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漢文帝本屬於哪個學術流派，《史記·儒林列傳》中有這麼一句很容易被人忽視的字眼：“......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刑名之言，也就是法家的那一套。
那麼，原本信奉法家的漢文帝，爲啥會給人留下仁厚的印象呢?這就是他的厲害之處：心有猛虎，外在卻人畜無害;爲了實現目標，他能夠根據實際情況採用合適的方式，把仁厚的外衣、披在自己嚴刑峻法的軀體上。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漢文帝的仁厚，主要是爲了適應現實需要：
第一，根基薄弱，務實的處世之道。
我們都知道，漢文帝劉恆的皇帝寶座是撿來的。公元前180年，以陳平、周勃爲首的功臣集團聯合劉氏宗室除掉呂氏後，面對着擁立誰當皇帝的難題。
當時，從血統、法理而言，皇帝人選挺多;但功臣們的標準卻極端苛刻：
少帝劉弘以及樑王、淮陽王、恆山王，名義上是已故漢惠帝的兒子，但功臣們認爲這都是呂后的陰謀，“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而且，如果這些諸呂所立之人當上皇帝，今後必定會對功臣大加報復，排除;
齊王劉襄是劉邦長孫，還出兵參與討伐呂氏，但劉襄的舅舅爲人兇狠霸道，如果齊王爲帝，其舅舅家搞不好會成爲第二個呂氏，再次排除;
相比較之下，劉邦在世諸子中年齡最大的代王劉恆，風評一向極佳，時人都認爲他仁孝寬厚，而且其母親薄氏一家爲人也比較老實。一致通過。
尋常概念中，寬厚、老實自然是褒義詞;但在政治領域可沒這麼單純，可以解讀爲：性格軟弱、根基薄弱、容易被控制。
表面上看起來，劉恆似乎確實是這樣的人：當初呂后執政期間，朝廷一陣血雨腥風，稍有威脅的劉氏宗族一律被除掉;而劉恆及其母親薄姬，則憑藉低調、人畜無害的人設躲過了一劫。
但這並不代表劉恆真的是個沒啥想法的老實人，更不會因此對功臣們毫無戒心、感激涕零。雖然在北方的代地默默安守本分多年，但他對朝廷中發生的一切洞若觀火。因此，當朝廷使者前來後，他一度非常擔心會中了功臣們的計謀。爲此，不僅第一時間召集親信門商議對策，甚至還佔卜預測吉凶。
緊接着，他先讓舅舅薄昭前往長安當面跟周勃確認，在得到肯定的信息後，才親自帶着宋昌等親信南下。在渭橋上，宋昌代表劉恆與前來迎候的周勃一陣交鋒，雙方之間的試探、狐疑展露無疑。
因此，即位後的劉恆，面對着這樣的情況：功臣們實力龐大、關係網盤根錯節，而且希望在政治生態中享有一定的話語權(甚至與皇權並駕齊驅?);而自己雖爲皇帝，但家世普通、常年身處邊陲，屬於“過江龍”，在朝廷並沒有強大的根基支持。如果爲政剛猛，誰也不能擔保會不會再次發生類似於功臣誅呂的事件。
第二，現實需要，解決社會矛盾的良方。
西漢王朝建立後，從劉邦到呂后，雖然秉承黃老之道發展農業生產、穩定社會秩序，並陸續頒佈了減輕刑罰的措施，但整體上，秦王朝時期確立的“以法爲教”政策由於其實用性，仍舊得到了延續;西漢初年，國家機器與民衆之間的對立之勢並未得到根本緩解。
同時，漢文帝即位前，西漢雖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但社會經濟的整體凋敝並未得到扭轉;同時，甚至還出現了“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的情況，農民遭受的剝削日趨嚴重，百姓生活困頓，一度緩和的社會矛盾日趨嚴峻。
因此，無論在政治還是民生層面，漢文帝如果貫徹法家的剛猛政策，極有可能使已經初露端倪的君臣矛盾、階級問題更趨激化;他的對策，是延續漢初的黃老之道，但並不是我們所理解的“無爲而治”，而是不亂治，代以迂迴、懷柔的方式，以柔克剛、四兩撥千斤。
對功臣集團代表周勃的處理方式，把他的這種風格發揮得淋漓極致。
漢文帝登基後，對功臣們大加賞賜;而周勃認爲自己連續對漢室立下大功，日漸驕橫起來，甚至不經意間展現出輕視皇帝的苗頭。對此，漢文帝不動聲色，甚至經常有禮貌的目送他離去。袁盎認爲這樣有損天子威嚴，鄭重提出了勸諫;其後，漢文帝的神色變得越發嚴肅，而周勃則越來越敬畏。
我們有理由相信，漢文帝與袁盎是唱了一出雙簧：皇帝原本對周勃很客氣，但從道理上講，卻違背了君臣之儀，不得不在大臣的“勸諫”下改弦易張，潤物細無聲的轉換了對周勃的態度，卻未招致對方的敵對情緒。
後來，爲了讓周勃遠離權力中心，漢文帝通過他人上門曉以利害，委婉的讓其第一次下野;
第二次，則是以催促各位列侯回到自己封地的名義，讓再度擔任丞相的周勃帶個好頭。此後，周勃再也未能回到權利核心。
後來，對於一些犯法的大臣，漢文帝同樣採取迂迴的方式進行處理。比如對自己親信張武受賄事件，漢文帝不僅沒有付諸司法部門，反而對其賜予大量財物，以此讓對方羞愧得無地自容：你不是缺錢嗎?那找我要嘛，何必要收受不義之財?
通過諸如此類的“硬話軟說、硬事軟辦”的方式，漢文帝既緩和了長期以來朝廷內部矛盾重重的局面，又慢慢收回了本該屬於自己的權利。
在民生及社會治理方面，漢文帝則主要有四大舉措：
改革司法制度，大大刀闊斧減輕刑罰，即位次年就宣佈廢除“收孥連坐法”，即：一人犯罪，家人收爲奴婢、遭受各種株連的傳統法令;公元前167年，藉着“緹縈救父”事件，他宣佈廢除肉刑 ，改爲處以笞刑和杖刑，即不再對犯人截掉肢體，改爲鞭打等懲戒、教育類型的措施。
輕徭薄賦。公元前178年和前168年，漢文帝曾兩次下令“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稅一減爲三十稅一(按1/30的比率收稅)，這也成了此後的西漢定製。公元前167年，他還下令全部免去田租。後來，他命令“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從每年一次改爲每三年一次，極大減輕了民間負擔。
厲行節儉。漢文帝在位23年間，宮室、園林、車騎儀仗、服飾器具等帝王配置從沒有增加過;他曾想修建一個露臺，但聽說需要花費一百斤黃金後，立即打消了計劃;他自身時常身穿黑色粗絲衣服，後宮寵妃也身穿短衣，所用的帷帳從不刺繡;他自己的霸陵，都使用陶製器物陪葬，堅決杜絕金、銀、銅、錫......
廣施仁政。即位之初，漢文帝即下詔救濟鰥、寡、孤、獨和窮困之人;年齡八十歲以上的百姓，每月賜給米、肉、酒若干;九十歲以上的老人，另外再賜給帛和絮。
漢文帝“毋煩民”的政策，本質上是追求施政者與社會基礎各環節的協調關係，尤其注重下層民衆的“幸福感體驗”。他在位期間，西漢王朝逐漸國家強盛、百姓小康， 開啓了“文景之治” 這一封建時代的首個盛世。
但如果我們就此以爲漢文帝只是個慈善皇帝，那可就大錯特錯了。漢初統治者都主張嚴格執法，漢文帝也不例外，他的無爲、“毋煩民”，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
比如，對於漢文帝廢除肉刑的仁政，後世認爲其實只是有名無實。漢景帝即位後，就對此進行了糾正：“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按照肉刑，原本很多犯人只是被剁掉腳指頭、胳膊，但並不會死;但在笞刑之下，卻往往被活活打死。漢景帝減輕鞭打次數後，這一情況才得以改觀。
而漢文帝舅舅薄昭之死，更是將他鐵面無情的特點充分展現。
上文提到，當初周勃等人之所以力捧漢文帝登基，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認爲他的舅舅薄昭爲人老實，不回重蹈呂氏的覆轍。但所謂此一時、彼一時，富貴和權勢會徹底改變一個人。
薄昭是薄姬的親弟弟。公元前195年，劉邦去世後，呂后把薄姬、劉恆派去封地代國，薄昭也陪着前往，三人也算是相依爲命。到了公元前180年，在面對周勃等人派來的使者時，劉恆擔心有詐，薄昭冒着生命危險孤身進京打探消息，才堅定了劉恆進京的信心;而在漢文帝掌握大局後，也正是薄昭再次返回代國，把姐姐薄太后接到了長安。
因此，起初的薄昭，對漢文帝而言，既是生活上的親人、又是稱帝路上的好幫手。他即位後，爲了感謝舅舅一直以來的陪伴與扶持，將其任命爲車騎將軍，並封軹侯。
但面對榮華富貴的持續衝擊，薄昭逐漸變得奢靡無度、驕縱不法，甚至還安插親信，干涉朝政，逐漸引起漢文帝的不滿。
到了公元前170年，越來越無法無天的薄昭，竟悍然殺害了朝廷使者，按照國法應當處死。漢文帝不忍殺他，讓其他大臣去陪其喝酒，想讓他醒悟自殺，但惜命的薄昭堅決不幹;於是漢文帝又派羣臣穿着喪服，到他家中大哭(即哭喪)，薄昭這才明白自己毫無生機，只得自殺。
對於漢文帝殺舅一事，後世政治家頗有異議。
魏文帝曹丕對此就不大讚成，他認爲，對待舅父之家，原本就只能讓他們安享富貴、而不應該賦予權力。否則的話，很容易給自己造成一個困局：從政的親人犯罪後，該大義滅親、遵守國法，還是以私害公、徇私枉法?前者合理但無情，後者有情卻無理。因此，漢文帝如果一早就限制薄昭，就不會面臨逼死親舅舅的困境。
我們姑且不論漢文帝是不是有過錯，但他之所以堅持殺掉於自己有恩、有情的親舅舅，想要表達的意思很明確，就像司馬光說的那樣：“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殺掉犯法的親舅舅，也許是爲了對世人殺雞儆猴：在自己這裏，即使至親犯法，也得與庶民同罪。這正是法家刑名之言的核心理論之一。
後來的漢宣帝曾經這樣訓斥兒子劉奭(即漢元帝)：“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霸道，即從秦朝照搬的嚴刑峻法;王道，則是漢文帝的柔和治國之道。但從漢文帝在位期間的舉動可以看出，他是外王道、內霸道，後世封建社會的外儒內法，也許正是從他開始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