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朝都有奸臣，不僅有一般的奸臣，還有貴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奸臣。但是綜觀歷史數千年，恐怕沒有哪一個朝代出過宋代那麼多奸臣。可以說，宋朝就是一個盛產奸臣的時代。從宋徽宗趙佶君臨天下到南宋末年這100多年間，可以說奸臣比比皆是，比較有名的大奸臣除蔡京爲首的“北宋六賊”外，其他還有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秦檜、万俟卨、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陳宜中、留夢炎等10多人，這些大奸臣不僅禍亂朝綱，陷害忠良，荼毒百姓，大部分還出賣國家民族利益，墮落成了可恥的漢奸。
兩宋時期，何以前奸後繼、奸臣輩出呢?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探尋的歷史現象。思之再三，認爲造成這一奇異的歷史景觀大約有下面一些原因。
一、皇帝昏庸無能，導致朝政大權旁落。
在很多朝代，人們都能數出一些比較有作爲的君王，尤其在漢唐盛世，如漢朝的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光武帝，唐朝的太宗李世民、一代女皇武則天、年輕時期的玄宗李隆基，即便到了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依然有康熙、雍正、乾隆這樣較有作爲的皇帝。在這樣的皇帝手下，奸臣很難有生存的空間。當然，不能說一個奸臣沒有，只要有皇帝，就會有奸臣出現。但是，這些皇帝當政的時代不會出現像宋朝那樣奸臣比比皆的奇異景觀。
尤其在宋徽宗以後，當政的皇帝更是一個不如一個，要麼於政治一竅不通，要麼剛愎自用，要麼沉迷玩樂，要麼年幼無知。在這樣一羣昏庸皇帝的治下，那些權欲利慾表現欲欲欲上心的奸臣自然方便欺下瞞上，獨攬朝綱，爲所欲爲。主昏必定臣奸，這無疑是千古不變之理。
二、只管發展經濟，罔顧社會公平正義。
在與各朝各代的比較中，宋朝算得上是經濟最繁榮的時期，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就是這種繁榮的極好藝術再現。但是，經濟發展並沒有給百姓帶來實惠，黎民衆庶從來就沒有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這種表面繁榮的背後是豪強不斷兼併土地，造成大量農民破產，貧富差距越拉越大，以宰相爲代表的大地主利益集團完全佔有了經濟發展成果，官僚成爲全社會最富有的階層。而宰相就是這種經濟模式的最高組織者，最大受惠者。
經濟畸形發展，兩極分化日益嚴重，而朝廷卻沒有制定相應有效的措施來抑制豪強的擴張。因此，從宋初開始，階級矛盾不斷加劇，各地農民起義時有爆發，在這個過程中，宰相又成了維穩的總指揮。宋朝，尤其在南宋的許多宰相同時又兼樞密使，即宋代最高軍事長官，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以致權力完全不受制約，極端的權力自然會導致極端的腐敗。要想保住既得利益，要想呼風喚雨瞞天過海一手遮天，宰相當然得費盡心機使出渾身解數，只要有需要，什麼爾虞我詐、欺上瞞下、結黨營私、打擊報復、栽贓構陷等一切陰謀手段都可以使出來，一代代大奸臣就是這麼煉成的。
三、外患頻仍，奸臣有了更大的表演舞臺。
兩宋採取的都是韜光養晦的基本國策。在外敵虎視眈眈的環境裏，宋朝統治者不要說沒有“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霸氣，就是對咄咄緊逼的入侵者奮起一擊的勇氣都沒有，他們採取的唯一辦法就是“議和”，即“通過和談的方式來解決國際爭端”。大宋的所謂“議和”就是實行“送去主義”，不斷給外敵送錢送物，以求一時苟安。宋真宗時的“澶淵之盟”就是整個宋代議和的縮影。一個貌似強大的國家，因爲懼怕遼的威脅，以至於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每年要孝敬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北宋末到南宋與金、元的“議和”除了輸送錢物之外，還不斷送去土地，最後將大好河山全部送完。
在宋朝，宰相主持內政外交，因此他們在“議和”的舞臺上有足夠的表演空間，也最有可能墮落爲賣國求榮的大奸臣，秦檜、史彌遠等多個宰相都親自擔任過議和使臣，其屈膝辱人之狀，直叫人作嘔。他們爲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保全自家的利益，可以任意出賣國家和百姓的利益。秦檜和金國內外勾結出賣大宋王朝的斑斑奸臣劣跡盡人皆知，這裏不再贅述。這裏舉南宋恭帝時宰相留夢炎爲例。德佑元年，即公元1275年，留夢炎擔任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並拜爲右丞相，不久升任左丞相兼樞密使，總督諸路軍馬。
可就是這個宰相兼三軍統帥，一面臨陣退宿，稱病不出，一面卻和元軍暗通款曲，密相往來，第二年竟公開降元。大宋王朝滅亡了，留夢炎不僅讓自家的一畝三分地毫髮無損，還從新朝的禮部尚書竄升至丞相，繼續享受一人之下的威風。最可鄙的是，他變節後居然還毫無廉恥地去勸抗戰名臣文天祥投降。留夢炎的經歷最能解釋許多身居高位的大奸臣數典忘祖屈身事敵的終極原因了。
四、頹靡的思想文化，成爲誕生奸臣的沃土。
有人認爲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文化最爲繁榮的朝代。這要從兩方面看：一方面宋代在文學、藝術、科技諸領域的確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也出現了許多大家;另一方面宋朝的主流文化其實是享樂文化、消閒文化。宋代統治者由於恐懼“陳橋兵變”一幕再度上演，制定了“重文輕武”的國策，使得漢唐以來的尚武精神喪失殆盡。思想上，統治者通過比以往更嚴格更精細的科舉考試和必須與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導向逐步加深對人的鉗制，於是宋儒理學應運而生。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讀書只爲求官，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不復存在，秦檜、留夢炎等衆多宰相都是進士出身甚至狀元及第，最終卻淪落爲歷史上最著名的大奸臣、賣國賊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國家不幸詩家幸，如范仲淹、蘇軾、王安石、李清照、辛棄疾、陸游、文天祥等少數讀書人，他們還保有着傳統文人以天下爲己任的使命感，創作出了許多光照千秋的篇章。但是，在以皇帝爲代表的頹靡文化指引下，更多的讀書人不再關心國家大事，而是沉迷在各種流行娛樂文化中，茶文化、酒文化、玉文化、狎妓文化等在宋代都發展到了頂峯，在知識精英那裏追求流行文化就是時尚，就是品位。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半壁江山淪陷，偏安一隅，而南宋官僚臣子仍然糜爛如斯。即便是程朱理學的標誌性人物朱熹，一面宣揚“存天理，滅人慾”，一面卻在家裏養着三妻四妾，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知識分子不再關心國家民族而是醉生夢死享樂至上，當然有利於統治者維持穩定。但也正是從頹靡思想文化的土壤裏選拔出來的官員絕大多數沒有理想，也沒有廉恥，玩弄權術，貪污腐敗，甚至賣國投敵在他們看來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而身居高位的大奸臣便是其中的登峯造極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