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龔自珍寫下這首著名詩篇時，正值道光中期，官場出現嚴重的人才荒，新人是繡花枕頭，舊人是飯桶，像龔自珍這樣有真才實學的人只能在主流官員羣外徘徊。爲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爲當時道光樹立了一個模範官員—曹振鏞。
這是件值得玩味的事，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世，曹振鏞都是公認的庸才，沒幹過一件不尋常的事，卻久居高位53年。難道他的恩寵是白撿的?非也。庸官發跡，自有其“道行”。
曹振鏞一生伺候過乾隆、嘉慶、道光三位皇帝。在乾隆時期，他只是個不起眼的翰林院編修;在嘉慶時期，他始受重用;到了道光時期，他大紅大紫。嘉慶爲什麼重用曹振鏞呢?因爲他在一項工作上業績突出—作爲學政，他判過的考卷，別人都挑不出錯。到了道光時期，曹振鏞的這項本領得到空前發揮。因爲道光是一位“克勤克慎”的庸君，皇帝之好，正是曹振鏞之長。
道光時期的曹振鏞，就是靠“校對”發跡的。嘉慶臨終時，託四位軍機大臣擬繕遺詔，其中說高宗乾隆帝出生地爲熱河承德避暑山莊。這份遺詔擬成後，道光審閱，“未經看出錯誤之處”。遺詔順利出籠，頒告天下，文武百官都沒挑出什麼毛病，可曹振鏞卻指出：乾隆帝出生地應是北京雍和宮。道光喜怒交加，降旨：寫遺詔的軍機大臣退出軍機處，各降四級，曹振鏞擢升軍機處領班。曹振鏞由此平步青雲，把持軍機大臣之位14年。
重用曹振鏞之後，道光輕鬆了很多。道光素以“勤政”著稱，每天都要批閱大量的奏章，實在是苦不堪言：要是仔細看，夜裏不睡覺也看不過來;不認真看，又怕被臣下欺騙。曹振鏞爲他出了個絕招：“抽查幾個，找出字面錯誤，下邊再打上來的報告就不敢糊弄領導了。”大臣們從此戰戰兢兢，上奏字斟句酌，唯恐被皇上查到一字之錯。
從此，道光充當了一個“總校對”的角色，而曹振鏞是執行校對。這君臣二人的審閱制度，令官員把許多精力花在細枝末節上，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消磨殆盡，而且國家大事無人操心，徹底埋葬了官員的進取之心。
這是官場舊人狀態。那麼官場新人如何呢?
清朝是固化科舉制的朝代，官場新人大都出自考場。不能說歷朝及第者均無人才，然而道光時期的科舉考試幾乎是毀人的仕途遊戲。
守舊的領導喜歡求全責備，因此，只要八股文作得好，曹振鏞就給予優待，至於文章裏有沒有治國安邦的真知灼見，卻忽略不計。如此一來，那些讀書人爲了中第登科，行文循規蹈矩，毫無個性，所以真正被選中的，往往是些繡花枕頭。吹毛求疵的“曹振鏞式科考”廢掉了大批有才華的讀書人，使得入仕官員的素質一代不如一代。
一心當好“校對工”的曹振鏞死後，其畫像被納入紫光閣陳列於顯赫功臣之列。道光親筆題詞，意即“學習振鏞好榜樣”。曹振鏞死時正值道光中期，此時官場庸才輩出，出現嚴重人才荒，中國社會進入“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衰世。
人言曹振鏞害了道光，起到了尸位素餐的帶頭作用，導致官場盡數庸人，豈知哪有領班主宰老闆之理?所以是道光埋葬了人才，害了羣臣。道光贊曹“克勤克慎”，其實就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別解，透出的是主宰官員命運的皇帝的遊戲規則。正是道光以刻薄爲能事，抓小放大，才把官場徹底變成了庸人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