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終結了元朝的殘暴統治，帶領漢人重新在自己的土地上當家做主，他的功績固然值得讚頌，但是晚年的朱元璋嗜殺成性，身邊沒有馬皇后勸誡的他，宛如一個失心瘋一樣瘋狂造下了很多殺孽。
朱元璋是明朝開國皇帝，一生勤於政事，建樹頗多，但他晚年偏好誅殺，使得一代開國元勳很少有善始善終者，這一點爲人所詬病。那麼，朱元璋爲何會嗜殺成性呢?
有的人認爲，明太祖馬上得天下，猛將如雲，謀士如雨，南征北戰，都是能撐得起一方天地的角色。但他的太子皇孫都溫順柔弱，他擔心一旦他百年歸山，他的子孫無法控制局面。
據史載;太子朱標對朱元璋的濫殺無辜不以爲然，曾多次勸諫。有一天，朱元璋把一根長滿尖刺的荊棘條扔在地上，叫朱標撿起來，朱標左觀右看，無處下手。朱元璋笑了，他說：“這根荊棘條不好拿吧?假如我替你將那些尖刺削光磨平，豈不是很好拿了嗎?——現在我所殺的，都是將來有可能威脅到你的皇位的人，我把他們除了，是在爲你造莫大的福啊!”
可見，他的濫殺功臣，是在爲大明王朝消除隱患，以確保他子孫後代皇位的安全。
有的人認爲，朱元璋出身草莽，早年浪跡江湖，深知貪官污吏強取豪奪之惡，草民深受欺凌投告無門之苦。他仇視權貴，仇視壓迫，仇視陰謀，他想建立一個官吏奉公守法、百姓安居樂業的清明世界。
登基前夕，戰亂未定，他就任命李善長爲律令總裁官，會同楊憲、劉基等二十人負責制定法律。他自己也“每御西樓，召諸臣賜坐，從容講論律義”，逐條審議，然後頒佈執行。洪武六年(1373)，他又派刑部尚書詳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兩廡，親加裁酌”，總計六百零六條，頒佈執行。
他是一個以法治國的嚴厲的君主，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一例，還是戰爭時期，糧食緊張，朱元璋曾嚴令禁酒。大將胡大海的兒子犯酒禁，當斬。都事王愷進言：胡大海正在前線拼殺，可饒。朱元璋大怒道：“寧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壞我號令!”說罷，竟自己抽刀把他殺了。這與他冷冷地對胡惟庸說“殺人償命”，有異曲同工之妙。
而那些功臣勳舊則不以爲然。他們認爲，天下是自己血拼出來的，他們和朱元璋共過生死患難，是同一條戰壕的戰友，那些法令條文是管束小民的，與他們毫不相干。他們驕恣橫暴，爲所欲爲。史載：洪武三年，“時武臣恃功驕恣，得罪者漸衆”;洪武四年，“時諸勳臣所賜公田莊佃，多倚勢冒法，凌暴鄉里”。洪武六年，朱元璋敕令工部專門鑄造了申戒公侯的鐵榜，規定公侯人家倚勢凌人、奪侵田產財物，和私託門下、隱蔽差徭的，都處斬罪。
但他們在鐵榜之後，仍不收斂。如藍玉，蓄莊奴假子數千，魚肉鄉里，嘗佔東昌民田，御史依法提審，藍玉竟一頓亂棍把他打走。又令家人販購雲南私鹽，阻壞鹽法。又如郭英，私養家奴百五十餘人，又擅殺男女五人。周德興(與朱元璋同村)營宅第逾制，趙仲中城破遁逃，等等。
朱元璋曾說：“奈何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以猛、以嚴治國，是朱元璋的既定方針，這些人觸犯法令，實是罪有應得，根本不存在嗜殺或濫殺的問題。
還有人認爲，朱元璋一生受到了太多的精神衝擊，地位的卑下、處境的惡劣、戰鬥的艱苦、犧牲的慘烈，在他的心裏留下了太多的創傷。一旦黃袍加身，過大的落差使他有恍然若夢之感。他常常幻想這不是一種真實的存在，唯恐得而復失。自卑、恐懼、危機意識糾結在一起，在他的精神上形成了一種變態的被害妄想。他是一種偏執型的人格障礙者，時時犯疑心病，到處安插耳目，遍佈特務網，到頭來仍然是惴惴不安，心神不寧。在日益加劇的恐懼感的追迫下，經歷了長期戰爭歲月的洪武皇帝，本能地傾向於一種較爲徹底的解決辦法——從肉體上消滅他想象中的潛在對手，這就是他一再地製造冤獄，有計劃地進行大規模屠殺的根本原因。
一人犯罪，按一家一族進行屠殺。梟示、凌遲、剝皮、抽筋，以及刷洗、抽腸、黥刺、剕、劓、閹割、挑膝蓋等名目繁多的非刑折磨。從朱元璋致人於死命的方式方法的選擇上看，他早已墮落成樂於用他人血污來填補自己精神空虛的虐殺狂。
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所遇到的性格類型》一文中指出，這一類的精神病患者是“被成功毀滅的人”。
焦躁，狂怒，精神失控，疑心病，恐懼，被害妄想，終日追蹤着朱元璋，折磨着他，直到他生命的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