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中國與西方：師生關係的困局
蔣廷黻先生在《中國近代史》(大綱)開宗明義指出：“我們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須瞭解我們近代邦交是我們的大困難，也是我們的大機會”。中華民族要有“光明的前途”必須學習“西方的近代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列強既是近代中國的最大“敵人”，也是中國近代化的“老師”。因此，表現爲目標與手段關係的“抵禦外侮”與“學習西方”，其實存在深層的邏輯困境，即“我的老師正是我的敵人”，晚清外交正是在此邏輯困境中不斷求索的過程。
蔣廷黻概括了中國近代史上的四次“救國救民運動”：“自強運動”(洋務運動)、“康有爲領導的變法”(戊戌變法)、“拳匪運動”(義和團運動)以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革命方略”(辛亥革命)。筆者通過分析晚清“救國救民運動”的努力以及最後失敗，認爲這是在“我的老師是我的敵人”邏輯困境中的無出路。
二、三次“救國救民運動”的努力與失敗
蔣廷黻對林則徐評價不高，甚至認爲林被罷黜，是他的終身之大幸事而中國國運之大不幸，因爲“林不去，則必戰，戰則必敗，敗則他的聲名或與葉名琛相等。但林敗則中國會速和，速和則損失可減少，是中國的維新或可提早二十年”。維新提前二十年或許有可能，但這一提前也會導致“我的老師正是我的敵人”的困境提前到來，而晚清政府並沒有認識到這樣的困境，更遑論走出困境了。從三次“救國救民運動”中可認識清政府在這一困境中的作爲。
1.洋務運動與開明官僚的努力
中國從鴉片戰爭以後就已經開始“睜眼看世界”，還提出了“以夷制夷”，但直到19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中國纔開始真正向西方學習。慈禧太后在成功發動政變並掌權後重用奕等具有“外視”眼光的官員，也成全了他作爲洋務運動倡導人之一。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作爲相對開明的官僚，奕深刻地感受到了向西方學習的重要性與緊迫性。在“自強”的號召下，晚清首先邁開了軍事近代化的步伐，創辦海軍、訓練新軍，是在“器物”層面上向學習。這可說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救國救民的方案。筆者認爲，不管怎麼說，清朝這些非守舊官員在列強看來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他們甚至對他們寄予厚望。然而，在甲午中日戰爭中的慘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
2.戊戌變法與知識分子的努力
甲午中日戰爭中的慘敗極大地刺激了那個時代脆弱而又極易興奮的知識分子的神經。懷着對往昔中國的自豪以及對現世中國的自卑，他們在“救亡圖存”的號召下，竟然很快掀起了“改革政治制度”的風潮。可惜，劇烈變法並非統治階級所能承受。一身三任的康有爲，只能說是個傑出的宣傳家，事實證明他仍不是真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們本可爭取當時還在觀望的慈禧太后的好感，他們卻操之過急地將她推向對立面。事實上，即便慈禧太后沒有出面干涉，光緒皇帝所倡導的自體性變革也不可能一帆風順，他甚至尚未釐清各種利益關係。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爲了自強、禦侮的變法運動者，在變法失敗以後，能夠並且願意保護他們的竟然是外國政府!
3.義和團運動與普通民衆的努力
前二者都是“以敵爲師”，但全都沒有成功，不是不堪一擊，就是被迫中斷，而晚清更加內外交困。於是，廣大普通民衆打出了“滅洋”的旗號，這可以說給幾近絕望的晚清政府打了一劑興奮劑，慈禧太后連忙宣詔，試圖藉此驅逐外國勢力。歷史沒有給機會主義的慈禧太后任何機會;爲了保住自己的位子，慈禧太后宣佈嚴懲義和團以及支持義和團的官員，甚至宣稱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友邦)之歡心”。從此以後，以大清國爲主體的向西方學習的救國道路走到盡頭——儘管以後還有一次所謂的“新政”，但那也只是“戊戌變法”在某種意義上的重演。這三次努力盡管都是爲了“救亡圖存”，但不論哪一種努力都受到統治階級內部勢力的阻撓，總是某一特定階層的獨角戲。如果說前二者是在承認西方是“老師”的前提下展開的話，那麼第三次就是完全地將西方放到了“敵人”的位置上去了，而結果卻幾乎是“國破家亡”。
三、晚清外交的無出路：從“敵人”到“友邦”的錯位
以上三次“救國救民運動”都與慈禧太后有着密切的聯繫，她的政治手腕稱不上高明，但是在那個封建專制時代卻足以影響整個中國。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之後，在慈禧太后“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友邦)之歡心”的國策下，晚清徹底喪失外交主權，淪爲列強的傀儡。“清政府掌握實權的西太后及其追隨者完全屈服於帝國主義勢力之下，只圖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對帝國主義者的苛求無一不有求必應。他們從盲目的排外變爲完全投降，實際上成爲各國特權的代理人”。
她的終極目標是維護晚清統治，更確切地說是維護她自己的統治地位，國與民並非她的首要考慮。在這樣的動機下，原本“敵人”成了“友邦”，在外交上便放棄了防禦與抗爭。於是，無法解決“我的老師正是我的敵人”這一困境的“學生”，爲了“一勞永逸”地掙脫了解決這樣的困境，一廂情願地讓“老師”成爲“朋友”，其後果就是國不國。在這樣的根本目標的指引下，慈禧太后的外交政策註定要失敗，再天才的外交官，再高超的外交手段，也只是離“救國救民”的目標越來越遠而已。
四、結論
楊公素先生在分析舊中國外交的悲劇與教訓時指出：作爲列強勢力範圍分割下的半殖民地，“歷屆政府都是仰外國的鼻息謀求維護自己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有獨立自主的外交”，即所謂的“弱國無外交”。沒有強盛的國家實力作後盾，縱有天才的外交人才，也不可能獲得良好的外交結果;更何況在整個晚清時代中，並沒有真正存在一個世界意義的“天才外交家”——李鴻章、張之洞等等雖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與眼光，但是都無法用真正的世界性的眼光審視他們的外交活動，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明確的外交導向。而“我的老師是我的敵人”的邏輯困境足以使整個外交活動受到至關重要的影響;可以說，處理“老師”或“敵人”的定位不但決定了晚清外交的走向，也決定了其對內的大政方針。正是因爲無法走出這一困境，晚清無法動員起整個社會的全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