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40年代，宋子文被傳爲世界首富以來，圍繞着這位民國財政部長個人財富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這其中既有人爲因素，也有時代因素。
1949年新年剛過，還要很長一段時間，解放軍纔會發起渡江戰役，但在廣州的宋子文便已有了去職的打算。就在蔣介石宣佈“引退”的次日，在廣州綏署禮堂舉行的辭職儀式上，他以不足一分鐘的簡短致辭，爲其26年的從政生涯畫上了句號。
此後，他輾轉於香港、廣州、、臺北、巴黎等地，並在當年6月，舉家乘機赴美。這時，往日擁有的財富權勢及顯赫一時的榮光，都已如國民黨的江山一樣大片失去了。
從此，一段可稱爲“難民”的生活開始，雖然是在一個他深愛着的國度裏，但當時的美國輿論卻對其不太友好，他們一再狂炒宋子文貪污美援、中飽私囊的話題，甚至認爲宋子文因此而成爲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這一度令宋子文如坐鍼氈，其實關於宋子文是世界首富的話題由來已久。
一則從“謠言”開始的故事?
儘管，宋子文擁有“兩朝國舅”的顯赫身份，並長期擔任民國財長的要職，但直到20世紀30年代，關於宋子文的私人財產還是一個鮮有人理會的問題。而30年代中期以後，人們對此的興趣，似乎一夜間迸發了，翻閱從此往後的歷史時，各類與其財富相關的資料、數據、傳說也蜂擁而至。按照一般的看法，這一時期也正是宋子文財富暴發的開始。
1933年秋，因爲在軍費問題上與蔣介石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宋子文又一次辭去了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的職務，一同辭去的還有中央銀行總裁、行政院院長等政府要職。他暫時遠離了民國權力的核心，政治上的失意，反而刺激了宋子文從商的興趣。這時，他利用還保留着的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委的頭銜，表現出了對全國經濟建設的熱心。宋子文深知，要推行新的經濟建設計劃，需要大量資金，於是籌劃成立了一傢俱有強大實力的投資集團——中國建設銀公司。
宋子文特殊的身份，對其發展經濟的計劃，無疑會起到不可估測的推動作用，然而阻力也是顯而易見的。宋子文設想，中國建設銀公司應該是一個集中了中外各大財團資源的投資公司，資本額1億元，由中國與英美銀行家組成。但此舉遭到了日本的方面的強烈猜忌，日本駐南京領事明確反對英美等國資本參與其中。日本的訛詐政策，令英美財團只得退避三舍。無奈，宋子文的建設銀公司只爭取到中國財團的支持。
在當時的形勢下，自然會造成這樣的局面：凡是宋子文的手筆，自然都會引起日本及親日派的不滿;而宋的經濟行爲，也在不失時機地打擊着對方的利益。
中國建設銀公司成立後，宋子文雖有了中國“摩根”的頭銜，但是他清楚這還只是個虛名而已。他若想在經濟領域繼續呼風喚雨，絕離不開大財團的支持，而以當時中國金融界背景而言，又絕不能沒有中國銀行的加盟。中國銀行本由清王朝的“國家銀行”，即大清銀行改制而來，雖改爲商辦，但其地位與實力使然，始終是事實上的“中央銀行”。因歷史的淵源，其一直爲北洋系所掌控，而歷任的總裁又都是親日一派的人物。以實爲中行靈魂的副總裁張嘉爲例，他像宋子文喜歡美國文化一樣熱衷於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實力，甚至平時穿和服、着木屐、說流利的日語，完全一派東洋作風。因而，與歐美派隔閡很深;因而，中國建設銀公司成立後，中國銀行很快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故宋子文深以爲恨。
於是，1935年，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在漢口密謀，通過了一項對中國銀行的改組計劃。這一計劃保密工作相當出色，事前既不讓張嘉知情，也瞞過了汪精衛、張羣、黃郛等親日派巨頭。當行政院長汪精衛得知消息時，所有文件都已敲定，這對親日派而言，不啻晴天霹靂。
當張嘉“潸然淚下”，正痛心疾首之際，宋子文風光無限地擔任起了中國銀行董事長的職務。這樣，利用這些實力強大的金融機構釋放出的能量，宋子文終於使自己成爲中國政界、工商實業界、金融界競相景仰的中國“摩根”。從此開始，宋憑藉着自己掌控的經濟委員會、中國建設銀公司、中國銀行等三大工具，不斷實施對民族工商業、金融業的滲透、控制及兼併活動，並以驚人的速度，營造出一個以宋氏家族爲核心的官僚買辦集團與托拉斯王國，而這也奠定了宋氏迅速發家的基礎。
當宋子文在其經濟建設規劃與追逐個人私產方面都風生水起的時候，其英美派領袖的背景、對日強硬派代表人物的聲譽，也爲其招致了更多的來自日本方面及國內親日派的敵視。而日本人對於這個個性上恃才傲物、行事上有些西方自由主義做派的軍外人物，甚至比對他們最大的對手蔣介石更感到厭惡。
因而，作爲日本及汪僞一派的反擊，宋子文的豪門財富，及其瘋狂的斂財行爲，隨之不斷被爆料。例如，1939年，在一份據說是日本特工對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存款情況的祕密調查報告中，單宋子文一人就被披露有5000多萬元的財產存在上海的外國銀行內。又戰爭期間，日本曾指控宋子文在大通國民銀行和紐約的花旗銀行存款達7000萬美元。與此同時，宋子文是當時世界首富的消息也不脛而走。
“四大家族”
儘管據歷史學家考證，這些信息大都是戰時日本政治宣傳的一種手段，而且即便當時引用的作者也並不深信，但也是從那時開始，關於宋子文豪門財產的傳聞，卻方興未艾。因爲，宋子文當時在經濟建設上的縱橫捭闔，在金融界的呼風喚雨以及其家族的權勢地位，顯然都太過煊赫一時了。
挾雄厚的金融資本，宋子文在經濟領域的擴張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以廣東銀行爲例，在南方，廣東銀行是一家影響很大的僑資銀行。1935年秋，因債臺高築陷入困境，宋子文利用自己的權力及影響，趁機調集資金注入，進行改組。他並認購20萬股，雖非最大股東，但也無人敢與其一爭高下。結果，改組後該行董事長一職，由大家“一致選舉”宋子安擔任;總經理一職則由宋子文賞給了其親信。從此，廣東銀行成爲宋氏的“私家錢莊”。
以南洋兄弟菸草公司爲例，它原是中國最大的一家菸草公司，公司老闆簡氏兄弟被稱爲“菸草大王”。在三十代，它的經營與財務都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此時，宋子文以區區70萬元的代價便購買了該公司52%的股份，而這70萬元還是由廣東銀行代墊，宋子文分文未出便將南洋兄弟置歸旗下。
除此之外，宋子文還在新華銀行、中國國貨銀行、中國保險公司、上海銀行等均有一些投資。宋子文在工業方面的投資也不少，在控制了一部分金融機構後，他通常手法是把銀行的資金用於工礦和鐵路的建設投資。除中國建設銀公司對幾家鐵路和工礦的投資外，宋家還在四川絲業公司、振華造紙廠、民生公司、華豐和記紡織布廠、大中華火柴公司、華豐和記麪粉廠、中華書局等工礦企業據有一定數量的股票，宋於文和宋子良還當了這些企業的董事長或董事。而西北陝西、甘肅兩地十幾家紡織、麪粉、製藥、印刷、釀酒、採煤、火柴等工廠的機要部門也在宋氏家族的控制之下。
1943年10月，宋子文、蔣介石在重慶與來訪的英國東南亞戰區統帥蒙巴頓合影。
在商業方面，宋子文也十分活躍。其親自出面經營的中國棉業公司數月之間資本翻番;華南米業公司獨家經營“洋米”進口業務，利潤豐盈。而抗戰後在上海開設的孚中貿易公司、中國進出口貿易公司、統一貿易公司、金川貿易公司和利泰公司等，則利用物資緊張、物價飛漲的時機，賺了大錢。
在經濟領域能如此神通，其財產數目自然引起人們濃厚的興趣。據當時文章記載，“宋氏的經濟活動已如上述7個銀行，12家商業公司，22個大工廠，1個運輸公司，全部股款多少?怕連宋子文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財產數字”。而又一篇文章則寫道：“其時獨家擁有6億元之巨。”
當然，對其豪門資本的揭露，我們最爲熟知的還是中共對於“四大家族”控訴。1946年，陳伯達在《中國四大家族》一書中說：“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業、工業、地產諸方面所獨佔的財產，以及他們在外國的存款和產業，粗略統計一下，至少當在二百萬萬美元左右。”
若真如此數，那麼四大家族中隨便一人的私產都可躋身於世界首富的行列，但事實是怎樣的呢?據史料統計，當時全國三個最大的國家壟斷資本集團——“四行二局”(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信託局和郵政儲金匯業局)，資源委員會和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的資產，合計也只有62972億元法幣，以1947年的匯率計算，尚不足100億美元。若把當時國民政府管轄的所有財產加起來，也不超過200億美元。
可見上面所說“四大家族”財產，並不是單指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陳果夫五人的私有財產，而是泛指國民黨及其政府統治下的“國家壟斷資本”的財產。單說宋子文，其雖掌控衆多的工商金融企業，但不是佔有全部，而是有部分投資或是擔任要職，他的私人財產也應當小於這些企業的總資產，約在1000萬美元左右。至於宋子文當政時，由國家銀行或財政部投資創辦的企業，不應當算作宋子文的私人財產。正如美國學者戴洪超所言：“因爲他長期兼營公司重職，並未很清楚劃分公私界限，所以引起他人猜疑也很自然。”
“倒宋”風潮
宋子文雖身家千萬，並非傳言中的億萬富翁，但無論如何，在當日官僚資本的制度之下，其獲取財富的途徑，總擺脫不了政治特權的干係，也總免不了以權謀私的嫌疑。於是我們看到陳伯達在《中國四大家族》中以革命的語言宣稱：一切無可爭辯的事實證明，四大家族盜竊我們中國這個國家爲他們的私產(化公爲私)，以“國家”、“政府”等名義，無情地掠奪人民的所有(假公濟私)，使自己成爲以吸血爲生活的最大富翁。他們極端盡致地對人民進行封建買辦的血腥掠奪，而無量數的中國人則因其掠奪，以至家破人亡、顛沛流離、飢餓死亡，而且死無葬身之地……
在這樣的制度下，大小官僚利用手中的特權、以種種名義大發“國難財”，又或走私、或侵吞公產、或勒索民間企業、或貪污受賄，以並不道德的方式實現着私人財富的擴張。這也是革命者常拿宋子文私人財產大做文章的原因。只是在激烈的政治宣傳裏，他的財富顯然被無限誇張了。
其實，又何止是反對者對豪門資產大肆抨擊，到了國民黨政府統治後期，似乎所有人都對宋子文不滿了。當時，整個國家的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地步，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財政赤字觸目驚心、工商業紛紛停產倒閉。宋子文一系列的舉措，不但沒能挽救危局，反而更加劇了形勢的惡化。於是，在舉國的不滿聲中，作爲行政院首腦、全面負責經濟的宋子文便成爲這一切的罪魁。又何止如此，與此同時，經濟的崩潰連同着軍事的失利、官僚的腐敗、政權的危亡，所有這些所造就出的泄憤情緒似乎都一同指向了宋子文。
以四大家族中的陳氏兄弟爲例，陳氏兄弟窺視財政金融大權已久，但宋子文對財經大權的包攬，使他們未能絲毫染指。而宋子文理財的失敗，正爲他們打敗宋子文提供了機會。他們利用手中掌握的輿論大權，不斷地對宋的豪門勢力進行討伐，“炮打宋子文”的文章連連出現。
以傅斯年爲例，1947年2月，傅斯年半月之內連續發表了《這樣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宋子文的失敗》、《論豪門資本必須剷除》等三篇文章，抨擊宋子文巧取豪奪、禍國殃民，把國家的鉅額財富據爲己有，“徹底毀壞了中國經濟”，“徹底使全國財富集於私門、流於國外”。
至於當日輿論之中，宋子文的財產被傳到怎樣的程度，以下的材料即可窺豹一斑。據記載，當時一位激烈批評政府的人說，“中國不擺脫宋氏家族，不可能有光明前途。因爲他們有十億以上的美元存在華盛頓、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各地銀行的個人賬戶中。”又1949年5月，正當國民黨與中與共產黨激烈撕殺的時候， 49名立法委員聯名提出臨時緊急動議，要求向宋子文、孔祥熙、張嘉三豪門“徵借”10億美元，以充實國軍軍費。這一主意，竟獲得全體出席委員贊同通過。
面對這種境地，宋子文選擇了一走了之。1949年5月16日，宋子文偕夫人乘機離開香港，去往巴黎。在臨行之前他對記者發表講話，說：“那種建議，正足以表示那班人員的腦筋如何，因爲據餘所知，目前中國政府和私人存在美國的外匯資產總金額不過5億美元，他們竟要餘和孔、張兩氏共同捐出10美元，豈非捕風捉影。”正如宋美齡所抱怨的，“他們使我哥哥成爲替罪羔羊”。
杜魯門的憤怒
然而，想讓宋子文成爲替罪羔羊的並不只有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當他來到美國後，這個曾經無比親密的國家，對其也不怎麼友好了。
宋子文赴美之後，依舊想如之前一樣大賣力氣爲國民黨爭取美援。他曾向美國方面乞求，往臺灣派出軍事代表團，以挽救國民黨軍隊的敗局。宋子文並多次求見美國高官，要求美國進一步向國民黨政權提供2億美元援助。
然而，所有的計劃，最終成了宋子文的癡人說夢。最終蔣介石失去了大陸，美國也不得不接受“失去中國”的苦果。
在美國輿論看來，這除了歸咎於國民黨官僚系統的腐敗無能之外，在某種程度上也要歸咎於宋子文的徇私舞弊。因爲，當時美國曾無比信任地將一切軍事與經濟援助都交到了宋的手中，而這些美國納稅人的錢卻如同白白地扔到了水裏一般，根本沒實現其價值。更主要的，當時美國人還認爲，美國的大量援助都流進了宋子文、孔祥熙個人的腰包，變成了宋、孔家族的私人財富。就連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也大罵“他們都是賊……他們從我們給蔣送去的三十八億美元中偷去七億五千萬美元。他們用這筆錢在聖保羅搞房地產投資，他們有的房地產就在紐約市”。
國民黨政權覆亡之後，美國各種報刊都不惜以大量版面，津津樂道地報道宋、孔家族的種種醜聞，弄得他們聲名狼藉。《華盛頓明星晚報》在一篇文章中不無調侃地寫道：“臺灣的蔣介石政府與其請求美國國會的援助，不如動用私人存美的資產。蔣總統目前所急需安定金融、建設經濟等等的款項共約3億美元，實在可以由孔祥熙與宋子文兩氏私人借款，不必再向美國納稅人乞求。因爲根據美國官方確切可靠的統計，孔、宋兩人在美國的銀行存款達5億美元之多，從中間借款3億給蔣介石將軍，決不會使他們兩人當真‘貧窮’起來的。”
對此，孔祥熙曾不無憤怒地表示，我丟在中國大陸的財富比現在多多了!並情願接受美國政府的調查。於是，50年代初杜魯門下令聯邦調查局對宋、孔財產展開了祕密調查，但不知何故，此後幾十年，美國政府一直對這次調查的結果諱莫如深。
爭論不休的身後事
1971年4月，77歲的宋子文來舊金山看望老友。晚宴上，他心情愉悅，頗有食慾，卻不幸因一小塊食物鯁在氣管，而溘然辭世。
很快，消息傳到了紐約——二十年來宋子文寓居的地方。紐約州政府着實一振，拋開人道上的悲憫之外，負責清算房產稅、遺產稅的政府稅務部門，一想到那些關於這位逝者鉅額財富的傳說，他們更不由得生出一些不太合時宜的興奮。
於是，紐約州政府的稅務官員們，內心已然期待着令人震驚的結果，對宋子文的經濟狀況着手展開了調查，然而，事實卻令人大失所望。在紐約遺產法庭關於宋子文遺產分割執行書中，我們看到了那次調查的結果。那是一些對於這位傳說中的“世界首富”有些反諷、近似玩笑的信息：宋子文的非固定財產只有100多萬美元，加上二十年間大爲升值的房產，也就七八百萬美元(一說其財產總值爲10485729.47美元)。這樣的財產在遍地富豪的紐約簡直不值一提。
這樣的結果，當然令美國的稅務官們難以置信。宋子文家產僅有“100萬美元”的報道，也隨即流傳開來，從華盛頓到里約熱內盧，從倫敦到巴黎，從馬尼拉到東京，從臺灣到香港。據說當年看到這則消息的人，有的不置可否，有的則啞然失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