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3月10日，湖南首先派代表雷光宇赴京上書請願速開國會。請願書由憲政講習會楊度親自起草，紳商學界四千餘人簽名，呈送督察院代奏，要求清廷於一二年內召開國會。
同月，河南省各府縣立憲派代表在省教育會集會，討論請願速開國會。憲政講習會的熊範輿在會上發表演說，指出“國會一旦不成，即政治無從整理。吾豫宜急起從湘人後，速開全省大會，推舉代表入京請願”，得到與會者贊同。請願書由在籍翰林院編修王安瀾主稿，編修蔣艮領銜，簽名者五千餘人，推舉代表胡汝霖、楊懋源赴北京都察院呈遞。
6月16日，江蘇寓滬士紳在新開醬園衚衕法政講習所召開會議，朗讀並逐句解釋請願書稿，獲與會者一致同意。廣東、江蘇、安徽、直隸、奉天、吉林、山東、山西、浙江、江西、福建、貴州等省立憲派發動了聲勢浩大的簽名請願活動。除江西、福建、貴州等省未及派代表入京外，多數省份又紛紛派代表進京上請願書，或要求兩三年內召集國會;或要求一年以內即開國會。
此外，湖南省女界單獨上速開國會請願書，北京八旗士民亦簽名上書請開國會。黑龍江巡撫程德全，兩江總督端方，河南巡撫林紹年，駐外使臣孫寶琦、胡惟德、李家駒等也電奏請開國會。
要聞內幕：速開國會請願運動始末
20世紀初，追隨康有爲、梁啓超的原改良派成爲立憲派，他們順時應勢，認爲只有改良專制主義的政權結構，速開國會，頒佈憲法，實行君主立憲，才能“安上全下”，消弭革命，抵禦外侮。於是將立憲作爲政治目標，在國內外同時發起宣傳攻勢，要求清廷實施憲政。
清廷鑑於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爲應對日益發展的革命形勢，維護搖搖欲墜的統治地位，1905年12月2日詔命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等五大臣出使東、西洋各國考察憲政，1906年9月1日頒佈上諭，宣佈“仿行憲政”。
清廷宣佈“預備立憲”，使立憲派欣喜若狂，抓住了開展立憲運動的依據，一時間成立了七十多個鼓吹立憲的憲政團體，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上海鄭孝胥爲會長，張謇、湯壽潛爲副會長的“預備立憲公會”;東京梁啓超、蔣智由、徐佛蘇等發起組織的“政聞社”(1908年1月，政聞社本部遷回上海);東京楊度、熊範輿發起成立的“憲政講習會”(又名憲政公會)等。這些團體的共同目標，是要求清廷召開具有制定法律、監督政府職權的國會，建立有實權的責任內閣。當他們發現清廷並無立憲誠意，只不過是“假立憲之名，以行專制之實”時，則聯合起來，採取“匍匐都門，積誠馨哀”，迫使清廷真立憲的方式，發動了速開國會請願運動。
速開國會請願運動分兩個階段。1908年夏季形成高潮的請願運動是爲第一階段。
速開國會請願運動由“憲政講習會”首發。早在1906年冬，楊度就在《中國新報敘》中提出：“立憲之事不可依賴政府，而唯恃吾民自任之。”1907年9月25日，憲政講習會派熊範輿、沈鈞儒、恆鈞、雷光宇等人赴京，將有一百餘人簽名的第一份要求速開國會的請願書呈送都察院代奏。指出：“國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獨裁，孤立者國必亡，獨裁者民必亂。”中國今日正處在“存亡危急之秋”，外部列強環逼，內部革命蜂起，非開設民選議院，使萬機決於公論，政權廣及齊民，則獨裁之弊不除，內亂之源不塞”。“恐三數年後，燎原莫救”，要求清廷“於一二年內即行開設民選議院，俾全國人民得以勉參國政，協贊鴻圖，同德一心，合力御外”。
此請願書引起極大反響，召開國會成爲社會熱門話題。國外留學生、華僑等紛紛上書或致電清廷，要求速開國會。國內憲政講習會根據地湖南首先派出代表赴京上書，帶動各省立憲派發起請願簽名運動，逐漸形成了全國性的速開國會請願運動。1908年3月以後，河南、廣東、江蘇、安徽、直隸、奉天、吉林、山東、山西、浙江等省陸續派代表赴京上書，要求速開國會。“政聞社”、“預備立憲公會”、“憲政講習會”還在上海聯合發起組織“國會期成會”。
預備立憲公會副會長張謇以預備立憲公會名義，於5月致函湖南憲政公會、湖北憲政籌備會、廣東自治會及河南、直隸、山西、安徽、四川、貴州等省立憲派頭面人物，商約齊集北京，懇請清廷速開國會，將速開國會請願運動推向高潮。
各省紳、商、學界代表紛紛赴京，請速開國會。湖南代表首先到京，二次請願，簽名者達一萬多人，且催問都察院何以不將雷光宇代表全湘士民撰寫的請願書轉遞清廷。隨後，河南、江蘇、安徽等各省請願代表接踵而至，請願書雪片似地投入都察院。
5月30日，預備立憲公會鄭孝胥、張謇、湯壽潛等聯名致電清憲政編查館，稱：
今日時局，外憂內患，乘機併發，必有旋乾轉坤之舉，使舉國人心思耳目，皆受攝以歸於一途，則憂患可以潛彌，富強可以徐圖。
開設國會一事，天下觀瞻所繫，即中國存亡所關，非宣佈最近期限，無以消弭禍亂，維繫人心。空言預備，則成功難。近聞有主張十年、二十年者，灰愛國者之心，長揭竿者之氣。
切願王爺、中堂、宮保上念朝事之艱，下順兆民之望，乘此上下同心之際，奮其毅力，一鼓作氣，決開國會，以二年爲限。
7月17日，清廷查禁積極鼓動請願運動的政聞社，企圖殺一儆百。但請願之勢不可擋，直隸、京師、八旗代表連日上書：北京工商各界一千餘人，公推電燈公司經理馮公度領銜，派孫毓文等遞交請願書，要求“定期三年，召集國會”;八旗一千六百餘人以旗人“世受國恩，身經國難，對於國事有應盡之天職”，由恆鈞領銜，派常文、黃容惠遞交請願書提出“三年召開國會”;直隸派溫世霖、孫洪伊等遞交請願書一千餘人簽名。安徽、吉林、山東、浙江、山西請願代表接連至京：安徽請願書一萬餘人簽名;吉林《要求國會啓》四千六百六十八人簽名;山東請願書一千餘人簽名，稍後登州、萊州、青州各處又有數千人簽名，擬作第二次上書;浙江省請願書八千餘人簽名，其中八百多爲老年人，還有五百多爲天主教徒;廣東省請願書一萬一千餘人簽名;山西請願書兩萬餘人簽名。在京山西籍官員驅車乘轎，往正陽門車站迎接本省代表，聲勢頗大，轟動京師。已遞請願書的各省代表，再聯合上書憲政編查館。
在此情勢下，清廷一些封疆大吏、駐外使臣如陳夔龍、端方、孫寶琦等也先後上奏朝廷，要求速開國會，或者速定開國會的期限，以免人心沸騰。等等。
7月22日，清廷批准憲政編查館擬定的《各省諮議局章程及議員選舉章程》，規定：“諮議局欽遵諭旨，爲各省採取輿論之地，以指通省利病，籌計地方治安爲宗旨。”諮議局通過的議案報該省督撫認可生效。如“所決事件有輕蔑朝廷情形者”，“有妨礙國家治安者”，“督撫有權奏請解散”諮議局。
此後，各省立憲派開始忙於籌備諮議局議員的選舉活動，將請開國會之事暫行擱置。
思考歷史：清末立憲派與立憲思潮
清末立憲派是20世紀初出現在中國政壇上的一個政治羣體。在海外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康有爲和梁啓超。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樑受清廷通緝，逃往國外，在華僑中建立保皇會，以“保皇”、“立憲”、“反對革命”作爲政治綱領及活動的中心內容。在國內的代表人物多是大型商辦企業、路礦公司的資本家及與官方在政治、經濟上密切聯繫的知名紳士，如創辦大生紗廠和通海墾牧公司的張謇、浙江鐵路公司經理湯壽潛、湖北鐵路協會首腦湯化龍等。
1901年，梁啓超發表《立憲法議》，指出“君主專制政體”、“君主立憲政體”、“民主立憲政體”三種政體中，“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中國當仿效立憲政體。同年張謇年著《變法平議》，主張效法日本，“置議政院”，“設府縣議會”。1902年，康有爲著《公民自治篇》，呼請“歸政皇上，立定憲法，大予民權”，效法歐美及日本，“政制皆由民公議，議員由民選舉，地方由民自治”。各報刊、雜誌、書局紛紛發表和出版論著、書籍，介紹各國立憲史。到1904年，講求立憲，已成潮流。此時，日俄戰爭在中國領土上爆發，日勝俄敗，給國人以巨大刺激。輿論一致認爲日俄戰爭結局是立憲戰勝專制的鐵證，立憲呼聲陡然高漲，“上至勳戚大臣，下逮校舍學子，靡不曰立憲立憲，一倡百和，異口同聲”。“立憲”與往日的“維新”一樣，幾乎成爲“中國士大夫之口頭禪”，“立憲之聲，洋洋遍全國矣”。
1905年，清廷迫於形勢，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1906年正式宣佈“預備仿行憲政”。這一舉措不但使立憲思潮廣爲傳播，而且亦使憲政實踐提上議事日程。
1907年3月以後，日本東京，康有爲改保皇會爲國民憲政會;梁啓超成立政聞社;楊度組建憲政講習會等。國內先後成立了江浙地區的預備立憲公會、湖北的憲政籌備會、湖南的憲政公會、廣東的自治會等七十多個立憲團體，發動了轟轟烈烈的“速開國會”請願運動。
立憲派釐清了立憲理論。
什麼叫做“立憲”?“立憲”就是“制定法律，以法治國”。
夫所謂憲者何?法也。所謂立憲者何?立法也。立憲國者何?法治國也。法治國者何?以所立之法，爲一國最高之主權之機關。一國之事皆歸法以範圍之，一國之人皆歸法以統治之，無所謂貴，無所謂賤，無所謂尊，無所謂卑，無所謂君，無所謂臣，皆棲息於法之下，非法之所定者，不能有命令;非法之所定者，不得有服從。凡處一國主權之管轄者，皆同一階級，而無不平等者。此立憲之定義也。
實行立憲是御外救亡的重要途徑，國民參與政權，“上下共謀，朝野一氣，一休一戚，匪不相關”，於是“舉國團結一致”，可“爲對外之舉”;立憲可剪除專制政治的弊端，“上之則有民選議會，以爲立法之府，制一法，舉一事，非得議會之可決，則不能見之實行，下之集會、出版皆得自由，舉國國民鹹得發表其政見，以判論國政之得失”;立憲可保障多數人利益，“遍採輿論，形成公正”。
立憲政治的兩大基本要素和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是“國會”與“憲法”。
國會有法律協贊權、財政監督權、行政監督權。立憲派以爲，國會是國民意志的載體，國民意志通過國會得以體現和實踐。所謂“國會之意思，即爲國民意思;國會之行爲，即爲國民行爲”。國會由上、下議院構成;上、下議院由代表國民的民選議員組成。“議員有議國政之權，國民有選舉議員之權”，故“國會之實權，始終操於國民之掌握，而國會乃得經久而無弊”。上、下議院則根據“兩院分立”和“兩院協議”的原則處理兩院之關係。
憲法是“國家一切法度之根源”，“立萬世不易之憲典”。“一國之人，無論爲君主、爲官吏、爲人民，皆共守之者也”，“此後無論出何令，更何法，百變而不許離其宗者也”。立憲派以爲，憲法必須保障民權，立法權應“屬於多數之國民”。所謂“民權自由，實爲立憲政體之真精神。立憲政體之需民權自由也，若燈之需膏，魚之需水，人之需蓄至精然”。憲法須限制君權。所謂“立憲政體，亦名爲有限權之政體，專制政體，亦名爲無限權之政體。有限權雲者，君有君之權，權有限。官有官之權，權有限”。立憲政治的基本精神是保障民權，擴大民權，限制君權;“民參其政，君綜其成，各有權利，各負義務”。
立憲派提出了實行憲政的步驟。
早在1901年梁啓超即效仿日本提出：一、頒佈明詔，“普告臣民，定中國爲君主立憲之帝國，萬世不替”;二、派重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政;三、於宮中開立法局，草定憲法，隨時進呈御覽;四、立法局譯出各國憲法原文，及解釋憲法之名著，頒佈天下;五、憲法草案先頒之於官報局，令全國士民辯難討論，逐條析辯，5-10年後損益制定，以後非經全國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六、自下詔定政體之日始，以二十年爲實行憲法之期。這些步驟，除了“速開國會”的請願要求外，實際基本實行了。
清末立憲運動最積極的意義是對君主專制制度的批判與否定。儘管他們保留君主制，卻以資產階級法制及各種相應機制，限制君權，擴大民權，使資產階級參權予政。頑固派一針見血彈劾道：“處心積慮無非奪君主之權，解王綱之紐，陽美以萬世一系，陰實使鼎祚潛移。”
楊度的功名之學、詩文之學與帝王之學
1896年冬。深夜。室外寒風呼嘯，室內燭影綽約。二十一歲的楊度剛入大儒王闓運門下，師徒二人擁爐而坐。爐中木炭已燒成灰紅，室溫稍稍降了下來，寒氣便即從窗櫺門縫浸染進來。
王闓運愛憐地望着這個天資奇佳而胸懷壯志的弟子，良久，緩緩開口：“吾有三種學問：功名之學、詩文之學、帝王之學，汝楊皙子欲學哪一種呢?”
楊度道：“求吾師爲吾詳解。”
王闓運道：“功名之學，顧名思義，是爲功名而求學，學問是敲門磚石，功名是最終目的。從這門學問，不必深究聖賢的精義，不必力行做人的真理，功名到手，磚石盡棄，只需遵循權力場的潛規則即可。”
“詩文之學，乃以探求古今爲學爲人之真諦而設。或窮畢生之精力治一經一史，辨證糾誤，燭幽發微;或登羣籍之巔峯，覽歷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或發胸中之鬱積，吟世間之真情;或記一時之穎悟，啓百代之心扉。總之，其學不以力行爲終極，而以立言爲本職。”
楊度道：“那麼帝王之學呢?”
王闓運道：“帝王之學，以經學爲基礎，以史學爲主幹，以先秦諸子爲枝，以漢魏詩文爲葉，通孔孟之道，達孫吳之機，上知天文，下曉地理，集古往今來一切真才實學於一身，然後登名山大川以恢宏氣概，訪民間疾苦以充實胸臆，結天下豪傑以爲援助，聯王公貴族以通聲息……斯時方具備辦大事的才能。再然後，或從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廁身廊廟，獻大計以動九重，發宏論以達天聽，參知政事，輔佐天子，做一代賢相，建千秋偉業;或冷眼旁觀朝野，尋覓非常之人，出奇謀，書妙策，乘天時，據地利，收人心，合衆力，幹一番非常大業，以布衣爲卿相，由書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標青史。”
寒冬夜半，萬籟俱寂。王闓運將一生心魂所繫的志向，擲地有聲地傾訴給心儀的弟子。楊度只覺振聾發聵，血脈賁張，幾乎當即就決然以向帝王之學。儘管王闓運提醒，這門學問既不似功名之學穩當，又不似詩文之學清高，翻雲覆雨，風險極大，“大德大善與大罪大惡，不過一紙之隔”，“入凌閣、上封神榜的是他們，油烹刀鋸，甚或毀家滅族的亦是他們”，但楊度已誓不回頭，只要能成就流芳千古的偉業，即不得善終，也無怨無悔。
這一夜，成爲楊度崎嶇政治生涯的開端。跟隨王闓運的數載修行，使帝王之學永遠沉澱在楊度的生命底處，成了楊度絕大多數政治主張的根基。
楊度的君主立憲理想
楊度在日曾發表長文《金鐵主義說》，反映了他一生君主立憲思想之精要。所謂“金鐵主義”，指一種“經濟的帝國主義”：“金者黃金，鐵者黑鐵;金者金錢，鐵者鐵炮;金者經濟，鐵者軍事。欲以中國爲金國，爲鐵國，變言之即爲經濟國、軍事國，合爲經濟戰爭國。”
楊度將其與漸進派的維新救國論、激進派的革命救國論並列，視爲救國的第三條道路，立志要做中國的俾斯麥。楊度明確他因“內根於帝王之學，外受英國、日本君主立憲制的影響”，而“形成君主立憲思想”。他的理想是：建立一個君主、國會、責任內閣三位一體的政權，由擁有自由的人民組成政黨，產生國會，監督政府，富民強國。
1916年4月10日，洪憲帝制行將就木，楊度遞袁世凱辭呈中說：“世情翻覆，等於瀚海之波;此身分明，總似中天之月。以畢士麥(俾斯麥)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亂國，即令有心救世，終於無力迴天。流言恐懼，竊自比於周公;歸志浩然，頗同情於孟子。”
隨之，5月1日，楊度對《京津泰晤士報》記者說：“政治運動雖然失敗，政治主張絕不變更。我現在仍是徹頭徹尾主張‘君憲救國’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減。我認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藥石，人民諱疾忌醫，實爲國家之大不幸。除君憲外，別無解紛已亂之方。國體問題，我應負首責，既不諉過於人，亦不逃罪於遠方。俟正式政府成立，我願赴法庭躬受審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