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衛鞅是秦孝公初年來到秦國，而變法正式實施是在秦孝公三年。在兩年多時間內，變法不能啓動，說明推動改革不是那麼一帆風順，反對變革的力量還是比較強大的，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史記 商君列傳》裏面記載了一段衛鞅與反對改革派代表人物甘龍之間的對話，甘龍的核心意思就是沿襲舊規治理國家，既容易又安全。那麼，潛在意思是否就是：如果破除陳規另立新法，就會既困難又危險呢?客觀來說的確如此，改變一定需要冒風險，而改革主體的規模越大，冒的風險就越大。所以，對二十多歲的秦孝公和三十多歲的衛鞅來說，這是一次輸不起的政治行動。那麼，商鞅變法對秦國的政治、經濟、軍事都產生了哪些影響，秦孝公與衛鞅是否掌控了變法革新的主動權了呢?
一、政治方面
秦孝公希望通過變法在秦國建立君主集權制，放棄貴族分封制，但是還不能激化與貴族集團的矛盾。所以，商鞅變法第一季沒有廢除貴族分封政治體制，沒有破壞原有的封建領主關係。而且通過迂迴的手段，以發展的理念，漸進的實現政治目標。這裏麪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迂迴漸進，二是發展創新。
獎勵農耕，生活標準與爵位掛鉤，這些都是迂迴漸進的手段。
獎勵農耕不是面向整個秦國，而是針對秦國國君直接管理的土地與民衆，其他貴族在自己的封地上按照自己的方式進行管理。這樣，就不會直接觸動傳統貴族的既得利益。但是，這並不意味秦孝公不跟這些老派貴族集團競爭，而是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擴張王室直屬土地和人口資源上。秦孝公對新增土地和人口不再進行或極少進行二次分封，而是通過加強管理達到控制目的。比如“保甲連坐制”，按理說，在封建體制下，諸侯君主不會做出類似的規定，他們一般不會如此細緻的管理底層民衆。但是在君主集權體系下，這些管理細節就非常重要了。這樣，既能達到強化君主集權的目的，也不至於過分觸動舊貴族的利益。
變法總設計師衛鞅的職位安排，也是採取了一個折中方案。衛鞅的職位是左庶長，算是一箇中層幹部，對於這樣一場影響深遠政治改革的設計者來說，此職位確實不高。不過，這樣做的好處是：一方面儘可能不觸動傳統貴族的核心利益，減少變法的阻力;另一方面也爲變法留有緩衝餘地：一旦效果不好，損失較大，可以讓衛鞅承擔大部分責任，畢竟衛鞅僅僅只是一名中層幹部，不至於形成無法收拾的局面。
生活標準與爵位掛鉤本質上是爲了廢世襲、獎軍功而制定的配套措施。此項條款開始推出的時候，整個貴族階層並不都會極力反對。因爲廢世襲、獎軍功的受益者還是以貴族成員爲主。只不過以前是按嫡庶、長幼、遠近等標準享有這些特權，現在以軍事能力強弱爲標準來享受特權，而貴族成員接受此方面的訓練更多，他們相對更有優勢。當然，隨着軍功制深入開展，低級貴族和底層民衆通過戰功獲取爵位的機會增多，逐漸改變人們的出身地位，改變國家的社會關係。
發展指的是君主權力的極大發展，耕地面積的快速擴張，這些前文已述。而創新主要指社會關係的巨大變化。在貴族分封體制下，大小貴族按等級分配相應的政治與經濟利益，雖然彼此差距不小，但總體來說，他們都是脫離生產的特權階層。儘管隨着社會的發展變化，破落貴族不斷涌現，這些人爲了生存，也要從事一些具體勞動，但其身份一般來說還是特殊的。大量在一線勞作的農業或手工業生產者，他們身份卑賤，經濟資源緊張，政治地位全無;而破落貴族即便破落，兩者依然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階層。也就是說，在貴族分封體系下，等級身份是重要的，依附關係是強烈的，這就是貴族分封體制下的社會關係。商鞅變法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種社會關係，人們的經濟地位以物資產量爲衡量標準，人們的政治地位以軍功大小爲衡量標準。這就會產生兩個改變：一是經濟依附關係弱化，基層勞動者相對自由;二是貴族等級身份弱化，軍功獲封的人的來源更加多元化。
總之，秦孝公和衛鞅不去直接觸動貴族集團的利益，而是通過一些技術性手段，在發展中改變原有政治體系和社會關係，這是一個可以借鑑的策略。
二、經濟方面
商鞅變法在經濟方面想要實現的目標有兩個，一是加強君主對經濟活動的控制，二是打擊貴族豪門或商業資本對經濟活動的壟斷。
獎勵農耕與保甲連坐制相輔相成，使得秦國君主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口規模快速增長。當初，李克在魏國進行改革，主要採用盡地力的農業政策，就是按照土地的自然狀況進行科學種植，進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沒有涉及到獎勵方面。那麼，商鞅變法採取獎勵農耕政策，有什麼特殊意義呢?特殊意義就在於秦國跟魏國客觀情況不同。相對而言，秦國人口密度小於魏國，可供普通民衆開墾的富餘荒地相對充足，這樣客觀條件允許秦國通過獎勵農耕來開墾荒地。然後，秦孝公再通過嚴格甚至有些嚴酷的政策法規，將快速增長的土地和人口納入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
衛鞅實行的限制商業活動政策，本質上是打擊投機壟斷商與貴族豪門。在春秋戰國時期，商業是比較繁榮的，各諸侯國都發行了自己的貨幣，而且出現了專門兌換各國貨幣的中間商，這都是商業活動發達的證據。而且，這一時期出現了很多大投機商，比如在《論語》中，孔子說子貢“億則屢中”，就是說“子貢對商品價格變化非常瞭解，總能準確的判斷行情走勢”，說明子貢對投機交易很在行;還出現陶朱公、呂不韋這樣的超級商業富豪。這些絕對不是偶然個例，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當資本聚集到一定程度之後，它的壟斷天性就會滋生出來，壟斷意味着控制。
取得巨大成功的商人，其背後必然會有強大的政治力量庇護，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君主和各國資深貴族都是這樣的政治實力派。有了這些前提條件，就能理解秦孝公和衛鞅打擊投機壟斷商的內在邏輯：變法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加強中央集權，而商業投機集團具有天然的對中央集權的離心性。商業資本還大都跟貴族豪門關係密切，這些都不爲中央集權派所容忍，因此，從秦孝公和衛鞅的角度看，打擊壟斷大商人就是必然之舉了。
三、軍事方面
雖然“廢世襲、獎軍功”能夠提升秦國軍事能力，但實行起來並不是那麼容易，尤其是在王朝已經運行一段時間的情況下。一般來說，在政權創立初期，大都能夠按照功勞大小分配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王朝創立者即便不一定會“廢世襲”，但一定要“獎軍功”，因爲這是政權穩定的基礎。不過，當利益分配完畢之後，因軍功而授勳的貴胄們卻開始厭惡該方案了，世襲制又開始活躍起來，壓制新生力量的情況頻繁出現。商鞅變法發生在秦國中後期，此時世襲貴族的力量根深蒂固，他們中的位高權重者一定是比較牴觸的。爲了避免與傳統貴族豪門出現激烈的矛盾，該政策起初應該主要在中下層官職上使用，軍隊的高級指揮權還是由秦國君主與貴族豪門共同掌管。
經過第一次商鞅變法，秦國的軍事能力得到巨大提升了嗎?答案是有所提升，但不是巨大提升。在公元前357年到公元前350年之間，魏國組織策動了一輪新的攻勢，核心就是爭奪趙國邯鄲，總體來說，當時魏國的軍事實力還是首屈一指，秦軍還是略顯不足。史書也記載秦魏之間發生了幾次衝突，秦國還都取得勝利，但這些記載並不可靠。秦魏之間誰佔優勢關鍵就看河西之地在誰手中，河西之地一直由魏國佔領，秦國哪來的勝利可言?一個國家軍事能力強大與否，必須依託於它的經濟基礎和政治組織能力。當然，獎勵耕種政策增強了秦國的經濟實力，君主集權體系提高了秦國的戰爭組織能力，但與魏國相比還是略遜一籌，不論是經濟實力還是組織能力，都有差距，這種差距不是十年八年就可以解決的。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大致可以看出，商鞅變法第一季最重要的結果就是秦國的君主集權水平得以加強。不過，秦孝公的君主集權並未在簡單粗暴、強硬壓制下完成的，而是在激烈競爭與留有餘地的平衡中實現的。第一次商鞅變法是在魏國新政的基礎上加以完善，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更進一步，更加徹底一點。商鞅可能也吸取了吳起在楚國的失敗經驗，就是不要太激進，避免過度刺激貴族豪門的敏感神經，需要循序漸進的完成政治變革。最初，有些人非議變法，當新法推行十年後，“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這些人又說新法很好，結果衛鞅把他們全部做爲亂法刁民，驅趕到了邊疆。由此，秦孝公與衛鞅的變法第一季取得成功，掌控了秦國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