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類“截殺官員然後冒充上任”的奇事，最出名的就是清代小說集《虞初新志》裏的“雷州假太守”故事：明朝崇禎年間上任路上的雷州太守，突然被一夥強盜截殺，然後這夥強盜拿了太守的上任憑證，大模大樣冒充太守去雷州上任，工作竟然比真太守還出色。以至於從上司到老百姓，都對這夥人敬服有加。直到後來穿了幫，七名強盜被法辦殺頭，大家纔在驚愕中明白：這位深得民心的好官，竟是個殺人如麻的惡匪。
而放在明代爆款小說《三言二拍》裏，這類“截殺官員”的情節，也是多次出現的熱門劇情。比如“巧會芙蓉屏”故事裏，上任的縣尉崔俊臣就被截殺，跳進水裏才撿回一命。“蔡瑞虹忍辱報仇”的故事裏，她赴任的父親也是被水賊截殺。但放在真實歷史上，在古代“截殺上任官員”，本身就是個低概率事件。
除去亂世或衰世年代，正常年景下，賊寇們倘若“打劫上任官員”，作案難度往往大得多。特別是官員們去異地上任，往往都走的是官道，住的是驛館。比如在驛路四通八達的明代，陸上每隔30至40裏就有一個驛站。水路上距離較遠，但百里內也會有驛站。在水網縱橫的江南地區，沿河還有拉縴的“塘路”，塘路沿線也設有駐紮兵士的“煙墩”，幾乎是全程嚴密護衛。
所以說，雖說演義小說裏，“截殺上任官員”的事確實有，但放在現實歷史上，這卻是個風險極大的事兒。哪怕窮兇極惡的賊寇，也要掂量一二。也就是在崇禎年間這類衰世年月，纔有可能出現。
如果說打劫官員是高風險，那麼“冒充官員上任”，更是難上加難。古代官員的身份憑證，有委任官職的“告身”與“敕牒”，還有證明身份的“魚符”“牙牌”，以及沿路過關用的“符牌”與“傳信”。上面不止寫明瞭官員的身份官職履歷，還詳細記錄官員的樣貌等特徵。所以就算是“雷州假太守”故事裏，盜賊們也是選了“衆中一最黠者”來冒充太守。放在現實中，這樣的“專業人才”更是難找。所以理論上說，放在古代的太平年月裏，不管“截殺官員”還是“冒充官員”，都是低概率事件。但實際操作中，古代也有一些高水平“人才”，完成了一個更高難度動作：不用“截殺官員”，就靠自己強大演技，竟能成功冒充高官，騙倒一衆高官，賺得盆滿鉢滿。
這其中的牛人，首推北宋李飛雄。此人原本就是個無賴，仗着有個做秦州節度使的老爹胡作非爲，後來在家混不下去，騎了一匹大馬出去招搖。由於他是高官子弟，學起高官的做派有模有樣，一路上冒充朝廷欽差，竟是走一路唬一路。沿途州縣的官員們全被他的“演技”騙倒，連身份憑證都沒驗看，反而乖乖跟着他當隨從，陪着他作威作福。
直到走到甘肅清水縣時，李飛雄威風耍夠了，錢也撈得差不離了，竟又自信心爆棚，想假傳聖旨殺掉當地軍官，然後控制邊軍造反。這下當地官員們嚇得跪了一片，眼看就要稀裏糊塗送命。知縣劉文裕卻發現這位“欽差”不對勁，壯着膽子突然把他擒住，細查才知道是個假貨。可西北各地的巡檢使監軍縣尉等官員，已經全讓他坑了個遍。事情傳到汴京，幾乎誰聽誰捂臉，宋太宗也氣得大怒，不但“夷飛雄家”，就連上當挨坑，陪着李飛雄作威作福的官員，也都跟着掉了腦袋——區區一個二世祖就把你們騙成這樣，大宋要這樣的官員何用?
如果說當時的大宋，還是因爲國家初立，各項制度不成熟，外加官員素質參差不齊，才被這李飛雄鑽了空子，那麼明朝一位騙子，卻完成了更高難度的“表演”：楊福。這位楊福先生，本是明朝成化年間一平頭百姓。而當時的明朝，官員的身份覈驗制度已極度成熟，“冒充”概率接近爲零。可這位楊福先生，僅僅因爲聽人說大太監汪直很牛，就生出了冒充汪直行騙的念頭。
他和同夥兩人從蕪湖出發，他冒充汪直同夥冒充校尉，竟然就能走一路敲一路，排場越走越大。從蕪湖經蘇州無錫常州，一路南下到福建延平。沿途地方官紛紛送禮請託巴結，還有百姓攔路喊冤告狀。騙錢騙到心情好的楊福，乾脆也順水推舟，做了好些懲貪官平冤案的好事，“汪直太監爲民做主”的美談，也是不脛而走。直到這幫人走到福州，碰上了不信邪的鎮守太監盧勝，非要查驗“假汪直”的“符牌”，這場已經騙了小半個大明朝的鬧劇，纔算就此穿幫。東窗事發的楊福也被處死——其實，但凡有人像盧勝一樣，多問一句話，多查一眼“符牌”這鬧劇，早就已穿幫。
可放在那個朝堂上人浮於事，官員們趨炎附勢成風的成化年間，大家都在想着，抱上大太監的粗腿撈好處，誰願意相信這是假的?誰又敢多問一句?官員們的心態都是如此，再完備的查驗制度，也成空談。因爲人浮於事的政風，極度的腐敗，說到底，確比最兇惡的盜賊還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