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治通鑑》的開篇，司馬光就記述了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晉的事，因爲這一事件是中國從春秋時期走向戰國時期的開端，因此，司馬光對此展開了長篇評論。“才勝德謂之小人”，就是此長篇大論中，對晉國的智伯爲何滅亡的評論中的一句話。司馬光的這段對才德如何區分的評論雖然不長，但對如何識別和使用人才卻有很重要的判斷和警示意義。現將該文錄下，以資研讀。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能辯，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纔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爲國爲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這段評論，源於晉國大夫智宣子準備立智瑤(即智伯)爲智氏家族的繼承人，而智果不同意，認爲智瑤才勝於德，會給智氏家族帶來滅族之災。智宣子不聽，智果只好給自己全家改了姓，結果，智氏家族在智伯的帶領下果然亡族，只有改了姓的智果全家獨存。
這段評論的意思是：智伯的滅亡，是因爲他的才能超過了他的品德。本來，才能和德行是不相同的兩個概念，而世俗之人卻不能辯別這一點，把才能和德行統統稱之爲賢能。這就是因此用錯人的原因。耳聰目明剛毅果敢叫做才能，品行正直中庸平和叫做德行。才能，是德行的輔助和資本;德行，是才能的前題和統帥。雲夢出產的竹子，能製造天下最強勁好箭，然而，竹杆不經過揉曲矯直，不安箭翎，不治括端，那麼，竹箭就不能射穿堅硬的東西。棠溪出產的金屬，能製造天下最鋒利的寶劍，然而，金屬不熔鑄於範模內，不經鍛打，不經柔石磨礪，就不能成爲利劍去擊刺強韌的東西。所以，才能德行全備的人稱之爲“聖人”，才能德行全無的人稱之爲“愚人”;德行勝於才能的人稱之爲“君子”，才能勝於德行的人稱之爲“小人”。
大凡選取人才的原則是，假如沒有聖人或者君子這樣的人才可供選取，與其選得小人，不如選得愚人。這是爲什麼呢?因爲君子會挾持才能而行善，小人則會挾持才能而作惡。挾持才能做善事的，善事沒有做不到的;挾持才能做惡事的，惡事也沒有做不到的。愚人雖然想做不好的事，然而他的智力不足以周全他去成惡，他的能力不足以勝任他去逞兇，譬如小狗搏咬人，人很容易制服它;而小人的智力足以實現他的奸邪，勇力足以發泄他的暴虐，這是如虎添翼般的兇狂，他們的危害不是更嚴重嗎?但凡有德行的人，常常受到人們的敬重;而有才能的人，往往得到人們的喜愛。被喜愛的容易得到親近，被敬重的卻容易被疏遠，這也是考察人才者爲什麼很多時候會被才能矇蔽而遺忘德行的原因。從古至今，邦國的亂臣，家族的敗子，因爲纔能有餘而德行不足，以致於傾覆滅亡的例子實在太多了，豈止只有智伯一人呢!所以，治理邦國、管理家族的人，如果能夠審視才能與德行的區別，知道把哪個擺在前，哪個擺在後，那麼，還會怕發生用錯人的事情嗎?
以上的評論可以看成是司馬光的德才觀，這種德才觀是很值得後來者借鑑的。重才而不重德，也正是如今用人的一個很普遍的社會現象。倘若用人者都能借鑑司馬光的德才觀，以史爲鑑，把德行放在第一位，或許我們的社會就會比當下和諧許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