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歷史上的賦稅制度，是隨土地制度或狀況的變化而變化的。中國封建社會的賦稅制度含義很廣泛，一般包括：以人丁爲依據的人頭稅，即丁稅;以戶爲依據的財產稅，即調;以田畝爲依據的土地稅，即田租;以成年男子爲依據的徭役和兵役;其它苛捐雜稅。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有關於各朝各代的賦稅制度的資料多得數不勝數，有關明朝時期制度的歷史資料和文獻也有很多。在這些資料裏，明人王士性的記載卻是十分難得的，以下是其書《廣志繹》中的原文，有幾百字，但是，卻無法刪減省略，只能以之摘錄：
“天下賦稅，有土地饒瘠不甚相遠者，不知當時徵派何以差殊。想國初草草，未歸一也。其後，遂沿襲之。如真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姑蘇之轄一州七縣，毋論所轄，即其地廣已當蘇之五，而蘇州糧二百三萬八千石，而真定止十一萬七千石。然猶江南江北異也。若同一江北也，如河間之繁富，二州十六縣，登州之貧憊，一州七縣，相去星淵，而河間止糧六萬五千，登州乃糧二十三萬六千。然猶別省直異也。若在同省，漢中二州十四縣之殷庶，比臨洮二州三縣之衝疲，易知也，而漢中糧止三萬，臨洮至四十八萬。然猶各道異也。若在同道，順慶不大於保寧，其轄二州八縣，均也，而順慶糧七萬二千，保寧止二萬。然猶兩郡異也。若在共邑，則同一南充也，而負郭十里，田以步計，賦以田起，二十里外，則田以綆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約計，不綆矣。官賦無定數，私價亦無定期，何其懸也?惟是太平之時，民少壯老死，祖孫易代，耳目相安以爲固然，雖有貧富輕重不等，不自覺耳。”
王士性是浙江人，他於萬曆五年被錄取爲進士，從此走上了仕途，曾先後在河南、北京、四川、廣西、雲南、山東和南京等地方擔任職務。可以說，王士性踏遍了當時的兩京十二省，是一位有着豐富的閱歷、廣闊的眼界和見識的學者型官員。
他將上述例子記錄進書中，可見，這些例子的典型意義以及在明朝時期的代表性。在書中，王士性一共列舉出了五組例子，每組例子都有兩個主體對象，它們的賦稅制度和實際賦稅有着很大的差異，並且，找不到可以解釋出現這種現象的具體原因。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五組例子吧：
一、蘇州府和真定府。真定府的管轄範圍有五個州二十七個縣，其轄境約等於蘇州府的五倍，但是，蘇州府的賦稅卻是真定府的十七餘倍。如果，按照相同轄境計算的話，那麼，蘇州府的賦稅則比真定府的高出八十七倍了。不過，這兩個地方一個在南，一個在北，在經濟上確實有不可比性。
二、河間府和登州府。河間府管轄兩個州十六個縣，登州府僅管理一個州七個縣，比河間府一半的管轄範圍還要少一點，但是，登州府的賦稅卻是近乎於河間府的三倍。如果，折算成轄境的大小來算的話，那麼，兩者之間的倍數差竟高達五倍半了。不過，這兩個州府分別屬於不同的省份，仍然具有不可比性。
三、漢中府和臨洮府。漢中府管轄兩個州十四個縣，臨洮府僅管理兩個州三個縣，不到漢中府轄境的三分之一，但是，賦稅卻是漢中府的十六倍，如果，按照轄境來計算的話，那麼，就至少高達五十一倍了。不過，雖然這兩個州府都是屬於同一個省份，但是，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並不一樣，所以，這一說服力並不充足。
四、同是蜀國川北道的順慶府和保寧府。雖然，這兩個府的轄境相互毗鄰，而且，範圍都是兩個州八個縣，但是，順慶府的賦稅卻是保寧府的三倍之餘。可能造成這一差異的唯一理由就是兩者不屬於同一個州府吧。
五、在四川南充的一個縣裏，距離城池十里的地方是用“步”來丈量的，賦稅就按照丈量結果進行徵收，距離二十里的地方則用繩子來測量。
王士性認爲，按照我們的生活常理是很難解釋以上這五個例子的懸殊差異的，如果，非要解釋的話，那麼，應該是由於明朝建立之初，政府隨意覈定賦稅制度卻沒有注意全國統一標準，而後，天下太平，百姓習慣了各地的賦稅差異，所以，就慢慢演變成無法改變的事實了。
其實，王士性並沒有把話說透徹，或者說，他隱瞞了一部分事實。爲什麼這麼說呢?
這主要有兩點原因：
首先，老百姓只能服從官府的賦稅徵收決定，他們不一定知道各地之間存在着賦稅差異，就連地方官也不一定知道，除非是主要負責管理財政收支的中央戶部官員。因爲，統治者深諳保密國家機密的重要性，而這些數據就屬於機密，只能在官方修改和編撰史冊時公佈。
就算是在當地，也要等到修編志書的時候才能夠編入，而這一時間的跨度一般長達六十年或者更久。如果，中央政府每年或者定期公佈全國各地的賦稅制度的話，恐怕社會秩序將會受到影響，因爲，沒有人願意繳納比他人高出這麼多倍的賦稅。
其次，王士性在編寫著述的時候，並沒有把各地的全部收支作一個比對，比如說，除了正常的賦稅制度外，還有什麼其它的額外收支;各地是否按照朝廷規定的定額徵收賦稅，有沒有一些折扣、補貼之類的特殊政策;賦稅較高的地方有沒有優惠政策，是否做到了財政的收支平衡。
因爲，無論一個地方的百姓是貧窮還是富有，當賦稅的負擔超出他們的能力之外的話，那麼，州府之間的表面平衡就會被打破，從而，整個王朝就有可能被推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