和朱可夫同樣適用：“除非能將因慘敗和大撤退而致不利的戰局扭轉過來，否則，我不會認爲這樣的軍隊將領有多夠格。”從來沒有一支軍隊能像紅軍那樣，經受了如此巨大的失敗，然後又贏得如此徹底的勝利。而朱可夫正是二戰中唯一一位經歷了這般冰火兩重天的將領。
我們的結論要直截了當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舞臺上出現了兩位偉大的統帥，他們就是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和格奧爾基•朱可夫。他們兩人不可思議地結合在了一起，德國國防軍的戰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毫無疑問，正是意識到彼此的差異性，才使得這兩個截然相異的人建立了很好的友誼。我們以艾森豪威爾的話來作結語。德懷特老爹後來是這麼說朱可夫的：“比起我們時代的其他任何人，他在各大戰役中領兵打仗的經驗都要豐富得多。”還說：“歐洲的戰爭勝利了，聯合國欠朱可夫元帥的賬比欠我們任何一個人的都要多。”1945年8月訪問蘇聯時，他兒子約翰和父親在一起，約翰時年23歲，是個普通的中尉。列寧格勒市長舉辦的晚宴行將結束時，朱可夫提議由約翰來祝酒。年輕人並未推辭，遂起身，亮聲說道：“我聽見你們對盟軍的每一位將領都讚揚備至，舉杯致敬。那我也想向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重要的國家俄國祝酒。先生們，就請爲偉大紅軍的這位普通的戰士舉杯致敬吧。”朱可夫的（《回憶錄》）裏也有與之相呼應的文字。他們的祝酒辭樸實無華，要致以敬意的並非是列寧創建的黨，亦非蘇維埃國，而是“這位蘇聯戰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