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楚白蓮教亂(1796年—1804年)，又稱爲川楚教亂、白蓮教起義或川楚白蓮教起事。指中國清朝嘉慶年間爆發於四川、陝西、河南和湖北邊境地區的白蓮教徒武裝反抗清政府的事件。從嘉慶元年(1796年)到嘉慶九年(1804年)，歷時九載，是清代中期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戰爭。
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湖北枝江、宜都白蓮教首領張正謨、聶傑人率衆先起，長樂、長陽等地教徒紛紛響應。三月，姚之富等奉齊林妻王聰兒爲總教師，在襄陽黃龍呆起義。清廷急令湖廣總督畢沅、湖北巡撫惠齡、西安將軍恆瑞等率兵鎮壓，擊潰多支亂軍。面對清軍圍剿，王聰兒、姚之富亂軍避開平原，專走山區，於次年(1797年)初由豫經陝入川東，與四川教匪會合。嘉慶三年(1798年)春，王聰兒、姚之富跳崖死，餘部在張漢潮等率領下，與四川的教匪聯合。
嘉慶四年(1799年)，清廷以勒保爲經略大臣，明亮、額勒登保爲參贊大臣，節制川、陝、楚、豫、甘五省官軍進擊，並曉諭州縣辦團練，堅壁清野，攻撫並施。使教匪處境艱難，張漢潮等相繼犧牲。嘉慶五年(1800年)，清廷任勒保爲四川總督，集主力於川西阻截教匪軍。經數次激戰，教匪退入南山和巴山老林。至嘉慶九年(1804年)九月，教匪殘部被清軍陸續擊破，教亂被平定。歷史背景
宗教由來
主詞條：白蓮教
白蓮教是一種祕密流傳的民間宗教，雜拜各種鬼神，它是由摩尼教、彌勒教、道教和佛教等各種宗教混合演變而成的。一般說法都認爲白蓮教起源於唐代一度盛行的摩尼教，南宋紹興初年，吳郡(蘇州)延禪寺的和尚茅子元仿天台宗教義並吸取摩尼教的教義與儀式創立。以佛教中的彌勒佛代替了明教會的迷摩尼佛。到元代末年就逐漸形成了以崇拜彌勒佛爲主的“白蓮教”。
白蓮教還是明清時期主要的祕密宗教，崇奉“無生老母”與“彌勒佛”，宣揚彌勒佛未來會“改造世界”的傳說，並以“教中所獲資財，悉以均分”， “有患相救，有難相死，不持一錢可週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從者日衆。 以“真空家鄉、無生老母”爲八字真訣，使人們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託，對於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力圖擺脫現世的流民來說，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從者日衆。
白蓮教從始創到清朝中葉的幾百年中，始終不被視爲正統宗教而受崇拜，而是作爲異教被排斥。元明兩代，農民羣衆曾多次利用白蓮教的形式來動員、組織起義隊伍，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元末韓山童在江淮的起義;明初永樂年間山東的唐賽兒起義;嘉靖年間四川的蔡伯貫起義;天啓年間山東的徐鴻儒起義;清朝乾隆中期山東的王倫起義。
乾隆四十年(1775年)，河南白蓮教支派混元教首領劉鬆起義失敗，弟子劉之協、宋之清等繼續於川、楚、陝等地傳教。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劉之協於河南被捕後脫走，清廷通令大索州縣，激起民怨。白蓮教以"官逼民反"相號召，得到廣大農民的支持，教衆迅速發展 。
清朝政局
乾隆後期，土地高度集中，大批流民陸續聚集於川、楚、陝交界的南山和巴山老林地區謀生，衆以數百萬計 。由於人口增長迅速，土地兼併嚴重，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現饑民，川楚邊境地區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帶，歷來爲被迫離開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加以封建統治階級生活奢侈、貪官污吏橫行、人們不滿和反抗情緒日增，白蓮教的宣傳也隨之增加了反抗現實的內容。
流民處境
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1772年—1773年)，川、楚兩省饑民來到兩省交界山區的謀生者就達數十萬人。加上來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其中大約有一百萬人前來有着大量荒地、原始森林的川楚邊境謀求生路。川楚邊境地區土壤瘠薄，氣候惡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還需受僱於木廂廠、鐵廠、紙廠，獲取微薄工錢，方能生存。他們不僅受地主、廠主的剝削，還要受差役、訟棍(指唆使別人打官司自己從中取利的人)的勒索，生活極爲艱難。絕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蓮教傳播的對象。
直接起因
人地矛盾激化
從康熙後期起，在不過百餘年的時間裏，外省人口的移入，迅速改變了川楚陝交界地區地廣人稀的狀況，人口數量急劇增加，人口密度隨之迅速增長，人浮於地的現象十分嚴重。
川楚地區的人們，多借助山地自然資源優勢謀生。但山地的自然資源是有限的，甚至某些是不可再生的，隨着過度開發，資源的不斷消耗，經濟發展的空間也逐漸減小。當山地盡已開墾，林木砍伐殆盡之時，維持原有的生活就變得極爲困難了。川楚地區人民從事的生計，大抵屬於季節性勞動，山地經濟活動受季節性制約。另外，在採集等行業中，依賴於自然的因素過多，如某些物產的豐欠往往受氣候水文等條件的影響而極不穩定。由於山地自然環境的制約，和人口的急劇增加，人們只能維持低生產低消費的生活。
清廷控制薄弱
湖北、四川兩省貪污腐敗盛行。各級官吏無不貪贓枉法，欺壓百姓。湖廣總督畢沅還與湖北巡撫福寧、藩司(布政使)陳望之等高級官員朋比爲奸，因而民謠傳說“畢不管，福死要，陳倒包”;“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蟲蟻。福如狼虎，雖人不免，陳如鼠蠹，鑽穴蝕物，人不知之”。 至於下級地方官吏，更是上行下效、變本加厲。移民們遭受官吏、差役、兵丁的欺凌。差役們無風生浪，一遇到搭棚居住的流民求助，便敲骨吸髓，坑害流民。經常以各種名義進行巡查，山民受到差役的凌虐，無可申訴。而差役拿到巡查山民的票據，便視爲奇貨可居。每次遇到巡查的事，因爲差役過於繁重，大多數山民都到了傾家蕩產的地步。 他們還往往趁山中農民因路途遙遠、山路險峻而沒有盤纏到縣城上繳錢糧的機會，詐稱“截糧官”，欺騙山區農民。
川楚地域遼闊，地形複雜，一直是封建政權所不及的地方，封建政府的保甲法並未在此範圍內認真貫徹實施，大有反抗勢力可藏身的空間。保甲本不能行於村落，因爲棚民居無定所，今年在此，明歲在彼，甚至一年之中，遷徙數處，即使是已經建造房屋的，也是零星散處，山內村落絕少，毗鄰而居的也要相距數十里。雖然從康熙到嘉慶時期，這一地區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都有大幅度的增長，但是此種“村落絕少”局面也沒有根本改觀，因爲新增的人口大多聚集在山內的工廠或處於流動狀態中，設置保正甲長，也是很難進行有效的控制和稽查。
清朝在川楚地區駐軍數量很少，勢力單薄，戰鬥力弱。白蓮教起事之前，清政府未能在以巴山老林爲主的川楚地區建立起有效的鎮戍體系。在當時，清政府在川東北的常駐綠營軍隊，由漢族兵丁組成， 其主要職能多爲維持社會秩序，並不具有開展軍事行動的職能。此外，從整個川東地區來看，越靠近四川盆地中心清政府駐軍越少，而巴山老林附近的川東北州縣，則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爲防守的重點， [8] 然而，即便兵丁數量增加，仍然不足以有效維持川楚地區的地方治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