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元年(683年)，高宗病危，鑑於太子李顯充東宮才三年，處理國事經驗不足，高宗遺詔命自己信賴的宰相裴炎與兩位侍郎劉奇賢、郭正一爲顧命大臣，“於東宮平章事”，以輔佐太子登基，並在遺詔中留了“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的話，即特別授權武則天以太后身份兼決大事。
但並不是全權委託武則天臨朝管理國事，而是在有特別重要的軍國大事，同時皇帝與大臣們又“不決”時，才能兼取她的決定。
然而，裴炎卻在高宗死後第三天、太子在靈柩前即位後的第二天上奏說，嗣君尚未正式冊封爲皇帝，也未聽政，不宜“發令宣敕”，建議“宣太后令於門下施行”—即一切政令都要以太后武則天令的形式發佈。
裴炎這個史無前例的建言對武則天來說太及時了。武則天從當上皇后以來逐漸掌握朝政參決權，至今已二十多年，她掌控國家和百姓命運的慾望越來越強烈，而今那懦弱病衰的夫皇去了，雖然遺詔中給了她一些決定國事的權力，但卻明定非“軍國大事有不決者”不能過問，這使她原來曾享有過的權力遭到很大的限制。從此以後，雖然她貴爲皇太后，但皇帝已經成年，顯然不會讓她過多地干預政事，這就不能不讓具有極強權力慾的她產生強烈的失落感。
現在，藉着裴炎的這個建言，她順理成章地取得了國事的處分權，以後，太子正式受冊嗣位並尊她爲皇太后，她卻霸着權力不鬆手，毫無還政的意思，以致從此“政事鹹決焉”。
可以想見，當時除了顧命宰相裴炎，其他人是不敢提出這種建言的，而如果沒有裴炎的這個建言，武則天也很難找出什麼理由取得國事決定權.
以後隨着時間的推移，新皇帝對政事的控制逐漸鞏固，武則天也只能無可何地淡出政治舞臺去過她那富足高貴、含飴弄孫的太后生活了，唐代歷史自然會是另一番摸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