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六和劉七最初是劫富濟貧，被稱爲“響馬盜”，他們於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在霸州發動起義，數千農民響應。次年，起義軍由河北攻入山東，以後又由山東回攻京畿。起義軍紀律嚴明，不妄殺人，使起義軍迅速發展到數萬人。起義前後持續三年，轉戰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湖廣等廣大地區，所過之處，深得人民擁護。兩支起義軍之間缺少密切配合，長期流動作戰，被明軍各個擊破而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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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正統年間(1436—1449)以後，政治黑暗腐敗，土地兼併加劇並高度集中，人民流離失所，階級矛盾日趨激烈，各地農民起義連綿不斷。爆發於河北的劉六、劉七起義就是這種歷史背景的產物。
明朝中葉，河北農民深受政府的馬政之害。爲保證明軍邊馬的供應，自明初以來，明政府強令河北等地農民充當養馬戶。馬戶的徭役負擔極其沉重，爲保證養好馬要付出很大代價，不僅耽誤農業生產，而且當所養馬匹死亡或種馬孳生不及額時，還要賠償損失，一貧如洗的農民不得不“賣田產、鬻男女，以充其數，苦不可言”，當時有人形容爲“江南之患糧爲最，河北之患馬爲最”。河北臨近京師，正是廠衛特務、官僚地主施虐的地方，加上土地兼併劇烈，剝削壓迫十分殘酷，社會矛盾十分尖銳，農民起義時有發生。爲了安定京畿一帶的局勢，正德四年(1509年)九月，專權宦官劉瑾派御史寧杲爲“捕盜御史”到河北鎮壓農民起義。寧杲採用極爲殘酷的高壓手段，屠殺和鎮壓農民，他“奏立什伍連坐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盜賊入真定，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日不絕”
他們失敗的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與明軍相比，勢單力薄，劉六軍隊雖號稱數萬人，但多是無以爲生的貧苦農民，沒有作戰經驗，真正擁有戰鬥力的極少。二是農民軍長期流動作戰，雖具有機動靈活的特色，可以出其不意，並取得了一些勝利，但由於缺乏牢固的根據地和後方，士兵疲於奔走，兵員和軍需補給都有一定困難，影響了戰鬥力的發揮。三是兩支較大的起義軍獨立作戰，缺乏配合，更沒有和當時在四川的農民起義軍取得聯繫共同抗敵，致使明政府便於集中兵力，各個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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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雖然起義失敗，但非常有歷史意義，對當時的明王朝打擊也挺大的，劉六、劉七領導的這次起義，前後持續3年，轉戰河北、山東、河南、湖北、江蘇數省，沉重地打擊了統治階級。爲了鎮壓起義，明政府動用了大量財力，耗盡了府庫之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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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義軍所到之處，地打擊了當地貪官污吏、地主豪紳。這次起義給明統治者一個沉重而深刻的教訓，使明朝統治者認識到僅憑高壓政策難以維持長久統治，必須要採取有力措施緩和社會矛盾。起義失敗的第二年，明政府下令減免京畿、山東、河南等地稅糧，並宣佈“流民復業者，官給廩食、廬舍、牛種，復五年”。朝廷內部也加以整頓，進行了楊廷和領導的改革，罷免了部分宦官，裁撤冗官，清查皇莊、官莊，退還給農民一部分土地。明朝出現了嘉靖初年較爲清明的政治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