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板橋與吳敬梓是同時代人，一生歷經清康、雍、乾三朝。鄭板橋，興化人，生於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十月二十五日(1693年11月22日)，卒於乾隆三十年乙酉十二月十二日(1766年1月22日)，享年73歲。許多著述，尤其是《辭海》關於鄭燮的詞條以及黨明放先生所著、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的《鄭板橋年譜》等工具類書籍，都將鄭板橋的卒年誤寫爲1765年，由於農曆和公曆未能準確換算，致使出錯，以訛傳訛。全椒人吳敬梓，生於康熙四十年辛巳(1701)，卒於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享年54歲。鄭板橋長吳敬梓8歲，比吳敬梓晚去世12年。他們都曾在揚州生活過，與揚州有着難以割捨的情緣。
明清時期，揚州是名符其實的運河之都，是南北漕運的重要轉運地和國家中部各省食鹽的供應基地和集散地，商業十分發達。尤其到了康乾盛世，“千家養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種田”，揚州的繁榮達到極盛，揚州鹽業更是達到了歷史的頂峯，揚州鹽商的財富和影響力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世界超過50萬人口的十大城市中，中國佔有六席，揚州位於第三。官僚豪紳、富商巨賈在揚州建造了龐大秀麗的住宅和園林，他們除追求奢侈的物質享受外，又附庸風雅，建有多處書院和雅舍，對雲集於揚州的四方文士以禮而待，並且不惜重金資助他們作文、出書，“海內文士，半集維揚”，揚州成了文人雅士的嚮往之地。鄭板橋與吳敬梓作爲當時文壇的驕子，他們將“東南繁華”之地揚州選擇作爲大顯身手的平臺和人生的驛站，是理所當然的。
鄭板橋與吳敬梓同爲文士，性喜交遊，他們的詩文集中留下了與許多文人雅士交遊的詩詞、書信、題跋等，可是就沒有他們倆交往的信息。他們曾是兩淮鹽運使盧見曾的幕賓，也曾得到鹽典富商的資助，周榘、李葂、江昱、程夢星等人又是他們共同的文友，他們爲何彼此相識卻不相往來，這是一個令人納悶且有趣的話題，值得仔細玩味。近來研讀陳美林先生撰著的《吳敬梓評傳》、周積寅先生撰著的《鄭板橋》等讀物，探析和品味鄭板橋與吳敬梓不相往來的原因，有了較深的體會，覺得主要有以下幾點。
僅有一面之緣
吳敬梓對揚州情有獨鍾，生前多次往來於揚，並終老於揚。他的好友程晉芳爲其所作《哭吳敏軒》中有詩句“死戀揚州好墓田”，正是其一生魂系揚州的心跡吐露。如吳敬梓的詩作《贈真州僧宏明》所云“十四從父宦”(隨父赴江蘇贛榆)時即途經揚州，應該是在1714年。此時鄭板橋才22歲，還在家鄉興化剛剛涉獵繪畫創作，他們倆不可能認識。
據王偉康先生所撰《吳敬梓的揚州情結》考述，吳敬梓先後五赴揚州。第一次是在雍正十三年(1735)秋冬之交，時年35歲。他在短暫地出遊真州後就來到揚州造訪友人。寓揚期間，吳敬梓思鄉戀家心切，無心在揚多留，即迎風冒雪渡江返回秦淮寓所。依丁家桐所著《鄭板橋年譜》，鄭板橋是年“冬日，赴北京”，準備參加丙辰科考試。因而，兩人無緣相識。
吳敬梓再度來揚，是在乾隆元年(1736)夏秋之間，遊覽了揚州八大寺院之一的天寧寺。而這年44歲的鄭板橋已在京，二月至三月，於貢院參加禮部會試，中貢士(商承祚：《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五月參加殿試，中第二甲第88名進士(傅增湘：《清代殿試考略》;李周望：《國朝歷科題名碑錄初集》);乾隆二年(1737)45歲時“南歸揚州”(鄭燮：《行書揚州雜記》卷)。這一年兩人不在一地，不可能會面。
兩人真正會面的時間是在乾隆五年(1740)五月，時年40歲的吳敬梓第三次來揚州投奔他的官場朋友、乾隆元年(1736)始任兩淮鹽運使的盧見曾，因適逢盧負謗獲罪被譴戍臺前夕，吳敬梓與鄭板橋都參與了題贈《奉題雅雨大公祖出塞圖》詩及送行活動，在高鳳翰等人爲盧見曾繪《雅雨山人出塞圖》長卷上有他們兩人的題詩(現藏故宮博物院)。
鄭板橋題跋：“鱷魚馴暴衡雲開，同谷七歌酸以哀。千磨萬煉成巨器，杜韓不盡誇天才。美酒肥羊飽紈絝，聲色埋人無出路。我輩豈是尋常人，摧殘屈折皆調護。文章政績兩殊絕，天意雕鐫未休歇，欲使飛騰破九霄，故教蜿蜒蟠邱垤。寒雲黃，日青咽;寒草短，雪嚴齧。寒水濺濺，冰老成石;寒風拉拉，樹頑成玦。南望長城二千里，秦時古苔未磨滅。北過瀚海弄石子，五色斑花繡成塊。磊落胸中萬卷書，一夜悲笳盡欲裂。首斷魂僵夢亦枯，英雄氣冷何由熱?豈知天意正有以，不是逢樗摧即折。劍閃芙蓉百鍊深，馬雄天廄千場貼。鳳閣頒書早晚歸，玉堂此畫須高揭。萬鍾於我何加損，未容換此灰中劫。揚州後學板橋鄭燮。”
吳敬梓題跋：“玉門關外狼烽直，毳帳窮廬犄角立。鳴鏑聲中欲斷魂，健兒何處吹羌笛。使君銜命出雲中，萬里龍堆廣漠風。夕陽寒映明駝紫，霜花曉襯罽袍紅。顧陸丹青工藻繪，不畫凌煙畫邊塞。他日攜從塞外歸，圖中宜帶風沙態。披圖指點到窮髮，轉使精神同發越。李陵臺畔撫殘碑，明妃冢上看明月。天恩三載許君還，江南三度繁花殷。繁花殷，芳草歇，蔽芾甘棠勿剪伐。奉題雅雨大公祖出塞圖治晚生吳敬梓”
在圖上題詩送別者還有馬曰琯、程夢星、楊開鼎、閔廷容、王藻、馬位、馬樸臣、馬蘇臣、方原博、閔華、符曾、錢陳羣、吳廷採、周榘、李葂、江昱等。送行活動後，吳旋即離揚回故鄉全椒去了。
乾隆十七年(1752)冬與十八年(1753)春夏之交，吳敬梓返回故鄉全椒時，又繞道去遊過揚州。而板橋乾隆十七年底剛在濰縣去任，借住在濰縣友人郭家，並在此度歲。“鄭公名燮……十一年任濰，十七年以病去任，時年六十”。(郭榆壽：《榆園雜錄》卷一)乾隆十八年(1753)春，作《予告歸裏，畫竹別濰縣紳士民》詩：“烏紗擲去不爲官，囊橐蕭蕭兩袖寒。寫取一竿清瘦竹，秋風江上作釣竿。”(《鄭板橋集·題畫》)後離開濰縣返鄉，他們倆也無緣相會。
吳敬梓最後一次到揚州是在乾隆十九年(1754)，主要是去投靠已復任兩淮鹽運使的盧見曾，期以擺脫長媳病逝、長子離去的酸楚，排遣寂寥，同時也求得生活上的賙濟。而盧對吳並未特別禮敬，吳常有被冷落的苦惱，在感到於世不用、不被看重的的同時，又絕不屑於與鹽商往還，寧願困頓自守。加之，連日來會客、雄談，精神極爲興奮，而身體又十分疲憊，貧病交加，由糖尿病併發的高血壓症突然惡化，痰涌不絕，於農歷十月二十九日(12月12日)凌晨謝世。
而此時“三絕詩書畫，一官歸去來”的鄭板橋卻聲望日隆，這一年創作應酬活動非常繁忙。據《板橋自敘》說：“又以餘閒作爲蘭竹，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騷人詞伯、山中老僧、黃冠煉客，得其一片紙、隻字書，皆珍惜藏庋。”是時，板橋繪畫創作已進入成熟期與旺盛期。且當年板橋還遊杭州、回興化、返濰縣三次，亦無緣與吳敬梓重逢。
鄭板橋是“揚州八怪”中最具影響力的重要人物，前後在揚生活20多年，揚州是他經常往來寄住的地方，是他的第二故鄉。他的“揚州興化人”一印，更是以地屬揚州爲驕傲。他一生交遊很廣，除了詩人、詞客、書家、畫士以外，還有王侯、官吏、商賈、布衣、和尚、道士、歌童、妓女，其間關係深淺，交誼厚薄，趨向異同，存在着差別。
鄭板橋與吳敬梓的相逢，有史料可證的僅有一次，即“一面之緣”，而且發生在許多文士參加的爲盧見曾題詩送行的大場合，旋即吳又離揚回全椒去了。
境遇上的落差
乾隆朝，盧見曾兩任兩淮鹽運使，雖爲主持鹽政的大吏，卻有着很好的文藝素養，在任時以愛才好士著稱，幕府賓客衆多，極一時之盛。鄭板橋以怪著稱，不僅書畫風格怪異，而且爲人處世不攀附權貴、傲骨錚錚。而盧見曾卻與鄭板橋交往密切，甚至有至死不渝的友情，兩人詩文集中互有反映。板橋從三十一歲來揚，度過了大約十年的賣畫生涯，這是他一生中窮愁潦倒而又十分重要的一段時期。父親窮困而死，兒子隨後夭折，賣畫無人賞識，境遇之慘，幾乎把板橋逼上絕路。板橋把這段時間自喻爲：“十載揚州作畫師，長將赭墨代胭脂。寫來竹柏無顏色，賣與東風不合時。”(《鄭板橋集·詩抄·和學使者於殿元枉贈之作諱敏中(一)》)。他31歲至40歲期間主要落腳地是在揚州，盧見曾不僅給予他物質上的資助，還與他建立了一種超越主賓的摯友關係。落魄揚州的鄭板橋對盧見曾抱着精神上的知遇之恩，盧見曾招攬鄭板橋的舉動也具有特別的文化道德關懷。
尚小明的《清代士人遊幕表》載：“鄭板橋1736年順天學政崔紀邀入幕，又爲兩淮鹽運使盧見曾座上客。”《揚州畫舫錄》卷十載：“鄭燮……往來揚州，有二十年前舊板橋印章，與公(盧見曾)唱和甚多。”乾隆四年(1739)，鄭燮作《送都轉運盧公》詩四首贈之，奉呈雅雨山人盧老先生老憲臺，兼求教誨，板橋自稱後學鄭燮。其時板橋四十七歲，盧見曾也不過年方五十，板橋稱雅雨爲老先生、老憲臺，而自稱爲後學，可見鄭對盧敬之耳。此年十一月五日，板橋還手書了李葂所作之《題雅雨夫子借書圖》中的一首詩“旋假旋歸刻未閒……”，此時盧見曾已是戴罪之身，前途未卜，而板橋依然如此，非盧公之知交摯友不能也。次年，盧見曾戴罪赴邊、遠謫塞外，鄭板橋爲高鳳翰等人所繪之《盧見曾出塞圖》題長詩一首，其詩長達二百餘字，慨慷激昂，直抒心意，頌揚盧有杜甫韓愈之才，“磊落胸中萬卷書，文章政績兩殊絕”，可謂是“臧否人物，無所忌諱”!待到盧見曾再任兩淮鹽運使時，兩人皆已步入晚年，時爲乾隆二十二年(1757)，板橋65歲，盧見曾亦已68歲。是年，盧於揚州虹橋修禊，鄭亦應邀頂其雅集，並作《和雅雨山人紅橋修禊》四首、《再和盧雅雨四首》，雅興無前。盧見曾對鄭板橋亦備加推重，他在復官不久寫的《揚州雜詩》十二首中，第一首即是頌鄭板橋：“一代清華盛事饒，冶春高宴各分鑣。風流間歇煙花在，又見詩人鄭板橋。”《揚州畫舫錄》卷十五載，盧見曾衙署之“蘇亭”，其額即爲板橋所書。板橋還爲盧見曾改建的祀歐陽修、蘇軾和王士禎的“三賢祠”撰寫碑文：“遺韻滿江淮，三家一律;愛才如性命，異世同心。”足見兩人關係非同尋常，彼此相重相惜。
當時出入盧見曾府署中的知名學者文士甚多，除了鄭板橋外，也有吳敬梓。吳敬梓在奉題“雅雨大公祖出塞圖”詩的最後一句“蔽芾甘棠勿剪伐”，以“甘棠遺愛”的故事稱頌有德政、澤及人民的地方官員盧見曾，不僅切合他們的關係，而且他本人也感同身受。吳敬梓早年出遊淮揚，就曾得到盧見曾的資助。當乾隆“十九年盧見曾還任兩淮鹽運使”時，吳與盧原有舊誼，因而再度來揚拜訪盧見曾。但吳敬梓是一位寒儒，地位並不十分突出，雖能經常出入於盧雅雨“大公祖”幕中，但卻自行住在鄰近徐凝門一帶、后土祠(瓊花觀)附近的族人吳楷(字一山)家中。在奉題“雅雨大公祖出塞圖”上，治晚生吳敬梓的題詩亦在圖的綾圈右下端，已被從原圖中割截另行裝裱。盧見曾沒有特別看重他，吳感到於世不用，嘆息“丈夫抱經術，進退觸藩羝。於世既不用，窮餓乃其宜”，感慨“誰識王明，齋鍾愧闍黎”，常有被冷落的苦惱。吳敬梓一生貧窮，寫作《儒林外史》亦多憑盧見曾、程晉芳等人的支持。吳敬梓死後，盧見曾亦慷慨解囊，買棺裝殮，並且安頓好吳敬梓的妻兒老小。盧見曾的愛才好士深得時人讚許和後人褒揚。
吳敬梓與鄭板橋雖同爲盧見曾的幕賓，吳並沒有鄭幸運，被奉爲上賓。加之他沾染些“家本膏華，性耽揮霍”的習氣，經濟頭腦又不及鄭板橋，在父病逝後過着揮霍的浪子生活，“田廬盡賣，鄉里傳爲子弟戒”(吳敬梓：《減字木蘭花》)，“子弟戒”無疑是鄉里將他看作一個敗家子式的反面教材了。他應科舉時，也被斥責爲“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後不得不憤懣離開故土，靠賣文和朋友接濟爲生。鄭、吳兩人境遇上的落差，是導致他們倆不相往來的重要原因。
對待科舉及官場態度的不同
吳敬梓出生在“家聲科第從來美”的仕宦名門，他的曾祖是探花，祖父吳旦是個監生，伯叔祖吳晟、吳昺皆進士及第，“一時名公巨卿多出其門”，自他的父親起家道衰落。吳早年對祖上得益於科舉制度，也曾引以爲豪，他從安徽全椒剛遷到南京時，寫過一篇《移家賦》，說“五十年中，家門鼎盛”。他的一生變化極大，由富入貧，大半時間消磨在寧、揚兩地，他對於科舉考試的態度經歷了一個由追求、失望到冷淡、憎惡的發展過程。從與“上層人士”的交往及接觸中，憤慨地看到官場的徇私舞弊、豪紳的武斷鄉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聵、舉業中人的利慾薰心、名士的附庸風雅和清客的招搖撞騙，加上他個人生活一落千丈，因而對社會百態及官場黑暗以及科舉本質逐漸有了清醒的認識，對於功名富貴表達了與常人截然不同的看法。雍、乾年間，清朝統治者採用大興文字獄、設博學宏詞科作誘餌，考八股、開科舉以牢籠士人，提倡以理學爲統治思想等方法來對付知識分子，使許多知識分子墮入追求利祿的圈套，成爲愚昧無知、卑鄙無恥的市儈。吳敬梓看透了這種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會風氣，他反對科舉制，不願參加博學宏詞科的考試，憎惡士子們醉心制藝、熱衷功名利祿的習尚，對這些醜惡的事物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他的《儒林外史》，被譽爲含着熱淚控訴科舉功名毒害讀書人的救世之書，顯示出他民主主義的思想色彩，展露了近代現實主義的曙光，足堪躋身世界文學名著之林。
而鄭板橋生於一個寒儒家庭，其父鄭立庵是一位“私塾先生”。板橋出生時，興化連年遭災，生活困苦不堪。板橋童年和青少年時代，是在艱苦與辛酸中度過的。板橋30歲時，父親立庵病故，家無長物，賣書葬父，鍋中無米，竈間無柴，可門前還不斷有人來逼債。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板橋曾逃到海陵、鎮江焦山躲債。貧寒的家境，悽苦的身世，不幸的遭遇，促使板橋發憤改變命運，走“讀書——科舉——作官”的發達之路是他心中孜孜以求的夢想。他多次對朋友表白：“讀書作文者，豈僅文之云爾哉?將以開心明理，內有養而外有濟也。得志則加之於民，不得志則獨善其身。”(《與江賓谷、江禹九書》)板橋在《焦山讀書復墨書》和《濰縣寄舍弟墨第四書》兩書中皆告誡舍弟鄭墨：“愚兄既不能執御執射，又不能務農務商，則救貧之策只有讀書。”“凡人讀書，原拿不定發達。然即不發達，要不可以不讀書，主意便拿定也。科名不來，學問在我，原不是折本的買賣。”並一再叮囑：“信此言，則富貴;不信，則貧賤。”他是不屑於做一個鄉下默默無聞的教書先生的，“教館本來是下流，傍人門戶度春秋”，此種心跡流露無遺。科舉制度到了明清兩代，以制藝取士，其僵化腐朽、摧殘人性的一面日益顯現出來，造成了不少人生悲劇。板橋讀書應試自有他的路數，他主張不要死讀書、讀死書，萬不可“爲古人所束縛”，所有史書“句句都讀，便是呆子”，所有詩人，“家家都學，便是蠢材”，他主張“學一半，撇一半，未嘗全學;非不欲全，實不能全，亦不必全也”。這是板橋不同於一般腐儒的高明之處。板橋大半生專心致志於科舉，竭力突入統治階層，體現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傳統儒家思想對他的深刻影響和束縛。在此過程中他體現出來的精神氣質，與封建社會傳統文人並無二致，其身上具有的新舊思想雜陳、進步與落後因素並存的現象，可算是中國傳統思想在歷史嬗變過程中複雜性的具體體現。
板橋“官山東先後十二載，無留牘，亦無冤民”，(咸豐《重修興化縣誌》)“去官日，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畫像以祀”，(《清代學者像傳》)贏得了廣大民衆的擁戴和景仰。十二載的爲官生涯，也使板橋進一步看到了官場的黑暗和腐敗，同時，他爲善親民、淡泊名利的思想和藝術家曠達不羈的氣質也難以使他與整個官場融爲一體。他對污濁的官場是厭惡的，詞作《青玉案·宦況》，概括了板橋十多年枯燥無味的官場生涯：“十年蓋破黃綢被，盡歷遍，官滋味。雨過槐廳天似水，正宜潑茗，正宜開釀，又是文書累。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妝傀儡，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闌燭跋，漏寒風起，多少雄心退。”在惆悵和苦悶中，他內心逐漸滋生出逃離官場、迴歸田園的念頭。所以，當他去官回家的時候，反倒產生了一種說不出的解脫與輕鬆。他在《罷官作》(其一)中寫道：“老困烏紗十二年，游魚此日縱深淵。春風蕩蕩春城闊，閒逐兒童放紙鳶。”那份恬淡，那份閒適，那份解脫的自由與逍遙，那份不雜一絲苦澀與無奈的陶醉與怡然，使人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的陶淵明。對於官場，板橋進入得艱難，去得倒十分瀟灑。可以說，鄭板橋既是科舉制度的幸運兒和得益者，又是失意者和受害人。他與吳敬梓的出生門第、人生經歷和對待科舉及官場的態度顯然是不同的。 對待鹽商富豪態度的不同
吳敬梓在盧見曾幕時，對出入鹽運使署的兩淮鹽商深爲不滿，十分厭惡他們“牢盆牟國利，質庫朘民脂;高樓明月中，笙歌如沸糜”的那種巧取豪奪的驕奢淫逸生活。一些名士在鹽商大量饋送金銀的禮遇下，也紛紛與他們交往應酬。浙西詞派領袖朱彝尊“舉博學鴻詞，授檢討，歸過揚州”時，大鹽商安麓村曾“贈以萬金”(《揚州畫舫錄》卷十);袁枚爲安麓村“重刻孫過庭書譜數石”題跋，僅書“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隨園袁某印可，時年七十有七”二十二字歸之，就得安麓村所饋贈的“二千金”(《清稗類鈔)第三十一冊)。大鹽商江春，也多結交、延攬名士，“奇才之士，座中常滿，亦一時之盛也”(《揚州畫舫錄》卷十二)。吳對於此類現象十分反感，絕不屑於仿效，與鹽商作交易。他在《儒林外史》中借季葦蕭之口“穿入隱微”地將鹽商作爲“資性蠢愚，心術卑鄙，貨利聲色之外不知其他”的鄙夷對象，譏諷揚州鹽商“六精”：坐轎的債精，擡轎的牛精，跟轎的屁精，看門的謊精，家藏的妖精，還有頭戴的方“巾”。喜笑怒罵，謔而近虐了!這種價值評判卻不是清代揚州鹽商的真實、全面的寫照。商人自古以來有良賈和貪賈之分，在清代的揚州鹽商中，貪婪無度、卑鄙庸俗者有之，誠信敬業、仗義疏財、風雅自許者也有之，如吳敬梓就曾多次得到忘年交、鹽商俊彥程晉芳的生活資助，因此對鹽商尚不能一律以“六精”、奸商看待。
鄭板橋對待鹽商富豪的態度與吳敬梓不同，從現存的詩文、書畫作品來考察，揚州八怪中的鄭板橋諸人都與鹽典富商有着密切的交往。鹽商是他們作品的最大買主，如果沒有鹽商的支持，鄭板橋諸人恐怕連溫飽也難以維持。如人稱“揚州二馬”的大鹽商馬曰琯(字秋玉)、馬曰璐(字佩兮)昆仲慷慨好義，聲名遠播。馬曰琯初識鄭板橋於焦山，愛才若渴，得知其因家貧避債來此，即暗贈紋銀200兩，頓解板橋的燃眉之急。板橋詩文集中亦收錄有《爲馬秋玉畫扇》題詩和《揚州馬氏小玲瓏山館》楹聯。還有鹽商朋友程子刲(字羽宸)饋贈板橋一千兩紋銀，使他不僅順利地娶回了饒五姑娘，也徹底改變了一時的貧窮狀況。板橋深情地說：“餘江湖落拓數十年，惟程三子刲奉千金爲壽，一洗窮愁。”程氏有《黃山紀遊詩》請板橋題句，板橋寫了《題程羽宸黃山詩卷》，先寫黃山的古今形勢，次敘自己爲世俗所累，不獲一遊，不如程君之倜儻，後贊程作品的才思非凡，願追隨其後。板橋對程氏的知遇之恩，深懷感激，溢於言表。他甘願放下清高的架子，投桃報李，這也是他與鹽商的一種友好交往。
經濟上依附鹽商，本不是鄭板橋的意願。七品縣令鄭板橋，不能在官場上“立功天地，字養生民”，終於被擠出官場，弄得官罷囊空，橐筆揚州。於是，在一些鹽商附庸風雅、廣交詩文畫友的招引下，本來對鹽商沒有多少好感的鄭板橋，和其他書畫家一樣，在商品經濟的浪潮中，不得不與鹽商相互依賴，各得其所。當時揚州有句民諺說：“堂前無字畫，不是舊人家。”因此，一些鹽商富賈，不惜一切代價，求購“詩書畫三絕”的板橋字畫。而板橋賣畫又不願題款，不願給鹽商富豪裝點門面。清人孫靜庵《棲霞閣野乘》卷四中就記述了一則“揚州某鹽商指使一老人騙板橋爲其作畫”的故事，形象地反映了鹽商不擇手段爲求取板橋書畫爲榮的一種時尚。板橋曾爲一位富商畫蘭後題詩道：“寫來蘭葉並無花，寫出花枝沒葉遮。我輩何能構全局，也須合攏作生涯。”這就體現了鄭板橋面對現實不得不改變觀念與鹽商交友往還的無可奈何心態，反映出鄭板橋與吳敬梓在對待揚州鹽商富豪上的不同態度。
《史記·伯夷傳》引孔子言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鄙以爲，觀念與態度的不同，這纔是鄭板橋與吳敬梓不相往來的根本原因。
有人認爲，鄭板橋對小說的態度，可能導致他與吳敬梓的矛盾，這或許是二人互不來往的原因。此說讓人覺得未免遷強附會，似是而非。王同書先生在《鄭板橋與通俗小說》(《明清小說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中說：從鄭板橋出處行藏來說，他不是小說家，也不是各類通俗文化的鼓吹者，而是一個奉儒守道的正統文人。他所受的教育完全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套，但研讀他的文集，瞭解他的交遊身世之後，卻感到他與通俗文化，特別是通俗小說，有相當深的因緣。一、重視、喜讀。將通俗小說與《史記》、韓愈文章等典範作品同列。在《自敘》中他說：“平生不治經學、愛讀史書，以及詩文詞集、傳奇、說簿之類。”他並進一步談“文章有大乘法”，“諸葛武鄉侯”之文、曹操之詩就屬大乘法;又說：“韓信登壇之時，孔明隆中之語，則又切之切者也。”在《家書》中又說“先帝入蜀，以諸葛爲之相，以關張爲之將;忠義傳千古，道德繼賢聖，豈非堯之留餘不盡，而後有此發泄也哉”。作爲一個正統文人，能如此明白將“說簿”等列入“喜讀”之書，並頌揚“說簿”中之作品，視爲文章之最高典範“大乘”法，並指出其淵源來自古代賢聖遺韻“堯之留餘不盡”，可見他從感性到理性對此類作品的重視。
至於他在《濰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書》中告誡弟弟的：“更有小說家言，各種傳奇惡曲，及打油詩詞，亦復寓目不忘，如破爛廚櫃，臭油壞醬，悉貯其中，其齷齪亦耐不得。”王錫榮先生在《名家講解鄭板橋詩文》註釋中說：“小說家言，指街談巷議、道聽途說的傳聞故事之類，爲後世小說之祖;傳奇惡曲，指惡劣的戲曲作品;打油詩詞，謂俚俗、詼諧的詩詞，由唐人張打油《雪》詩得名。”可知這並非指經典小說。還有他所謂特意告誡兒子的話：“今年若能看完《史記》，明年更換他書，惟無益之小說與彈詞，不宜寓目。觀之非徒無益，並有害處也。”而查找《濰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書》中並沒有這樣的話，引此論者不知源自何處?卞孝萱先生在《〈鄭板橋家書〉四十六通辨僞考》(載《鄭板橋叢考》)中指出：“1936年，上海的一個私營小書店——‘中央書店’，鉛印了《鄭板橋家書》，登載了六十二通書信(不都是家書)，其中十六通是抄襲的，四十六通是從未發表過的。”“這四十六通從未發表過的板橋書信，卻是不折不扣的膺鼎。”“四十六通出於僞造，其餘十六通是抄襲《與舍弟書十六通》。”讀者諸君切勿上了僞書的當。
