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魏、蜀、吳三國時期，是一個生存競爭非常激烈的時代，“智者恃謀而立身，勇者恃力而行道”，能夠脫穎而出、名垂青史的，非魏國的司馬懿莫屬。司馬懿是三國曆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如果沒有他，三國紛爭的歷史大概不會那麼快就結束，也許還會再演繹數十年;如果沒有他，大晉王朝順應民心的統一大業，也不可能那麼水到渠成、來得輕輕巧巧。是他，上承魏之強盛，下啓晉之統一，成就了秦皇漢帝那樣的豐功偉業，將天下萬民從亂世爭戰之中解救出來。所以，他堪稱“命世之英，非常之雄”。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處。《晉書》上稱司馬懿“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在筆者看來，最能凸現司馬懿善於規劃自己人生的，便在“聰明多大略”五個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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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在封建社會，一個人事業上的建樹，主要在政治、軍事方面;而在政治、軍事方面有所建樹，則全憑個人與上級的關係如何。所以，根據司馬懿輔佐的四個君主，可以大致將他的人生規劃分爲四個階段魏武帝時期、魏文帝時期、魏明帝時期、魏少帝曹芳時期。
李世民是如何評價司馬懿的?
李世民爲《晉書·宣帝紀》作史論，指出了司馬懿在性格、軍事、政治等多方面的矛盾或曰不平衡。原文如下“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棱威。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捲，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鬥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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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魏明帝將終，棟樑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鐘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睹。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己。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複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晉明帝時，王導侍坐，晉明帝問起晉前世得天下的具體情形，王導敘述了司馬懿的業績和手段，又說起司馬昭在高貴鄉公時的所作所爲，晉明帝大慚，把臉埋覆在牀上說“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
何去非對司馬懿的忍耐、氣度和用兵能力，都給予分析，不與諸葛亮正面對戰並非膽怯，而是高明的耗敵軍之策“仲達提秦、雍之勁卒，以不應而老其師者，豈徒然哉!將求全於一勝也。然而，孔明既死，蜀師引還，而仲達不窮追之者，蓋不虞孔明之死，其士尚飽，而軍未有變，蜀道阻而易伏，疑其僞退以誘我也。向使孔明之不死，而弊於相持，則仲達之志得矣。或者謂仲達之權詭，不足以當孔明之節制，此腐儒守經之談，不足爲曉機者道也”。評其“制其兵，出奇應變，奄忽若神，無往不殄，雖曹公有所不逮焉”。詳見《何博士備論·司馬仲達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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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懿在世的時候，在魏國威望是相當之高的，即使毌丘儉、文欽在其死後討伐司馬師，檄文中依然對司馬懿有“故相國懿，匡輔魏室，歷事忠貞”等讚譽。史書上稱其使“天下欣賴”“天下大悅”。到晉朝初年，司馬炎在太康年間做到了“天下無窮人”的太康之治，人們對推動三國統一的司馬懿還是相當推崇。乃至司馬遹被傳像司馬懿，而能在當時“譽流於天下”。
司馬懿的名聲毀敗，是從永嘉之禍以後開始。其不肖子孫自相殘殺帶來諸多浩劫，南方的東晉，又長期被世家大族把持，司馬懿在人心中的地位也逐漸下降。晉室南渡，情況與當年蜀漢類似，以蜀漢爲正統的呼聲日高;東晉滅亡後，情況更加明顯，到隋唐時代，民間說書戲曲日盛;而唐代官修的《晉書》，以帝王的立場更不鼓勵效法。到明代《三國演義》之後，“空城計、火熄上方谷、見木雕魏都督喪膽”等不實的司馬懿形象就被演義廣傳於民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